前几天写了墨西哥的军政府退出机制的文章（从美墨战争后墨西哥丧失230万平方公里土地，看墨西哥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的治理失范问题（二）：拉美国家的军政府问题（下）），今天我们来看一看智利、巴西和韩国的军政府退出机制是怎样的。智利军队下层得到财政保障，上层被资本，特别是外资旋转门收买，而巴西的则主要是本土资本搞的旋转门收买，智利军队和巴西军队事实上都保留了很多特权和旋转门机制。智利军队在拉美一直以“高职业化”和“超然地位”著称。皮诺切特下台前，给军队量留了一手巨大的制度红利——《铜业法》（Ley Reservada del Cobre）。该法规定，智利国家铜业公司（Codelco）总销售额的10%必须直接拨给军队作为军费和武器采购金，且设有最低保障下限。虽然这项法律在近年开始被逐步改革、淡化，但几十年来它成功地把智利中下层军官、士兵的福利与国家命脉牢牢绑定。这让智利军队即使在民主化后，也不需要像其他拉美军队那样为了基本饷银去搞低端的内部腐败或走私，下层利益极其稳固。
皮诺切特：用《铜业法》和外资旋转门筑起军队的铁壁
皮诺切特时期的“芝加哥男孩”将智利打造成了拉美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场，智利经济高度融入全球资本循环，矿业、金融、公用事业充斥着跨国资本。智利军方上层（将军、高级幕僚）在退休或退役后，由于其对国家战略资源的控制力、政策影响力以及在威权时期积累的国际政商关系，成为了跨国投行、国际矿业巨头（如英美资源、必和必拓等）以及全球风险评估机构极力拉拢的对象。高级将领在退役后无缝切换为外资企业的董事、顾问或大中华区/拉美区代表，通过全球资本的“旋转门”实现阶级跃升。
巴西军政府时期（1964-1985）推行的是国家主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军队成了超级经济玩家，他们亲手扶持了巴西的重工业、航空工业（如巴西航空工业公司 Embraer）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这导致巴西军队上层与巴西本土的“垄断寡头”（如建筑巨头 Odebrecht、JBS、各类大型本土银行及资源开采商）建立了一种血肉相连的利益同盟。巴西高级将领退役后的传统去向，是那些依赖国家贷款、政府采购和公共特许权（Concessions）的本土跨国企业（Translatinas）。这些本土大资本极其需要退休将领在联邦政府、国会以及巴西国家发展银行（BNDES）内部的深厚人脉，来帮企业跑批文、拿国防订单或大型基建项目。近年来大名鼎鼎的“洗车行动”（Lava Jato）反腐风暴，就彻底撕开了巴西本土建筑、石油巨头利用“旋转门”和政治献金深度游说、收买政军高层的黑幕。
巴西军政府：深度嵌入本土重工业与基建的巨轮
所以选举上台的政府事实上不能动这些，如果动了，军政府还是会卷土重来的。而韩国的军政府退出机制似乎不太一样，除了美国压力，内部机制还需要仔细研究。韩国不像墨西哥，革.命.制.度.D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大部分军头确实都参与了反对迪亚斯的革.命，所以党可以纠合不同派系，进行分肥，韩国军队各派系成员不是这样走到一个"容器”里面的，所以政党过渡的退出路线不能成功；智利那种则是有外资有求于军队打击阿连德同时没有走巴西式本土寡头旋转门道路（而分肥给外资）的好处，韩国是培养自己的垄断资本，所以也不行，外资没有必要为韩军寻求类似智利军队模式下的上下层固定利益；韩国军队没有巴西化，本土垄断资本是军队扶持起来的，按理说应该给予军队分肥的旋转门空间，但是通过股权让利等形式，韩国财阀给了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相当规模的好处，提升了自身的谈判筹码，使其并不担心军队霸王硬上弓.
而且一心会和非会员之间的矛盾，给了资本在紧急状态下扶持军队内部反对派的空间，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使得韩国军队没有成功获得特权飞地。而且，军队内部利益再分配有问题，将军们很少或者说不屑于走旋转门，而是直接要钱，搞糟了军队和财阀的关系，而新老交替，老将军们占着茅坑不拉屎，在一心会这样一个“准政党”里面造成了拥堵，非核心成员或非会员得不到擢升，擢升之后没有旋转门承接，让派系矛盾激化，拉美军队不可能没有派系矛盾，但旋转门机制疏导了矛盾。他们的政治文化是君主型的，不是妥协型的，所以拥堵更严重，也是他们不采取与财阀合作，而是直接抢钱的重要行为逻辑来源，这是东亚特有的文化，而拉美基本上都有天主教会的影响，教会最古老状态就是各地豪强合作分肥，这种政治文化其实可以说是“深入人心”的。
1996年，全斗焕身穿囚服被推上历史审判席
朴正熙和全斗焕自视为国家的“新君主”。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财阀（现代、三星、大宇）根本不是对等的“资产阶级合作伙伴”，而是君主用国家资源一手豢养出来的“官商”或“家臣”。既然你是我的家臣，你的资产本质上就是我赏赐给你的“王土”。当国家（或者掌握国家机器的军头个人）需要钱的时候，君主对臣下进行“籍没”、“强索”或要求“政治献金”，在他们的政治逻辑里是天然正当的。他们不屑于像西方资本主义那样，通过去企业当董事、拿年薪、倒腾股权来分肥——那太“委屈”君主的身份了。这种君主型文化具有强烈的“零和博弈”特征。由于缺乏权力分享的传统，高层派系一旦掌握权力，就必须“吃独食”，把权力用到极致；而底层的非会员（非一心会）也深知，一旦没有赶上这班车，等待自己的就是彻底的边缘化和清算。这种“赢家通吃、输家全无”的君主心理，让军队内部的拥堵和焦虑被放大了十倍，毫无妥协和退让的空间。
欧洲中世纪以来的教会，其本质就是一个巨大的、跨区域的“豪强利益协调网络”。教皇、国王、地方领主、主教之间，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君臣关系，而是一场持久的、充满账本和契约的利益分润游戏。这种文化在拉美殖民时期被完美继承：总督、大地主（Caudillos）、教会三足鼎立，谁也无法绝对吃掉谁，大家坐下来把地盘和印第安奴隶划一划，各分一块。当拉美进入工业化后，军头、本土垄断资本（如巴西基建巨头）、跨国资本（如智利外资）不过是取代了当年的总督、地主和教会。在拉美人的政治常识里，“相互承认对方的独立利益，并通过一种体面的机制进行分润”，是维持社会运转的最高智慧。旋转门（从军界到商界董事会）在他们眼里不是腐败，而是现代文明人进行“豪强分肥”的丝滑工具。它既保护了资本的产权，又保障了军队退出后的阶.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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