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凭什么获得顶格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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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凭什么获得顶格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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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相信”的力量。

文 | 华商韬略 陈洁

又一次来华的比尔·盖茨,是中国的老熟人。

他是中国人听说最早的“世界首富”,是微软的象征。过去30年,他来了18次,以及数不过来的视频亮相。就在半个月前,他还在中关村论坛的云视频里,把疫情、粮食危机和世界经济聊了个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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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藏在幕后,有微博账号,有微信公众号;发书单、发日常、公布盖茨基金会的“慈善作业”,以及不忘自己IT大佬的身份,下场点评新事物——Chat GPT是他见过的最具革命性的技术之一。

但这次访华,他还是有新的收获。

【探路】

“你是我今年在北京会见的第一位美国朋友。”

这句来自最高领导人的评价,以及“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我们始终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希望两国人民友好下去”的表述,足以传达出盖茨的非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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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让人想起了,两个大国曾经通过商界力量推动,走向“蜜月期”的岁月。

1992年总设计师南巡后,中国市场经济骤然提速。两年后,央行完成汇率并轨改革,不到一年时间,人民币对美元就贬值了33%,从1:5.76,变成了1:8.61。

贬值让中国商品变得更便宜,外贸市场因此打开。逆差立刻扭了过来——贬值当年就实现了53.9亿美元的顺差。

更富购买力的美元,也有了更强的投资意愿。这一年,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扩大到337亿美元,同比上升22.5%,占全社会投资总额的比重达到前所未有的22.75%。

中国出口猛增,美国在华猛投,这样的结果,其实来自两个市场的相互需求。

在整个80年代,美国商界的日子都不好过,和日本在汽车、电子、能源领域的积极竞争,大部分以失败收场。即便靠“广场协议”挤破日本泡沫后,强势的日企仍在咄咄逼人——英特尔管理层被打得心生退意,甚至认真讨论过“如何体面地破产”。

而改革开放的中国,却以几乎未经开垦的庞大市场,显示出对资本和技术的巨大吸引力。这让许多美国企业家相信,必须要来这里铺路,即便暂时颗粒无收,仍然坚信中国会带来丰厚回报。

正是基于这种坚信,1994年,为了推动即将发布的Windows 95在中国落地,比尔·盖茨开启了第一次中国之旅。

39岁、已是世界首富的盖茨不仅见到了王选、求伯君、王志东这批老中关村创业者,还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接见。

1995年8月,Windows 95让世界各大城市的街头排起了长队,而在中国,发布会直接被安排在了紫禁城里。

在那个时代,微软是当之无愧的C位,盖茨则是美国企业家中的顶流。1995年,杭州英语教师马云奔赴美国,在西雅图几次求见盖茨,参观微软后大受震撼,回国后立刻辞去教职,创办了“中国黄页”。

而盖茨也很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名声与热度,从1994年到1999年,他先后6次访问中国,结识中国科技界的专家、学者,在高校做演讲,同中国最早一批的互联网人才交流。

1998年盖茨的清华演讲,每班只有2个名额,计算机二班的王小川和周枫幸运中选。在20多年后,王小川还记得微软的四色旗,以及打在报告厅天花板上的转动图像,和世界最顶尖人物近距离连接的兴奋感,让他们当即决定做一番大事业——前者做出了搜狗,后者成了网易有道的创始人。

深受感触的远远不止他们。

作为中国最具国民认知度的外国企业家,很多人都背得下盖茨的传奇故事——退学、创业,而后首富。

它甚至引领出一股思辨风潮:不读大学,是否也能成功。

在河北石家庄,高中生李想和母亲争论后达成了协议,只通过会考,但不上大学。他将精力放在了一家名叫泡泡网的网站上,在挺过互联网泡沫期后,他先转型做了汽车之家,最后是为人熟知的理想汽车。

作为高科技企业的典型代表,盖茨和微软的影响力,也深深渗透到了科技领域。这当中重要一步,就是在中国设立一个科研机构。

微软亚洲研究院20周年的集体著作《微软的梦工场》中,比尔·盖茨在序言中提到,“1997 年我访问中国期间,中国学生身上所洋溢着的才智、激情和创造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我们1998 年在北京成立研究院的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

1998年,微软亚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这是微软在美国本土以外,最大的研究机构。在中国IT行业尚处早期的年代,微软亚研院的出现,无异于提供了一个科研人才接触前沿课题、前沿技术的窗口。

在当时,微软亚研院成为了清北学生假期实习的首选,今天中国科技圈的许多中流砥柱技术高管都有亚研院的经历——百度前总裁张亚勤,阿里云的缔造者王坚,小米合伙人林斌,金山CEO张洪江、百度CTO王海峰、旷视科技联合创始人印奇……

【新时代】

软银的孙正义有个时光机器理论:发达国家发生的故事,在发展中国家,可以重新复制一遍。

但在中国,想要复制微软的努力,并不成功。

早在盖茨初次访华时,央视曾经举行了一场对话。作为中关村最有声望的创业者、金山网络CEO求伯君,他做出来的WPS已经积累了2000万用户。求伯君因此坐在演播室里,大谈WPS将如何与微软抗争。

但求伯君显然没有意识到软件行业“赢者通吃”的铁律,他答应了与微软的合作,开放WPS的外部兼容。二者的合作,变成了金山向微软输送用户,失去自己的市场份额。

但这样的日子,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进入新千年之后,盖茨依旧是世界首富,但垄断指控,却成为罩在微软头顶的阴霾。

2000年初,在反垄断诉讼和分拆微软的压力下,年仅44岁的盖茨被迫辞去了微软CEO职位,退出了微软的日常运营和管理工作,将CEO的职位交给好友鲍尔默。随后,正当壮年的盖茨和妻子在同年创建了盖茨夫妇基金会,开始将自己的精力和资源逐渐转移到教育、健康、贫困等全球慈善公益事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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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国,微软的光环也正在随着民族热情的高涨而褪去。

2001年12月28日,北京市政府干了一件大事:在办公系统采购中,采购国产软件红旗Linux,把微软踢出了局。而后微软高管与中国科学家发生的争辩,更是恶化了国人对于这家公司的感受。

这种感受,甚至在几年后仍在发挥影响。

2007年,盖茨在北大演讲,有人冲进会场,高举标语,喊着“反对暴利,反对垄断,要求微软开放源代码”。在美国,情况相似,他曾经在某次会议入场时被抗议者的蛋糕击中,只好以蛋糕不太好吃的幽默说辞化解尴尬。

垄断指控并不是盖茨在当时遭遇的最大挑战。那一年,苹果推出了第一代iPhone,乔布斯从牛仔裤兜里拿出的手机,拉开传统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迁徙的序幕。

iPhone的每一次迭代,都会带来供应链企业、开发者团队、和用户的一轮骚动,苹果自此开始走出昂扬向上的成长曲线。而昔日IT霸主微软,却在移动互联网门前徘徊不前。

曾寄希望以超70亿美元收购的诺基亚,帮助微软实现与iOS和Android三足鼎立愿望,得到了结果确实诺基亚成为手机销量中的“others”。

这也成为了盖茨逐渐淡出微软的开始,从2008年起,盖茨在微软又退一步,他辞去首席软件架构师的职位,退出了管理层,不再全职为微软工作。6年之后,纳德拉成为新任微软CEO,盖茨再退一步,辞去微软董事长职位,只保留一个顾问的头衔,彻底把微软大权交给了纳德拉。

他甚至推出减持计划,按照减持节奏,到2018年,盖茨将不再持股微软。不过,这件事情最终没有发生,他依旧持股微软,以不足2%的持股比例,维系着他与微软之间的关系。

对于错失移动互联时代,盖茨曾经做出过自我总结:个人经历当中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没能让 Android 诞生在微软手中。

在讲究赢家通吃的软件行业里,市场空间只允许存在一种非iOS操作系统,无论是塞班系统,还是继续开发Windows Mobile,在市场趋势面前都显得多余。

而在微软彷徨之际,中国手机品牌却在移动时代崛起,华为、小米、OPPO、vivo等品牌,都成为了争夺全球市场份额的重量级选手。

更重要的是,中国科技企业的朝圣对象,也从微软身上移开,FAAMG(Facebook、苹果Apple、亚马逊Amazon、微软Microsoft、谷歌Google)才是更让人悸动的楷模。

【转型的顶流

科技产业的竞争永远停不下来,但比尔·盖茨却换了赛道,身份换成了慈善家,并且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着自己的顶级影响力。

作为企业家,比尔·盖茨有一个深刻的公益信念——“如果社会问题可以用市场化方式解决,那就一定要用市场化的方案来解决它们。”

在盖茨基金会旗下的战略投资基金,以及独立的清洁科技投资和孵化平台“能源突破”(Breakthrough Energy,BE)和全球医疗投资基金(Global Health Investment Fund,GHIF)等其他主体进行影响力投资。

而成立基金,就是市场化的运作手段之一。与盖茨基金会相关的清洁科技投资和孵化平台“能源突破”,主要资金来源为盖茨的30余位全球知名富翁朋友们,包括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潘石屹夫妇等。而全球医疗投资基金,则有摩根、葛兰素史克等公司在内,共同探索疫苗开发。

能形成如此号召力,背后最大的支撑,就是盖茨在政商两届的巨大影响力。

而走在慈善之路上的盖茨,也开始用新的方式,吸引公众关注,甚至有些“重口味”。

他曾对着镜头,喝下一杯由人类的粪便净化而来的水。镜头显示,盖茨一开始显得有些犹豫,但喝了一口后便露出笑容,说水的味道和瓶装水的味道一样好。

他曾经很兴奋地来到中国北京参加“新世代厕所博览会”,观看展出的高科技厕所。在他看来,重新发明厕所,用技术解决卫生问题,可以解决落后地区的疟疾问题。

有科学家告诉盖茨,为了避免气候持续变暖而导致地球环境恶化,全球必须在 2050 年之前将温室气体的排放削减百分之八十,这需要人们研发出新的低成本的清洁能源。

盖茨记住了这个时间节点,在他出版的新书《如何避免一场气候灾难》希望向各国政府和民众证明:世界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零碳目标,阻止人类滑向灾难。

盖茨基金会的投资风格自成一派,并不太在意硅谷的投资热点,而是偏向押注能解决减碳问题,按照碳排放的重点行业的排序,逐个行业寻找可以减少碳排放的生产方式。

对于建筑、钢铁、塑料这些碳排放大户行业。盖茨基金会热衷寻找新的生产工艺。比如他们投资的一家公司采用了一种新技术:对二氧化碳进行回收,把这些二氧化碳重新注入尚未使用的水泥。

旗下的BE Ventures曾出资 1200 万美元,投给一家名为 Rumin8 的初创公司。因为这家公司宣称将研发一种新型牲畜饲料添加剂,可以减少牛放屁和打嗝气体中的甲烷——这是五大温室气体之一。

他的团队甚至不放弃一些听起来很奇葩的可能性。一次会议上,一位员工当着盖茨的面建议——为每头牛的屁股上装个点火装置,每次放屁时就自动把它烧掉,减少甲烷气体的排放。

几年前,盖茨曾提出过75岁的人生目标:到2030年,全球可以消除极端贫困,战胜个人健康层面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以及遏制气候的变化。

这些目标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巨大的挑战。盖茨曾批评大部分创新是资本主义创新。产品和服务被开发出来是因为市场有需求,但帮助全球贫困人口这件事并没有市场。

这也意味着,他要需要寻找、借助那些在意市场回报之外的合作力量。

此轮访问中国,盖茨唯一的公开日程是在GHDDI发表演讲,那是盖茨基金会在2016年与北京市政府、清华大学共同设立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

在演讲中,盖茨描述了一个现状:中低收入国家承担了全球90%的传染病,但全球药物研发支出中只有10%针对严重影响这些国家的主要疾病。这是全球健康不平等状况的体现之一。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传染病影响的是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群,人数虽多,却算不上一个利润丰厚的市场,因此缺少资本愿意为它投入。

公开活动中,盖茨基金会宣布向GHDDI捐款5000万美金,用于治疗结核病、疟疾等严重影响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的传染性疾病。

在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作:“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都是小事情”。

对于比尔·盖茨而言,资金的确不是问题,但相比世界首富、创业偶像、科技巨子、垄断巨头这些顶流标签,无论是他自己,还是熟悉他的中国人,恐怕都更喜欢他的新身份,新流量。

【参考资料】

[1]《40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之路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外汇

[2]《疫情下,谁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首席人物观

[3]《我,比尔·盖茨,想降低“屁排放量”》玩物志

[4]《专访比尔·盖茨:气候危机可能比新冠大流行更严重》新浪科技

[5]《因为诺基亚,比尔盖茨鲍尔默从此粉转路》 虎嗅网

[6]《比尔·盖茨喝过“粪便水”后,再砸10亿美元研发清洁能源》 虎嗅网

[7]《比尔·盖茨北京演讲:现在你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在面临全球挑战时依然非常乐观》一席

[8]《孙悟空不讨女孩子喜欢》 十三邀,许知远对话王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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