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踏过被破坏的桥梁沿铁路线从汕头向潮州进发。
▲潮安庵埠水厂是侵华日军的军事目标之一。
▲攻城的侵华日军翻越潮州堤围。
▲侵华日军占领潮州城后，“宣抚班”在街头向民众进行愚民宣传。
▲1939年6月27日，侵华日军毛利部队占领潮安县政府。
▲侵华日军在潮州西部高地用潜望镜侦察中国军队阵地。
▲侵华日军冢木部队占据韩江军桥。
▲1939年6月27日午前，毛利、乾、政木等部队进入潮州太平路。
▲1939年6月27日，侵华日军在潮州东门路和东平路交叉路口用迫击炮与中国军队展开激烈巷战。
▲潮州民众将幸免于战火的神像抬回太平路。
▲侵华日军随军记者镜头下的潮州城。
潮州城沦陷
1939年6月21日至1945年9月15日，潮州城沦陷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笔者怀着母死弟别之痛和国仇家恨，特作忆事之篇。
一
民国28年（1939年）6月21日（农历己卯年端午节），日本侵略者在潮汕燃起战火。是日清晨，潮州城就响起空袭警报，顷刻日机在城区上空盘旋（并在枫溪镇投下炸弹），炸弹声和飞机声时断时续，警报整天没有解除，气氛异常恐怖。
是日傍晚，传来日军已在澄海县外砂登陆、庵埠已被日军占领、潮汕铁路中断等消息。是晚，全城灯火管制，绝大多数工商业户连夜疏散物资，纷纷运往韩江上游和本城周围的农村，一时舟车运价骤涨若干倍，迟雇者只有向隅之叹。
翌日，潮安县城潮州太平路繁华地段的路面正在挖地坑。国民党驻军华振中旅的宣传人员，在城区街道墙上刷日文标语，不言而喻，守土者和司民牧者，就要“转进抗日”去了！市上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一夕数惊。居民也掀起避难的浪潮，少数留城不走的，多为老弱或赤贫之家，高门大户则留下佣工守门，一些想“乘火打劫”的流氓地痞，也在摩拳擦掌，准备乘机而动。
经过几天的人口、物资大疏散，一座繁华的潮州城，就像死一般的沉寂下来。
民国28年（1939年）6月27日（农历己卯年5月11日），粤东重镇，岭海名邦——潮州城陷落于日军之手。从此，满城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二
日寇占领潮州城后，立即控制潮州城北面山地，用军事封锁，对韩江进行“腰斩”，致使潮州城内外交通断绝，成为一座死城。
死城显然对日本侵略者不利。就在潮州城陷落的数月后，日本侵略者出于政治欺骗和经济掠夺的需要，导演成立伪潮安政权的丑剧。陈献猷出任伪潮安县知事（即县长），成了一名汉奸。城中一些无耻的民族败类、流氓、地痞纷纷蚁附，甘为鹰犬。在日军操纵下的伪潮安县政权，就在潮州城中拼凑而出。
陈献猷是潮安县第四区田心乡人。陈于1927年4月28日，曾任潮安县县长，任期一个月零九天，是民国以来潮安县第32任县长。
田心乡分3个角落（东乡，前乡，后乡），陈献猷是东乡人，陈在东乡建有一座三进大厝，门额上书“百里侯家”自诩其为“一县之尊”。但田心乡人却戏称其为“百里候家”。“家”的谐音是“加”，讽刺阵献猷仅做了一个多月的县长，时间实在太少，因此要等候增加。
陈献猷入城做“县知事”，是以“被掠”的花样开始。当时，一小队日军在韩江边乘橡皮艇顺流直抵田心乡的后乡，登岸后就直奔“百里侯家”。奇怪的是陈一家人都在家中一起“被掠”。同时，还有陈的近房族人四人随同入城。以后这四人就在本城中横行，“为虎作伥”。
潮州城义华百货公司郑时敏先生兄弟在本城英聚巷的大厦，此时也被陈献猷占住为“公馆”，笔者在沦陷初期数月，住于田心乡后乡，对该乡有一定的了解。
三
潮州城沦陷的翌年，工商业户经过这场动乱迁徙之后，其经营状态，已经相对稳定下来，基本上形成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
营业已迁往内地，本城的行、店、坊址，由专人代守。此类大多为批发商行和大作坊。迁往地带多在兴宁、梅县，也有的迁往韶关。
第二种类型：
把大部分资金、人力迁往内地，小部分留在本城。他们以内地经营为主，本城虽复业，纯为保持店址和敷衍日、伪政权。有的还要从内地拨部分钱以维持在本城的亏损。
第三种类型：
一家商号，两地经营，相辅为用，产销内外相济，缺一方面即不能维持营业。此类多为工业性质，受产品销售和原料供应地带的制约，不得不如此。
第四种类型：
留在本城复业的，都是小店或手工业“工夫铺”。他们没有内地扎根的社会条件，资金少得可怜，只好困守孤城，在日、伪的盘剥下苦度日月。
与孤零的本城工商业户形成强烈对照的，则是多家日本洋行的出现，如三井、杉原、拓南等。甚至连“摄影院”和“料理店”也有日籍人在经营，一些在日本洋行孕育下的各种商业“组合”也相继产生，充当日本洋行经济掠夺的“先锋”。
综合整个沦陷期间，日本洋行和各种商业“组合”其掠夺可谓“无孔不入”，较主要的有以下三种：
一是在军事占领下的无偿拆收 。
1940年对潮汕铁路进行拆毁，从汕头一端往北拆，潮州一端往南拆，于彩塘接合，全线被拆光（汕头至庵埠的铁轨，原为国民党政府所拆，埋在田里，也被劫去），铁路改为公路行车。此项掠夺钢材，就是由日本洋行出面雇工拆毁的。
本城昌明电灯公司的全套发电机器设备也被拆去。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加紧搜刮，连街头上的红铜大电线也拆去。
二是以买卖为手段搞不等价交易。
此项掠夺手段具有普遍、长期和无形等特点。本城被占领数月后，日货（包括从其他地方掠夺的）开始到来。主要是暹米、棉纱、布匹、煤油，香烟、海产品等。这些物资须用日本军用票才能购买。这是为了维持军用票的价值，以便用军用票购当地物资，在买进卖出中搞不等价交换。
三是收购战争急需的军用物资。
此项掠夺手段具有普遍、长期和无形等特点。本城被占领数月后，日货（包括从其他地方掠夺的）开始到来。主要是暹米、棉纱、布匹、煤油，香烟、海产品等。这些物资须用日本军用票才能购买。这是为了维持军用票的价值，以便用军用票购当地物资，在买进卖出中搞不等价交换。
为了取得国统区的钨矿、锡矿等物资，日本洋行与走私集团有默契。他们煞有介事地审查申请配给的物资，给予购买。实际多为走私集团用化名户申请，然后偷运出境，走私集团则利用手中物资，在归湖、松水一带收购钨矿、锡矿运进本城由日本洋行收购，由于两地物资的差价级大，走私集团有大量利润可得。这些走私集团都渗进日、伪和国统区的地方势力，形成日、伪、顽的“联合集团”。这正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笔者在工商业界中浸了漫长岁月，对于不等价交换有较深刻的了解，但在当年还认识不到这一点）。
我们从上述三种情况中可以看到，日本侵略者对本城的经济掠夺与榨取是下足了功夫的。
四
潮州沦陷期间的商旅交通，是充满艰难困苦的。
本城被占领初期，四门不通，一切交通完全中断。稍后伪政权成立，在日军指使下，命令本城商店复业、开市。在此背景下，日军对潮州城的封锁开始松动，先后开放了几条通路，但仍进行军事控制。在整个占领期间，这几条通路时开时闭，时紧时松，有时几条全开，有时此开彼闭，使出入城之人叫苦不迭。综合而言，当时潮州城出入交通路线有下列几条：
1
南门至云步，从南门出城，经几个岗哨，到春城楼沿护堤公路到云步，此为初期的第一条通路。本城人民要往东、西、北三面的，也只能南走十华里然后再转向目的地。例如，此时要到意溪镇，虽与县城仅一水之隔。却要从本城到南部的云步，渡韩江（西溪）至江东的西岸，经柚园村走向亭头村，再渡韩江（东溪）至田心乡的“大码头”，经田心乡、福塘、仙田、磷溪各乡村，第三次渡韩江（北溪）沿黄田山脚经黄金塘从东津乡尾抵意溪镇，全程约在七十华里左右，而道路艰难情状，更非市民所能言者。
2
开通打索上埔村哨口。出入者从南门沿护堤线至八角亭，越南堤至打索上埔哨口，过溪穿越沙洲村，渡韩江（东溪）抵涵井村。至此可各奔前程。往南经田心、仙河、吉水、（急水）塔后等村，经龙门关抵隆都。向东经仙田、磷溪、铁铺可达澄海樟林一带。
3
放开桥东铺尾“乌点园”哨口，此地是抓人服劳役出名的地方，驻笔架山北侧虎头山的日军，每天都到哨口抓出城的人当民夫，从韩江边挑水上虎头山，挑足担数之后，始放人出哨。被抓的人被殴打之事时有发生，由于此线经东津往河内乡通饶平坪溪乡，或经意溪上归湖葫芦市韩江上游，是较便捷之路，人们也只好冒被抓之险而经此道。
4
放通北门堤顶哨口，渡江到意溪镇。因此线较慢放通，往来韩江上游的商旅大多改由此线出入。
5
开通潮汕公路（即铁路原线），与汕头对开行驶汽车，乘客须经哨口检查，方可上车。汽车车厢狭窄，乘客对面而坐，两膝交插，就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得密不通风。路面崎岖（因铁轨拆后仅略为平整），每乘一次车便受一次罪。1943年后，此线还有受美机扫射的威胁。
6
开放韩江下游至汕头的航运，有小火轮直达汕头市，本城乘客须经东关哨口检查后，方能登船。同时，有小木船开往涸溪或涵井村，同线往返走，此线也要冒着被美机扫射的危险。笔者有一亲戚，搭小火轮下汕头，船到江东衙美村江面，被美机扫射击中头部，当场死亡。同船死伤者还有数人。这个亲戚死后遗下一个年轻妻子和一个幼儿及八十多岁的祖母。其惨状催人泪下。
此外，西门外景山一带，还设有哨口，是花园、凤山、后人家、凤眼、陈桥等村入城运粪肥的通道，与往来商旅无关，后来这个哨口为私运物资出境的走私者所利用，他们贿赂哨口军警，从这里走私往揭阳，包运者多为本城西门外有势力的人。
综合来说，这些交通线是本城居民在死亡线上的谋生之路，从仙田、磷溪、官塘一带运进地瓜；从浮洋、龙湖一带运进大米；从河内乡运进木柴，都是饥民的救命之物。一般来说对进城物资，日、伪军不予闻问；出城物资则须化整为零；成批量的则必须贿赂哨口的联防队；大批量的必须寻找密侦、警探为保护线，其品种有棉纱、布匹、汽油、旧轧胎、香烟等物。
本城人民出入哨口须带良民证（初为布条，笔者1940年2月回城就是借邻居的布条入城的）供检查，要从外地回城避难的人，须先托城中亲朋代办“良民证”才能回家。到国统区的商旅，要在缓冲地带把“良民证”寄存于亲友之家。再到文祠石门村的潮安县商会或到归湖葫芦市的三荣商会（上荣文祠、中荣仙洋、下荣葫芦市）开“路条”（证明），方能到兴宁、梅县、大埔、上饶一带。在国统区兴宁、梅县一带要回城的，则须把居留地所发的“义民证”寄存于缓冲区，取回“良民证”方可进城。人们不禁有“朝秦暮楚”之叹!
韩江为日、伪军“腰斩”之后，到1941年，韩江上游的货流，被国统区的工商业界所接通，采用水陆联运方式，活跃国货流通。其渠道有三条，一、韩江上游的货物，水运到大埔县的高坡，由此中转，用人力肩挑经三饶下黄冈。二、从韩江水运至丰顺县的阝留（造字：阝+留）隍，由此中转用人力肩挑至汤坑，由此集散。三、从韩江水运于归湖葫芦市，由此中转，用人力肩挑至河内的东乡，再转往澄海一带。第三条渠道的货物，多为本城商业资本所经营。来货多为大米、土纸、白纸、土碗、槁沫、桐油等，回程货物多为盐、糖、咸菜、菜脯、咸鱼等（笔者在1942年5月至7月间，住于归湖葫芦市，是这条渠道的人流之一）。
整个沦陷期间，在道路艰困和日、伪、顽横行中挣扎的商旅，不知有多少人死于途中。
五
潮州城在沦陷前，居民和闽西、兴宁、梅县一带常住人口约10万人左右，至国民党军队于民国34年（1945年）9月15日（农历乙酉年八月初十）进城，国土重光时，全城只剩下1万多人口。6年多的离乱，人口的死亡与流失，十去其八，老百姓灾难之深重，于兹可见。
在沦陷区里生活的人，首先尝到的是人格受辱，本城沦陷初期，日寇于马路上设置岗哨。在南门、东门、西门、西马路、义安路、太平路、同仁医院门口、定安里（现湘桥区人大机关北侧）、中山路等处，都有日军岗哨。行人经过须面向岗哨者立正并鞠躬，若稍为草率或匆忙而过，轻则一耳光，重则数枪托。遇到凶残的日军，还要把人背起，向上一抡，越肩而过，从高处向地面猛力一摔，叫做“老虎背猪”。至于出入城过岗哨，被搜身是必然之事，而妇女所遭受之辱，尤为难堪。此等马路岗哨，至1940年后始才消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出入城的岗哨才为伪警察（含女警察）或伪联防队所代替，过往之人除财物上遭到一些损失外，人格受辱或人身受损之事，始有所缓解。
潮州城人民在沦陷前经济生活的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
1
韩江和潮汕铁路是潮州城工商业的两条经济大动脉，经营闽西各县（大河）、兴、梅地区各县（小河）、潮汕各县生意的商行、厂、店，涉及到土纸、土碗、苏广百货、绸布、粮食、油豆，糖、烟、柴炭、竹器、铜铁器、衣棉、鞋帽等30左右个行业，这些行业的经营者和员工的利润与工资，都由此而来。
2
潮州城的手工业素称发达。其产品门类之广，品种之多，器物之精，质量之良，能工巧匠之众，均居潮汕各县之首。每年大宗手工业产品的营销，是这些行业中人的衣食之源。
3
抽纱女工的工值收入，据抽纱行业的资料记载，在本世纪的30年代，全年发出的抽纱工值，在大洋4百万元左右（当时纸币也与大洋等值）可购大米4万吨左右（每石大米的市价按十块大洋计）。此外，其它行业的工值未计在内。
4
潮州城侨眷众多，每年从海外寄来的侨批款，是侨眷的生活之源，这些侨资，在市场上是一笔可观的消费。
此外，还有众多的零售商店，饮食服务行业和小贩，码头起卸工人等，都维持了许多人的生计。
日军侵占潮州城以后，把本城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推向绝境，经济收入发生根本性恶化。大部分商行、厂、店的内迁，导致部分本城的员工失业。全城各手工业行业几乎完全瘫痪，抽纱女工虽有巧手而难绣无货件之花。侨批款因地方沦陷而中断。本来各安生计之人，一下子而丧失生机之路，面临死亡之殃。于是稍有积蓄人家，渐次变卖东西以应口食：先金银首饰，次铜锡器皿，再次家具衣物，直至四壁皆空，而人也由瘦（面黄肌瘦，骨瘦如柴，形同槁木）变肥（水肿，从脚肿起，渐及腹，至上胸则死），直至奄奄一息而不知死所。
这一贫病饥寒的过程，在整个沦陷期间因饥饿而死的人中，几乎成为“公式化”。但是由于各个家庭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和沦陷区里的情况时时发生变化，本城人口的死亡与流失，比较集中地发生在三个阶段:
1
沦陷初期数月，赤贫之家顶不住生计断绝而死于饥饿，此时，老弱者死而青壮年出外逃荒，有的死于途中。
此后，随着日军对出入城控制的松动和市面小买卖的恢复，抽纱女工在1940年间，也开始有点工可做，侨批款几经周折之后，也有部分到来。所有这些只暂时稳住小部分人家的生活，大部分市民却在孤城中过着半饥半饱的苦日子。斯时，部分乡下的人，也因在他乡生计渺茫而回流进城打工、乞讨。
2
1941年12月7日，因日军南进而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本城人民由此失去抽纱女工的工值和侨批款两项收入，贫病饥寒又向与此两项收入息息相关之家袭来。
这一次，本城人口的死亡与流失多发生在侨户和靠针工辅助生计的人家。除惨死者外，尚有大量外逃谋生的，有贩卖自己儿女的，还有妇女外逃改嫁或沦为乞丐的。生离死别之悲，流离失所之苦，实在惨不忍睹。
3
1943年，潮汕地区因春旱而发生大饥荒，沦陷区里的人民雪上加霜。此时，市面一般日用品（包括其它商品）价格同农产品价格的比较“反剪刀差”特别严重，莫说升斗之家顶不住，就是过去殷实人家，于此也难免沦于忍饥挨饿之境。于是有产之家，纷纷变卖房地产（厝屋），以求“苟全性命于乱世”。但粮贵物贱，不少变卖了家业仍顶不住饥饿的威胁，社会上引卖人口的贩子出现了，这些人贩子大多从韩江上游来到意溪，先用一餐饱饭作诱饵，然后用“悲天悯人”的口吻，劝说为人父母者让儿女“放生”。（笔者当时有两个族侄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族兄“放生”去的。）
与此同时，妇女外逃改嫁者络绎于途，面现腊黄色而手黑如墨的饿汉则在街上抢食。路上行人走着走着忽然就倒地而毙，或奄奄一息倒于家中待毙的比比皆是。另方面，在兴宁、梅县一带的本城商业资本家，看准物贱之机，回潮州城买厝买地，发一番“国难财”者也大有人在。
潮州城经过这三次人口死亡和大流失之后，已经十室九空，偏僻巷道的民居房屋架子，早已自拆或被拆。剩下露天的危墙断壁，到处是一片瓦砾场。过去以人口密度最大而著称的金城巷，斯时沿城墙一侧，已经十室九空。令人伤心落泪。
民国28年（1939年）7月15日，农历己卯年五月二十九日，即本城沦落后的第18天，国民党军队反攻潮州城，当晚已突入城区西门一带，战况激烈，后来不知何故（是晚笔者住在田心村，在后乡堤坝顶上可以看到笔架山上潮汕抗日自卫团与东门楼日军对射的枪火），天明时国民党军又撤离而去。
事后，日军对西门一带和城郊进行报复性大烧杀，整条布梳街头陷于一片火海之中，浓烟蔽天，大火数日方熄，从此布梳街变成无人区，到处是瓦砾、废墟。此役居民被鬼子烧杀不计其数。在解放后的诉苦运动中，西门一带的人，几乎都有谈到自己的家人或亲戚在此役中被烧杀之事。
为了进一步说清这个问题，我在写本文时，将9户亲友的情况，作了一次不完全统计：
沦陷前户数9户，人数51人。
在沦陷期间死亡17人，占33.33％（均因饿而死）。
卖去儿女14人，占27.45％（其中一人被拐卖）。
外逃求生8人，占15.69％。
妇女改嫁3人，占5.88％。
合计死、卖、逃、嫁四项，共42人，占82.35％ 。
到复员时（存活9人），而其中3户成为绝户。一场侵略性灾难，使这9户人口死亡与流失在80%以上，其残酷与凄凉可想而知，而全城情况也大概如此。
在日军各次对浮岗、凤塘、枫溪、西塘等乡的进犯和以后对大脊岭、羊铁岭的进攻中，本城被掠去不少“民夫”。掠夫地点多在城外，掠后集中于伪警察局之内，有钱的出钱赎命，名义叫做“代雇人顶替”，无钱的送交日军当挑夫。因此，不少“民夫”死于枪炮，死于道路，死于日军的皮鞭之下。
1943年后，美机来潮轰炸日军，曾在南门古日军驻地和潮汕交通线掷弹或扫射，又有一些人受到“池鱼之殃”。
六
潮州沦陷时期，城里的老百姓头上顶的是日本人的天，城里特务横行，老百姓人命危浅，而日、伪人员则“生荣死哀，备受尊荣”。现在记几件具体事例，以见一斑。
陈许联姻，鼓乐盈门。
伪潮安县知事陈献猷将女儿嫁给伪潮安县第一区（即在城区）区长许乃华为媳。此事轰动全城（与多少人妻离子散相比，轰动另有一种滋味），全城十三间锣鼓馆先后到陈献猷占住的英聚巷“公馆”庆贺，鼓乐喧天。但“马屁拍在马足上”，陈家嫌音响太大，将庆贺的锣鼓班引至太平路英聚巷口和竹木门街头演奏，路人为之侧目。
巫光暴死，吊者如市。
巫光是陈献猷任期内的伪潮安县在城区警察局局长，原为道衙社锣鼓馆头子，地方上一霸也。在职期间，为敌张目。笔者据目击者说：“巫于一天清晨，带着十多个刑警便衣队，到中山路一住家（笔者之家与该户对过）捉拿一王姓青年，巫先布置人员上屋顶监控，还在左近同善堂巷和真武宫横巷设哨，然后敲门，该王姓青年于开门后被捕，后为日军杀害，遗下一个年轻的妻子和一个年迈的父亲。 民命不值一文钱，但是，巫光的性命却很“值钱”。有一天，巫突然暴毙。“虎死不落架”，到巫家“吊唁”的日、伪人员络绎不绝。所送的挽联、花圈，从巫所住的巷子里直摆至太平路路心，分两向排列。真不知人间何世也!
郑祥云死，冠盖盈城。
共和洋行老板郑祥云，是台籍日商，先曾在潮州城分司巷口开一间“共和医院”。抗日战争爆发后，郑祥云返回台湾。潮州城为日、伪军占领后，郑卷土重来，在原址开“共和洋行”放下假济世的面孔，露出真掠夺的凶相。不久郑祥云死了，日、伪人员和各种商业“组合”的人都有纷纷到郑家“吊唁”，可谓冠盖盈城。 最气人的事是，郑祥云的尸骸更运至中山路“武庙”里火化。潮州城在清代有府、县“文庙各一处”，“武庙各一处”，都是庄严的地方，至是受到污染，成为一件耻辱的事。
范燮组织“十三组”。
范燮绰号范大头，系伪潮安县第二任县长何丽闻任内的伪潮安警察局局长，福建闽侯人，是走江湖人物。范在任期内以凶恶和猎色出名。娶了（包括霸占）若干个“老婆”，践踏了多少良家妇女，连一个年近四十的卖旧衣妇女，也被以买旧衣为名，叫至其“公馆”里强奸，真是流氓成性。 为了控制潮州城区，范纠集了本城各锣鼓馆流氓、地痞，将全城13间锣鼓馆，以馆为单位，每馆成立一组“义勇警察队”，按数字排列，自一组至十三组。各组在自己的区域内巡逻，名为“维持治安”，实则为敌伪张目。更富戏剧性的是，沦陷时期的“义勇警察队”其分子大多为抗战初期的“抗日大刀队”，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建国后，在肃反时期，居民控诉“十三组”的罪恶，其成员都受到镇压。
游神赛会，虚饰升平，弄巧反拙，适得其反。
日军在占领本城期间，除凶残成性，以烧杀为乐外，还有“怀柔”以收买人心的一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迎合潮俗，允许在城中大游神。 潮俗旧例，每年春季有三次全城性大游神：正月下旬中下期，南门外青龙古庙的“安济圣王”（王伉公）出游。二月上旬初，南门观音堂街头北帝庙的“玄天上帝”出游。三月中旬初，在南门外堤边关帝庙的“关圣帝君”出游。 沦陷时期的“大游神”（只有正月两次），老百姓自顾不暇，对游神极为冷漠。除日本洋行也来凑热闹外，伪政府指令各商业“组合”撑起游神场面，全城十三间锣鼓班尽管锣鼓敲得震天，但所经街道大多零落破败，路旁杂草茂盛。偶有居民站在门口迎神，手捧一条香，面有菜色，满脸病容，对“大游神”是极大讽刺。 日军限定“大游神”的时间为早七时至黄昏五时，仅十个小时，而过去大游神前后三天，游24小时以上。因此，到了当天下午四时许，伪警察局就出动了大批警力，像赶鸭群一样地把人和“神”都赶“回銮”，以免超过下午五时之限。看到这种零落破败的“大游神”和以前的盛况相比，只有兴起故国之思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恨而已。
七
民国34年（1945年）9月15日（农历己酉八月初十）国民党一八六师及潮、澄、饶自卫总队开进潮州城，接受侵略日寇的投降。由于时间已历一甲子，笔者在沦陷初期数月和1942年夏天，没有住在潮州城里，此段时间的事，仅靠“耳食”，因此疏漏在所不免，请读者鉴谅。
1999年春
潮安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潮安文史》第4辑，199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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