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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女孩在华任教70年，周恩来亲批绿卡，家中五星红旗谁也不让碰

众所周知，中国绿卡申请难度难于上青天。但是有一个美国女孩，在七十年代那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就拿到了中国绿卡，而且还是周总理亲自审批的。这件事当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美国女孩家里面一直挂着一面五星红旗，并且谁也不让碰。这其中藏着什么秘密？

拥有某国的绿卡意味着可以在这个国家永久居留，是特意给移民使用的。中国绿卡据说申请难度在全球名列前茅。美国以及欧洲那些绿卡很好申请，条件是放宽的。但是中国不同，中国根据自身国情制定的政策对这方面管理极其严格。

申请中国绿卡有以下几个条件：第一种是技术人员类，比如某些专业人才，国防安全研究类。又或者在中国担任副教授、副研究员等，只有交满三年税、在中国工作满十年，没有不良记录，那么就可以申请中国绿卡，只有审核通过即可。

第二种，在中国投资金额超过一定数额而且纳税记录良好，没有危害中国国家安全行为，也没有违法犯罪行为，那么可以申请。

第三种，亲属连带关系。比如某个中国公民的家里人来投奔，或者是子女，或者是配偶。子女不满18岁条件可以放宽，但如果是夫妻关系，需要结婚满五年期限，而且每年在中国生活时间超过九个月，且其中一方必须有住所和稳定的生活保障来源，也就是工作收入稳定。

第四种是对中国有重大或者突出贡献类，比如某些全球尖端人才，这种人不论去哪里都受欢迎。还有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做出过突出、重大贡献的。

如果满足上面四种要求，那么可以申请中国绿卡，但这不代表一定会通过。

那开头所说的这个美国女孩究竟符合哪一项？为什么她的绿卡是周总理亲自审批？

这得从头说起。

这个女孩有个中文名叫吴雪莉，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1925年在美国出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美国高速发展的黄金期，作为老牌帝国主义的美国吸食着全球被殖民的国家和人民的鲜血，美国人的肚子愈发圆滚，被殖民的国家和人民的肚子日益干瘪、闹饥荒。

吴雪莉的英文名是雪莉.伍德，她的爸爸是一个外交官。她从小接受过全面的西方教育，第一次听说中国的名字并且了解中国多亏了斯诺的《西行漫记》。

《西行漫记》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亲自跑到革命圣地延安所写下的纪实文学书籍。斯诺从那个1936年6月到10月份和红军们吃穿住在一起，采访了毛泽东、徐海东、邓发、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等革命先辈，平实记录了革命先辈的人生轨迹以及如何走上革命之路。不仅如此，斯诺还记载了红军战士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对红军内部的制度、教育以及陕北根据地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做了客观的描述。

这本书还有一个名字是《红星照耀中国》，意思很明显，是写的红色中国。斯诺在这本书里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做了客观的评价，没有歪曲事实。这本书一经出版，就让那些丑化中共和红军的谣言不攻自破，让全世界人民了解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多么惨无人道，让许多热爱和平、秉承人道主义精神的人了解到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应该得到帮助。

这本书的出版不仅让斯诺声名鹊起，也让许多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感兴趣的外国记者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苏区和抗日根据地，深入了解真实的中国革命和抗日进展。

斯诺写下的《西行漫记》至今仍被国外学者当做研究长征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外国人了解红军和中共的重要参考依据。

13岁的雪莉.伍德读完《西行漫记》，大致了解了当时的中国，她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像某些外国人那样对中国和中国人有极深的傲慢与偏见。

也许是缘分吧，雪莉.伍德在美国和一个中国留学生黄元波相识相恋相知。黄元波是中国农业部特派的留学生，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农业学院学习。让他去美国学习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回国做贡献。

热恋三个月过后，两个人决定结婚，一辈子生活在一起。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如果没有婚姻，爱情岂非死无葬身之地？

那是1945年，轰轰烈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黄元波和雪莉.伍德结为夫妻，举行了简单的婚礼。黄元波告诉雪莉.伍德，他是一定要回国的。雪莉.伍德想了想，既然结婚了那肯定要生活在一起，而且她对中国很有好感，所以跟着一起回国了。

那时的雪莉.伍德只有21岁，来到中国上海之后，她起了一个中文名吴雪莉。黄元波先是被安排到西北农学院担任畜牧兽医系主任，吴雪莉跟着一起去了学校，担任外语系副教授。夫唱妇随，他们把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了西安。

1947年，吴雪莉生下了他们两个的第一个孩子，也得知丈夫黄元波其实比自己大14岁。两个人热恋时，黄元波担心雪莉.伍德嫌弃他年纪大不肯接受自己的追求，所以虚报了年龄。

雪莉.伍德知道这个秘密后没有生气，她想得很开，反正看中的是黄元波这个人又不是年龄什么的，所以她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八年之后，黄元波有个老同学写信邀请他一起筹建药厂。这个老同学的家是河南开封的。黄元波又带着吴雪莉一起到河南开封工作生活，吴雪莉到了河南大学担任外语系教授，黄元波跟老同学开药厂。

自从来到了中国，吴雪莉很少回美国去。只回去了几次美国看望亲人，停留很短暂，又立马回到了中国。

六十年代生活经济困难的时候，吴雪莉一个人支撑全家人的生计，这个美国女孩子没有抱怨，也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很自然地接受了眼前的一切，她体谅丈夫在特殊时期的难处，对家人很有耐心。孩子们从吴雪莉身上看不到一点烦躁和愤怒，反而愈发平静。这种性格在任何环境下都是难能可贵的。

吴雪莉有个好朋友听说了她的生活艰难，好心给她寄了一小桶白面粉。吴雪莉回信感激老同学雪中送炭，开开心心给孩子们做面包吃。孩子们吃完央求吴雪莉写信给那个老同学再寄一点白面粉，吴雪莉说：“孩子们，永远记得，一个人要靠自己生活，不能依赖别人。”

尽管生活贫穷且艰难，但是吴雪莉的精神头很好，她是一个乐观开朗能过苦日子的女人。她真正融入了中国的生活，跟着中国护士学中国的摇篮曲，跟着邻居看中国戏剧，学方言。听邻居们讲中国的民间故事和文化习俗。她在中国交了很多好朋友，周围人对她很友善，这让吴雪莉感受到了极大的温暖。

吴雪莉的母亲很想念女儿，所以通过身为作家的好朋友斯特朗的引荐见到了周总理。吴雪莉的母亲那时正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委员，周总理见到她的母亲，她的母亲拜托周总理帮忙寻找女儿雪莉.伍德。

吴雪莉的母亲道逊夫人见到女儿、女婿和外孙，喜极而泣。吴雪莉告诉母亲她在中国生活得很幸福，想一直留在中国，不再回美国。道逊夫人感到难以理解，但是尊重女儿的意见。只是和女儿吴雪莉联系密切之后，道逊夫人从女儿的书信和话语中感受到了中国的美好，所以两年后，道逊夫人辞职了，然后来到女儿雪莉.伍德任教的河南大学也当起了一名外语教师。

吴雪莉自从来到中国之后，经常写有关于中国实情和介绍中国的文章给国外的传媒报刊杂志。诸多外国读者读了她写的文章写信感谢她是她让很多对中国不了解甚至有偏见的人改变了对中国的误解和陈旧的看法。

伦敦出版社在1958年就出版了吴雪莉写的纪实文学作品《中国一条街》，并且在前言里标注出一句话：

这是一幅描绘共产主义中国日常生活的画卷，它不是一个西方记者也不是一个中国人短短几周的采访记录，而是一个嫁给中国人、做了中国家庭的主妇和母亲的美国妇女的亲身经历。

六十年代，中国一些出版社邀请担任大学外语系教授的吴雪莉帮忙翻译中国的小说出版到全世界。吴雪莉翻译了《在和平的日子里》《苦菜花》《陈云文选》等宣扬中国革命以及文化的小说，这些小说被传播到其他国家，让许多外国读者对中国有了更深更真实的印象。

吴雪莉和母亲道逊夫人对中国的贡献以及热爱被周总理看在眼里，知晓吴雪莉想永久居留在中国之后，给河南省委的相关部门打招呼让他们好好安排吴雪莉的事宜。

在1975年，吴雪莉如愿以偿地拿到了中国绿卡。她高兴地和邻居学生们谈起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当其他人再喊她外交的时候，吴雪莉总是回复：“我也是中国教师，早就不是外教了！”

吴雪莉取得中国绿卡之后，许多人采访她为何不回美国而要留在中国。吴雪莉总是对人说：“很简单，在这里，我找到了家的感觉。这里就是我的家。”

每个去过吴雪莉家里和采访过吴雪莉的记者都看到过她挂在家里的那一面五星红旗。这一面红旗，吴雪莉不让其他人碰。

这面五星红旗是吴雪莉在1949年开国大典前后买的，是居委会的妇女用棉布做的。

“很多人都在抢五星红旗，我排了好长的队伍才买到，得来不易，非常有纪念意义。”

也许是对这面五星红旗的珍爱也许是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吴雪莉一直珍藏着这面五星红旗。

吴雪莉的丈夫黄元波在1984年去世，幸亏她有六个孩子，所以她坚强地度过了艰难的时期。随着孩子们长大，有五个孩子都去了美国留学，而且留在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