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王充曾写过一个故事，说淮南王刘安寻仙问道求得不老神药，服用以后脱了凡胎成了仙。家里的鸡狗吃了剩下的仙药，竟然也跟着登天成仙。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却成了一个著名典故——“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人一旦身居高位，亲友们便踏破门槛，只要底线稍一动摇，很难不堕入万丈深渊。

不过，曾有这样三位官至副国级的领导人，拿着相比较而言的“低薪”，展示出简朴甚至“抠门”的一面。他们的人生轨迹也各不相同，一个继续务农，一个下海经商，另外一个则在服刑期间罹患绝症......

陈永贵可以说是上世纪中国最出名的农民，也是职务级别最高的农民了，官至副总理。他早年出身贫农，六岁时跟着父亲来到大寨。父亲亡故后，尚未成年的陈永贵迫于生计只能给人当起长工。

因为自幼便孤苦伶仃，陈永贵甚至不清楚自己的生日。目前的资料都写明了他生在1914年2月14日，但是实际上，陈永贵不能确定自己是生在前一年尾巴还是新一年的开春。最后，索性就把新年的正月初一算作自己的生日了——这是苦出身的庄稼汉图的吉利。

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陈永贵进入政坛高层，成为了国务院副总理梯队中，绝无仅有的“农民副总理”。陈永贵生活简朴，舍不得铺张浪费，常年都是一身老农民的打扮。据说最初一段时间他住宿宾馆，发现走廊的灯总是彻夜常亮，心疼不已的陈永贵便吩咐熄灯，甚至夜里特意起来检查。

按照工资规定，副总理级别的月工资能到手约400元，但是陈永贵不肯领取，执意只挣自己在大寨的工分。如此一来，甚至连伙食费都无钱支付，经过几次劝说，他才肯每月领取120元的生活补助。1980年，陈永贵退休后回归本职，在一家农场工作淡出了公众视线。

和陈永贵一样，另一位副总理吴桂贤也出身于工农。吴桂贤的童年一样艰辛，她是和家人一道从河南逃荒到的陕西，生活异常困苦。1951年，西北国棉一厂贴出告示招聘工人，吴桂贤把自己的年龄往高了报，成为了该厂的一名女工，实际上她那时只有13岁。

没有人能够料到，十多年后她能被推举为副厂长，并且从西北大学毕业。取得这样的成绩，历史机遇和个人努力同样重要。吴桂贤工作勤勉，长期放弃休假，甚至连办结婚证，都是让对象一个人去的。回忆起这件事，丈夫王振涛一脸无奈——“那时候嘛，她就写了一张纸条：本人吴桂贤，同意与王振涛同志结为夫妻。因为她缺席，我后来跑了很多证明，才把证办下来。”

历史十分偏爱这个饱受苦难又十分要强的女子，37岁时让她成为了迄今为止咱们国家最年轻的副总理。吴桂贤也只领原单位60多元的工资，日常开销紧巴巴的。那时候大会堂的茶水要付费，吴桂贤只喝了一次，自那之后都是用个瓶子自己带水喝。80年代后，吴桂贤和陈永贵一样淡出政坛，她又回到了老单位担任党委副书记。

1988年，港商和内地联手准备兴办一家集合了纺织、印染等多道流程的大型服装厂，吴桂贤受邀担任副总经理，短短半年就把厂子管理得有声有色，升任董事长，成为一个大富翁。1998年，吴桂贤退休。作为一名老同志，她仍旧关心着祖国下一代成长，2013年时亲自走访边远山区的乡村，多方联系爱心企业筹集了3000多床崭新的被褥。

相比于这俩位，下面要说的这位王洪文，下场可就不妙了。同陈永贵、吴桂贤等人一样，王洪文也是那个时代一颗冉冉升起之耀眼的新星，甚至一度被视作“接班人”。王洪文也只拿原单位的60多元工资，后来开销过大，原单位每月给他寄去数目不一的津贴。据说很多信封直到他被捕，都还没开封。

王洪文曾是抗美援朝军人，很早就学会了喝酒。到北京工作后，也喜欢喝茅台。当时大会堂有一些茅台酒，招待宾客剩下的，都被回收散装内部销售。获悉这个“超低价喝茅台”的渠道，王洪文就常常来此购买。

以至于大会堂的一些工作人员颇有微词：这个身份竟还和普通工作人员抢购散装茅台喝！或许是饮酒过度，1992年，尚在服刑期的王洪文罹患肝癌，56岁便病逝。历史的浪潮颠簸，而每个人的命途都充满戏剧和未知。后人观之叹之，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