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飞行
1940年10月中旬，鲁美音以有身孕为由，向中国航空公司正式递交辞职申请。
尽管不想放人，但公司也不能让孕妇继续飞行，便很快批准了她的辞呈。
10月28日晚，鲁美音在香港与最亲密的二姐长谈时，告诉她“辞职报告批了”，“我将待在重庆，然后我就可以完成唯一的愿望——写作、写作、再写作”。
这时，航空公司的电话来了，因一时找不到接替鲁美音的人员，便想让她应急再飞一趟航班。
接到电话的鲁美音没有迟疑，欣然接受了任务。
当时鲁美音二姐淑音，对她辞职后还去飞行很不理解，鲁美音解释道：“这是战争时期，我怎么能够拒绝我能提供的服务呢？”
于是，第二天晚上，鲁美音便与“重庆”号机组一起，最后一次飞上了蓝天。
10月29日凌晨，中国航空39号DC-2型客机从香港飞往重庆。
这架飞机就是两年前在珠江上迫降的那一架“桂林”号，现在已经翻新，并被重新命名为“重庆”号。
当天上午7点，美国机长肯特（Kent）驾机顺利到达重庆。
当肯特准备按原计划继续飞往昆明时，从云南来的无线电通知当地有防空警报，于是，肯特推迟了他的起飞时间。
可两个小时后，重庆珊瑚坝机场也接到报告，日本轰炸机正经过宜昌飞往重庆。
没办法，肯特只能载着副驾驶徐鑫、通信员林汝良、已经辞职的空姐鲁美音和9名乘客（其中有1名婴儿）逃离重庆。
当“重庆”号到达昆明附近时，防空警报仍然在响。
肯特便在城东的山区盘旋，但油料的消耗使他无法降落到更遥远的备用机场。
肯特选择放下起落架，准备在昆明东北80英里处的沾益机场着陆。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此时5架日军驱逐机刚刚轰炸完沾益机场，正在爬高离开。
由于沾益机场没有无线电台，地勤人员无法通知肯特和他的“重庆号”航班。
很快，即将离开的日机发现了正在着陆的"重庆号"，当即俯冲下来，开始猎杀这架民航飞机。
这架中航公司机队的“长机”，自1938年遇袭之后，再一次遭到日机袭击。
机长肯特被机枪子弹击中心脏，当场死亡。
副驾驶徐鑫、报务员林汝良大声呼叫乘客赶快撤离飞机，乘务员鲁美音推开侧门催促乘客马上离开，可是只有四名乘客服从，其他人或被吓瘫了或以为飞机可以提供保护呆在座位上不动。
这时，更多的子弹穿透机身，左机翼被击中着火，火焰笼罩着发动机，惊慌的乘客才不得不在鲁美音的大声呼喊中离开机舱，向停机坪周边跑去。
但日机的机关枪却追着逃生者不停扫射……
鲁美音最后一个离开时，听到机舱内还有婴儿的哭声，她又立刻返回抱着婴儿逃离飞机。
当她在停机坪上奔跑的时候，一架日机发现了她，一阵猛烈的扫射后，鲁美音倒在了血泊中，鲜血瞬间染红了她洁白的空姐制服……
报务员林汝良冒着子弹，跑过来抱起奄奄一息的鲁美英，把她放到一旁的草地上。
鲁美英指着脖子上的项链，对好友林汝良说：“请帮我把这项链转交给我的丈夫……”
后来，林汝良费尽周折，在重庆找到了她的哥嫂，把这条带血的项链交给了他们。
考入协和医学院
鲁美音1914年出生在南京，是兄妹6人中最小的女儿，父亲鲁士清是南京基督教会的一名长老。
她自幼生性活泼、多才多艺，受人喜爱，无论学校举行游艺或演讲，总会邀请她参加。
1934年，鲁美音从金陵女子大学毕业后，考入当时的北平协和医学院护士科，立志当护士帮助病人。
协和医学院不仅全程英语教学，并且规定：期末考试一门不及格的补考，两门不及格的留级，三门不及格的开除，但及格线并非60分，而是75分。
而且，对护士科的学生，医学院的要求也是多方面的：学生成绩不好或者对病人缺乏爱心的，都会被学校认为不适合从事护理工作，令其退学。
1934年，鲁美音考入协和医学院时，当年的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三个人。
所以最终能顺利毕业的，可谓凤毛麟角，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各领域的奠基者。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分三路向南京进犯。国民政府各机关、学校纷纷迁移，大批市民逃离南京。
留在南京的鲁士清夫妇，也带着大女儿和小儿子逃往重庆。
此时，北平虽然已经沦陷，但美日之间还没有开战，因此这所由美国出资创办的“世界一流”医学机构还未受到影响。
这年冬，鲁美音从协和医学院护士科毕业后，选择继续留在协和医学院服务。
到了1938年冬，家人认为一个人在北平生活不便，二姐淑音也写信给鲁美音，让她南下到香港暂避。
从护士到空姐
就这样，在医学院服务一年后，鲁美音南下来到了香港与她二姐相聚。
不过，鲁美音不肯闲着，没几天她就在一家医院找了一份工作。
几个月后，她应滇缅公路局邀请，前往抗战前线，在云南保山县芒市的医院，担任护士长一职。
鲁美音在保山期间，经由同事介绍认识了后来的丈夫，滇缅公路局的工程师汤瑞钧。
1939年6月12日，在保山县基督教堂长老的主持下，鲁美音和汤瑞钧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
因为时局动荡，路途不便，家里人都没有过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结婚后不久，1940年1月间，国民政府交通部将汤瑞钧调至四川荣县办事处。
鲁美音随即也辞了工作，跟调动工作的丈夫一起去了四川。
作为公路局工程师的汤瑞钧，经常随工程项目各地奔走，没有固定的住处。
因此，鲁美音住到了她三哥鲁葆荣在重庆的店里。
这年4月初，中国航空公司正巧在重庆招考护士，作为空乘人员在飞机上照顾客人，要求英文好，会说北平、广东两地方言。
虽然要求很高，但受过高等教育的鲁美音，还是成功考进了中航公司的空乘培训班，通过登机考核后，正式成为了一名空姐。
中国航空公司招聘空姐始于1936年，这其实是沿用了国际航空界的惯例。
1930年之前的航班服务大多由副驾驶承担，但显然机组人员忙于飞行，无法照顾好旅客。
而已经习惯了地面旅行的人们，认为飞机是一个危险的交通工具，以至于客舱里总是充满了乘客的牢骚和抱怨。
对此，波音航空公司驻旧金山经理史蒂夫·斯廷普森提议，培养一批护士作为飞机的空中医疗队。
护士懂医学，会护理，善解人意，还有赏心悦目的美貌，正好有助于消除人们对飞行的恐惧和不适。
于是，在1930年5月15日，世界上第一位服务于商业客机的空姐就这样诞生了。
很快，其他的航空公司也开始雇用护士作为空乘人员。几年后，这种做法也传入了中国的航空公司。
对于小女儿去做空姐，父亲鲁士清本不愿意，一是担心在飞机上的安全；二是结婚半年就分开，确实有许多不便。
可鲁美音却说：“我在重庆也没什么事，借此为国服务数月，再辞也行”。
此时的鲁美音，可能并不清楚：两年前，日军就已经对中国民航客机痛下杀手了。
民航客机首次遭袭
那是日本公开违反国际法，第一次攻击中国民航客机！
1938年8月24日，机长吴士驾驶着一架DC-2客机抬起机头，徐徐驶入蓝天。
这架被命名为“桂林”号的航班，载着4名机组人员以及14名乘客，正准备从香港飞往重庆。
起飞后，多数人都把脸贴在舷窗上，欣赏着脚下壮丽的景色。
吴士将航向转向西北，前往经停的第一站：梧州市。
此时的香港还在英国手里，民航客机照旧在飞行。
吴士一直飞香港这条航线，也几次在空中见过日本战斗机，大多都是“擦肩而过”。
飞出香港地界后，吴士把飞机交给副驾驶，转头示意报务员询问地面情况。
空姐武庆华隔着驾驶舱门，探身问道“来点什么……”吴士的“咖啡”还没说出口，透过驾驶舱玻璃，他发现有8架日本水上侦察机，分成两队，紧跟着客机后面。
感觉异样的吴士，赶紧接过操纵杆，马上180度掉头飞往香港新界。
在香港上空转了一圈，看到那些战机没有跟过来，吴士便认为“警报”解除了。
于是，他再次将飞机转回原来的航向。
此刻，机舱里的人们还惦记着晚上的重庆火锅，完全不知道外面的险情。
几分钟后，那消失的8架侦察机，突然排山倒海地向“桂林”号客机冲过来，最前面的一架飞机机头甚至已经冒出了火光。
吴士想都没想，马上开始急剧俯冲躲避，机舱内传来稀里哗啦和哭爹喊娘的声音，那是行李散落以及乘客的恐惧求救声。
袭击中，浓密的机枪弹打进了驾驶舱，舱内散发的火药味让人窒息。
吴士只能驾驶飞机大幅度盘旋下降，通过转弯和摇摆机身来躲避子弹。尽管“桂林”号被打成了筛子，万幸的是机组人员和乘客都没受伤。
而且，吴士还成功地将飞机迫降在了珠江中，报务员罗昭明还向外发报：“被迫降落，无人受伤”。
但日本人并没有打算放过落水逃生的乘客，他们不断地对客机进行轰炸、扫射。
最终，除跳水逃生的机长吴士、报务员罗昭明及乘客楼兆念外，机上其余的14人全部遇难，两名正在现场救援的农民也惨遭不幸。
25、26日，14名遇难乘客的遗体陆续被打捞上来，其中9具身上有枪伤，其余人员全部溺水身亡。
空难发生后不久，“桂林”号被中航公司打捞修理，然后更名为“重庆”号（机身编号也由32改为39），继续用作客机飞行。
为避免引起乘客不安，中航公司在宣传广告中并未提及“重庆”号的前身。
但是，这架飞机身上的厄运仍然没有结束。
在香港的时光
1940年夏，鲁士清在香港看望二女儿期间，碰到随航空公司飞香港而在港休息的小女儿，一再劝说她辞职。
听到鲁美音答应就做半年，在十月请辞时，他心里顿时轻松了许多。
这年7月，当鲁士清准备登船回南京之时，当天傍晚刚刚飞回香港的鲁美音，随即赶到码头为父亲送行，并给了他百余元作为路费。
父女二人握手告别后，已经走了数步的鲁美音，回头依依不舍地说道“爸爸再见”。
回到南京后，鲁士清通过教会的关系，经常接到鲁美音的来信，知道她“各事顺利，身体亦好”，渐渐也就不再担心了。
1940年在9月，丈夫汤瑞钧到香港看望鲁美音，想让已经怀有身孕的她回四川一同生活。
鲁美音答应了，随即准备办理辞职手续，计划离职后到重庆乡间居住并撰写文章。
10月7日一早，在香港轮班休息的鲁美音，去找公司的同事杨恳聊天。
在边走边聊中，她告诉杨恳“我辞职已经批准，下个月真要离港下乡了”。
虽然早已知道鲁美音不久将要辞职入川，但一想到和同事的分别，杨恳也不免有些惆怅。
当提到写作计划时，鲁美音问道“我要你说老实话，我刊登在《西风》杂志上的文章，到底是否值得一读的？”
没等杨恳回答，鲁美音又问道“我那篇‘空游’怎样？那是我空中生活万分之一的感想……”，她音目光闪烁，仿佛看到了自己成为一名作家的光明未来！
走在路上的鲁美音，忽然看到街边《乱世佳人》的电影广告，说道“看，Gone With The Wind 要来了”，“我刚念完这本书，这故事又凄惨又美丽，我们一定要来看啊”。
送鲁美音登上过海的渡轮，一声轻柔的“再见”随着微风传入了杨恳的耳中。
令他想不到的是，这声“再见”后竟是“再也见不到”了。
《乱世佳人》于10月28日在港九上映，29、30两天适逢香港灯火管制，因此，杨恳打算等第三天（30日）再约鲁美音一起看电影。
但10月30日清晨，等着和鲁美音畅叙的杨恳，却在《晨报》上看到了中航“重庆”号遇难的消息。
31日清晨，又传来她伤重不治的消息。
没想到，这位才26岁的佳人，真的“随风而逝”了。
陨落的文学之星
1940年10月30日，鲁士清接到小女儿10月23日寄来的信。
在信中鲁美音表示已经请辞，在二姐家中住些日子后，大概12月初回重庆；并打算去乡间居住，帮助改良乡村生活；闲暇时撰述文稿，在《西风》杂志发表……
看到这封信后，鲁士清夫妇二人，自然是不胜欢喜。
不料仅过了一天，一位《西风》杂志的读友看到报纸后，跑来对鲁士清说“中航公司‘重庆’号客机遇难”，还说“鲁美音亦已殉职”……
听到这个消息后，鲁士清犹如遭了晴天霹雳，心中震动不已，但也只能独自宽慰自己“恐怕这个消息不实……”。
因南京报纸没有刊登此事的报道，鲁士清又去问了另一位《西风》读友，当听到“报刊所载，确有其事”的回答时，心中只剩下了悲伤与难过。
1940年10月30日晚，《西风》杂志的一位编辑，坐在收音机旁收听无线电新闻。
当听到“重庆”号飞机遇难的消息，在死伤名单上有“M.Y.Lu”这个名字时，他也是震惊不已。
第二天，这位编辑通过报纸确认了是鲁美音女士，而且得知已经因伤殉职了。
说起来，鲁美音还是西风杂志社未曾会过面的文友之一。
1939年9月，西风杂志迎来创办的第三年，当月第三十七期杂志发行时，刊载了“西风月刊三周年纪念，现金百元悬赏”的征文广告。
“奖金：第一名现金五十元，第二名现金三十元……”；“凡西风读者均有应征资格”……
远在云南保山的鲁美音，工作之余看到征文广告后，热爱文学的她便把一篇《淘气的小妮子》投给了杂志社。
同一时期，19岁的张爱玲在香港看到《西风》杂志的征文后，一心想着“出名要趁早”的她，将一篇《我的天才梦》寄往上海。
1940年8月，第四十八期《西风》杂志，刊出了三周年纪念征文比赛的结果：
在当年的600多篇征文稿中，鲁美音《淘气的小妮子》被评为第六名；而张爱玲的《天才梦》获得名誉奖第三名（第十三名）……
两个月后，《西风》杂志三周年纪念征文选集以《天才梦》为名在上海初版发行。
直到1948年9月，在上海出到了第八版之多，可见销路还是不错的。
写下“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的张爱玲，也由此逐渐走上了写作之路。
一代才女的文学生涯就此展开。
可同样才华出众，有望成为一名作家的鲁美音，却没有张爱玲这样的好运……
1940年夏，成为空姐后的鲁美音，以自己的经历为底本创作了《空游》一文，投给杂志社。
不久，她又寄去了一篇游记《仰光的金塔》。
《空游》刊登在当年10月份第五十期《西风》杂志上；三个月后，《仰光的金塔》也发表了。
不曾想，这竟然是已经辞去中航公司空姐职务，打算去内地开启文艺生涯的鲁美音，最后的作品。
而1940年10月29日的那次飞行，也成为她最后一次的“空游”。
年仅26岁的鲁美音，最终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于当晚壮烈殉职。
而她那个刚刚燃起的文学梦，也不会再有人看见了。
抗日航空英烈中唯一的女性
“重庆”号事故，共造成3名机组成员和6名乘客（包括1名婴儿）共9人遇难。
这架多灾多难的飞机不会再有第三次被击落的可能了，因为它被烧成了无可挽回的残渣。
1940年11月8日，中国航空公司、基督教青年会联合在香港为鲁美音举办了追悼会。
追悼会后，中航公司将鲁美音的遗体运到重庆，并将她安葬在大姐鲁琴音的墓旁。
12月7日，已经西迁成都华西坝的金陵女大，举行成立25周年的纪念活动，并为鲁美音举办追悼会。
当天，鲁美音的二姐淑音、三哥葆荣，向金陵女大各捐款两千元，作为两个文学奖的基金。
这既是为了纪念前年在成都逝世的长姐鲁琴音，以及不久前遇难的鲁美音，也是为了回报母校对她们的培养之恩。
鲁美音牺牲后，上海《西风》杂志社特地以《空游》为名出版纪念鲁美音的专刊。
专刊收入了亲友悼念文三篇，以及鲁美音最后发表在《西风》杂志上的两篇作品。
杂志社编辑在悼念文章中称——“鲁美音女士的意外殉难，是一个无法补偿的损失。”
鲁美音的父亲鲁士清在《忆亡女美音》一文中说——“为人而死，重于泰山，为己而死，轻于鸿毛。余女美音之死，虽不重于泰山，总算死得其所了。”
鲁美音也成了4296 名中外抗日航空英烈中，唯一的一位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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