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发电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到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同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审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清样。晚上七点多，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带着随身秘书和警卫员来到了怀仁堂门口。
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怀仁堂附近，有许多双眼睛正在直勾勾地观察着他们。
抓捕“四人帮”前的怪事
在抓捕“四人帮”这场行动中，有一个人目睹了一切，他就是当时担任江青警卫员的邬吉成。
据邬吉成回忆，那天中午他就感觉不正常，汪东兴的秘书打电话到他家里，要他派司机小王到某某同志那里，接上后送到汪东兴同志处，一连接了好几个人。邬吉成感觉遇到了怪事，到汪东兴那里为什么要用钓鱼台的车？汪东兴那里没有车可调了吗？
可偏偏邬吉成那天不上班，他当时正在粉刷宿舍的墙，因7月底唐山的大地震，北京也受到了波及，宿舍墙皮被震得脱落了不少，趁着这天不值班，邬吉成就负责起了墙体粉刷。就在他和几个同志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汪东兴突然打来了电话。
汪东兴
汪东兴语气严肃，让邬吉成马上到南楼。南楼是建在中南海南海东面船坞上面的一座楼，汪东兴的家就在楼里，那里也是他的办公室。邬吉成正弄了一身的灰，接到通知后，他立马放下手中的活，洗漱了一下，换一身军装，叫上司机小王直奔南楼二区。
一进汪东兴的办公室，汪东兴立刻站了起来说：“今天晚上行动，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吧！”
听汪东兴突然这么说，邬吉成就想起了最近发生的事情：“四人帮”在报纸上大肆散发毛主席临终遗嘱的文章，矛头直指华国锋，汪东兴在前几天晚上特意询问负责王洪文随卫工作的孙凤山王洪文有没有带枪。
种种奇怪的现象，就算对政治再不敏感的人也能猜出一二分，汪东兴突然冒出的话，让邬吉成立马意识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邬吉成
邬吉成老实地说：“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已经可以估计个差不多吧。”汪东兴点点头，他眼睛直视着邬吉成，顿了顿说：“你负责外面，武建华负责里面，通知孙凤山来，管理车辆，人下车后就把车调走。”
汪东兴又用极简洁的话就将所有安排都表达了清楚，没有临战的动员，没有注意事项的巨细交代，汪东兴和这几位负责人员在无形中达成了默契。
大约七点钟的时候，距离姚文元等人来怀仁堂还有一段时间，汪东兴来到这里察看部署情况，他问在外面驻守的邬吉成：“都布置好了吗？”“都布置好了。”“都没有问题了吗？”“没有问题了。”
紧接着，汪东兴又作了进一步的交代：“等一下他们来了，你把他们的随员，都放在五间房。他们的车子，都停在怀仁堂西边的庆云堂。”
邬吉成
在汪东兴之后，守在外面的邬吉成又见到了叶帅和华国锋，邬吉成的手心里冒出了汗，今天晚上是成是败，就看接下来的发展情况了。
“四人帮”最先来的是王洪文，然后依次是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都在华仁堂门前下了车，邬吉成按照事先的安排，把他们的随从人员都带到了五间房，带进去后，邬吉成向这些人宣布了纪律：第一，不允许离开房间；第二，不允许和外面通话；第三，不能喧嚷。
被带进五间房的所有人都严格遵循此纪律，因为以往开会，邬吉成也常常担当这个角色，指定这些人在哪里待命，宣布纪律，这些人向来都服从他的命令，没有人怀疑今天与以往有什么不同。
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被当场扣押，华国锋一次向他们宣布了中共中央要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并将他们一个一个押进了停在怀仁堂东面的红旗车里。
汪东兴
当然，负责守在外面的邬吉成是看不到里面发生的事情，他只看到，从怀仁堂的东侧门里，隔一会儿开出一辆红旗车，共开出了三辆，但究竟开往哪里，他也不清楚。
当“四人帮”中的三人都被逮捕后，华国锋、叶剑英指示耿飚，立即率部接管了新华社、广播局等单位，随后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
不一会儿，负责里面的武建华出来对邬吉成说：“汪主任要你打电话给张耀祠，问他那边的事搞完了没有。”邬吉成心里很清楚，“那边的事”指的就是江青、毛远新的事。邬吉成立马打电话过去，张耀祠说：“已经顺利结束。”
至此，“四人帮”全部被逮捕。
姚文元的妻女死活不肯离开家
在逮捕工作完成后，接下来就是善后问题。邬吉成和吴建华一起走到五间房，向里面姚文元等人的随行人员宣布说：“你们的首长现在已经有别的安排了，你们原先的工作也结束了。”
邬吉成
众人面面相觑，最终还是将武器都交了出来。武器收集完成后，邬吉成就带着这一干人上了一辆面包车，将这些人安排在了海淀区花园村的一座空楼里，之后，邬吉成又赶到钓鱼台国宾馆，布置这边的善后事宜。
首先，邬吉成派人把钓鱼台王洪文和张春桥处的服务人员都集中了起来，接着，又将王洪文、张春桥和江青在钓鱼台的住处给封闭了起来。
姚文元已经搬出钓鱼台有很长时间了，他一家住在赵登禹路原国务院总理薄一波的院子里。江青在不久前也已经搬到了中南海201，但她在这里的住处还是一直保留着。
为了防止消息走漏，也为了善后工作的顺利进行，“四人帮”的家属也必须要重新安排住处，但这中间却发生了一些小波折。
当时张春桥和王洪文的家属都在上海，江青的家人只有李讷一人，只有姚文元的妻女在北京与他同住。当邬吉成派出的人要求他们搬离时，姚文元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死活不肯离开家，双方僵持了很长时间都没有任何进展。
汪东兴一直惦记着姚文元家属搬家之事，派去许多个电话给邬吉成，一次次催问结果，最后，邬吉成好说歹说终于劝说姚文元家属搬了家。
说到“四人帮”的家属，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姚文元和他妻子的感情。
姚文元的妻子叫金英，出生于1933年，比姚文元小两岁。她初遇姚文元的时候是在上海卢湾区宣传部工作，当时姚文元长相不是很出众，却写得一手好文章，金英就是被姚文元的才华吸引的。
后来两人结了婚，姚文元平步青云调到了北京，当时张春桥还劝他把老婆孩子留在上海，但姚文元还是将家人接到了北京。
金英永远记得丈夫被捕的那天晚上，那晚姚文元走得很匆忙，就连帽子也忘了带。等金英追出去给丈夫送帽子时，姚文元早已坐上了汽车，消失在了夜色中。金英怎么也想不到，丈夫从此再也没能回来，她与孩子们也搬到了上海居住。
自打姚文元被抓后，金英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她被调离了原单位，挂职在一个小单位，但她从来没有去上班，请了长期的病假。换了工作，相对的待遇也会变差，金英还没能从丈夫被抓的情绪中走出来，却不得不面对生活的窘迫。
1981年，姚文元被特别法庭正式判处有期徒刑20年，他的罪行公之于众，他的女儿也因为他受到了牵连。一次，当地居委会举办了一个联欢会，居委干部再三对外强调，姚文元的女儿已经和其父划清界限，但仍有人听说姚文元的女儿参加后拒绝出席联欢会。
虽然受尽世人白眼，但金英始终对姚文元不离不弃，在姚文元判刑后，她曾多次到秦城监狱探望。
在“四人帮”的家属中，还有一个痴情人，她就是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
崔根娣原本是上海棉纺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她的家在上海，父亲、母亲都是工人，在与王洪文结婚后，崔根娣生下了两男一女。崔根娣生活低调朴素，为人谦虚谨慎，是一个爱家的好妻子，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女人，王洪文却提出了两次离婚。
有人说王洪文是预料到自己今后的下场，担心连累家人所以才这么做，但事实无论如何，他最终都没能离婚成功。在王洪文沦为阶下囚后，崔根娣的领导曾找她谈话，说愿意帮她办理离婚手续，然而崔根娣却说：“王洪文犯了罪，怎么判我不管，可是我不离婚，我要等他。”
每年国庆节这一天是她与王洪文的结婚纪念日，崔根娣每年这一天都会到秦城监狱看望王洪文。除去这些，崔根娣还多次给王洪文的弟弟、妹妹写信，还多次从上海回到王洪文的老家开源村。
那时开源村的路不好走，也没有通车，三四公里的路崔根娣要走一个多小时。乡下的卫生环境不好，蚊子、苍蝇非常多，但崔根娣根本不在乎，她与王洪文的家人非常谈得来，吃饭时，家人吃什么她就吃什么，有时她还会动手帮家人做。
相对于其他几人，张春桥与妻子的感情非常不好。
张春桥的妻子名叫文静，是天津人，她在读书起就参加了共产党。1942年，文静来到晋察冀解放区宣传部工作，在这里她认识了张春桥。小两口一开始还是非常甜蜜的，但是之后文静犯了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致使她与张春桥越走越远。
1943年冬天，日军对晋察冀地区发动了大扫荡，张春桥成功隐蔽，但文静却被日军俘虏。为了保全自己，文静出卖了组织，用共产党人的名义在多处报纸上写下了“亲日”的材料，污蔑中国的抗日军民。
后来文静被救，她担心自己出卖组织的行为会受到处分，于是向上级隐瞒了这段历史。不过，纸包不住火，文静的所作所为还是被组织知晓，因此她的仕途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张春桥对她的态度也有了180度大转弯。
新中国成立后，张春桥的事业蒸蒸日上，他开始担心妻子的历史会影响自己，于是有意无意撇开自己与文静的关系。到1973年时，张春桥向组织提出了离婚请求，中央同意了，但还未公开张春桥就被抓捕了起来。
张春桥被捕后，中央并没有透露出消息，但远在上海的文静还是发现了异常。原因是虽然张春桥已经和她分居，却始终放不下自己的儿子，他每月8日都会派人接儿子到北京，而这次却没有。
这让文静感受到不同以往的气氛，于是第二天，文静便找到了张春桥的亲信徐景贤，告诉他自己的担忧。其实徐景贤也发觉出了不对劲，但他无论怎么打听，都无法打听到张春桥等人的下落，直到苏振华抵达上海，才真相大白。
“四人帮”的结局
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刑两年执行；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姚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对于这样的判决，全国军民是激动的，但对于他们的家人就犹如晴天霹雳。张春桥的判决出来后，他的母亲就因接受不了事实而绝望自杀，而王洪文和姚文元的妻子虽然伤心，却准备等丈夫出狱，重新生活。
在“四人帮”中，最孤独的要数江青，其他人或多或少有人探望，但来探望江琴的只有她的姐姐李云鹤和女儿李讷。李云鹤不在北京生活自然不能常来看她，而李讷因为她的关系变得自卑，来看望她的次数也屈指可数。
多数情况下，江青就在自己的房间内看电视或者看报纸，有时候也会写字。在无尽的孤独中，江青终于在1984年获得了保外就医的机会，组织上把他安排在了北京郊区的一处疗养院中。或许是无法忍受孤寂的晚年，江青最终受不了在浴室自尽了。
“四人帮”中第二个去世的人是王洪文，1992年8月，王洪文因肝病去世，这一年他57岁。他去世后，崔根娣带着他回到了老家却并不下葬，而是将骨灰放在家中供养，为了警示后人不走老路。
1998年，被减为有期徒刑18年的张春桥获得了保卫就医的机会，这时他的母亲已经离开人世，无处可去的他只能寻找曾经那个自己避之不及的妻子，他与文静一起生活了几年时间于2005年4月病亡。
“四人帮”中姚文元活的时间最久，可惜他出狱后不久，妻子金英就因病离开了人世。姚文元很悲痛，没想到他刚刚与妻子重逢就迎来了永别，但是再悲痛他也只能处理妻子的后事。经过考虑，姚文元在上海青浦区福寿园为妻子找了一块儿墓地。
他精心挑选了一块石碑，在背面刻上了他为自己写的诗《蝶恋花》，在正面刻着“真理真情”来表达对妻子的怀念之情。
妻子去世后，姚文元就搬到了浙江生活。晚年的生活很平静，为了打发时间，姚文元重新拿起毛笔练字。或许是在监狱中得到了反思，姚文元便向组织提出写回忆录，来忏悔自己犯下的罪过。回忆录改改写写，不满意他直接撕了再来，终于在2001年完成。
在写完回忆录后，姚文元又写起了自己的生活记录，花了8个月的时间，他写了一部5万多字的书，定名为《回顾与反思》。
鉴于他的良好表现，组织上每个月给他4000元作为生活补助，他的生活很轻松。但是再优渥的生活，也改变不了人的生老病死。2005年12月，姚文元因糖尿病病逝，这一年他74岁。姚文元死后，他的女儿将他的骨灰与母亲合葬在了一起。
半个月后，姚文元的死讯被公开，人们将他的死称之为“四人帮”的彻底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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