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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乌运动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新西兰政府的管理激化了矛盾之外，萨摩亚民族认同意识的觉醒是促使马乌运动爆发的内部原因。

萨摩亚传统文化观念中的共同体意识和对传统政治制度的拥护，是民族觉醒和萨摩亚民族身份建构的基础。

德国统治时期的马乌普勒运动、传统文化与威尔逊民族自决原则、纳尔逊的领导都为萨摩亚民族意识与身份认同的觉醒提供了准备条件。

民族主义萌芽

在德国统治时期，萨摩亚就爆发了一场新兴的独立运动马乌普勒运动，这场运动对德国政策展开了全面批评。

由于德国总督索尔夫不断干涉萨摩亚习俗，新成立的土地和头衔委员会没有任用萨摩亚人，再加上椰干价格的下降，萨摩亚传统领导人和种植园主对德国殖民政府感到不满。

1904年，作为萨摩亚政治中一个重要的发言人劳阿基·纳木拉乌乌鲁·马默公开反对索尔夫总督和德国政府。

这一年，椰干价格大幅下跌，劳阿基和马他伊成立一家萨摩亚人自己的贸易公司——奥拉公司，萨摩亚高级酋长命令所有的萨摩亚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必须向奥拉公司纳税。

索尔夫在离开萨摩亚的时间里，舒尔茨博士为了控制萨摩亚人的抵抗颁布了一项法令，“只有德国皇帝才有权命令人民纳税，因为收税是政府的事情而不是公司的事情”。

但是，劳阿基依旧违抗命令，索尔夫逮捕了劳阿基的兄弟以及拉诺的酋长马拉乌卢。1905年1月，包括图普阿·塔玛塞塞在内的酋长闯入监狱，德国被迫释放囚犯。

同年12月，索尔夫宣布奥拉奥公司的商业行为非法，公司在德国政府的打压下失败告终。在奥拉公司失败后，索尔夫对政府进行了改革，降低了萨摩亚人的参与度，这一行为再次触犯了酋长的利益。

于是，劳阿基再次挺身而出，于1908年领导了马乌普勒运动。他提出了许多反对德国政府的意见：

第一，马他伊失去了在萨摩亚政府中代表家人的权力；第二，德国政府监禁和威胁萨摩亚人是错误的；

第三，萨摩亚人应参与国家发展的所有方面，而不应像过去那样被德国行政当局排斥。劳阿基对德国政府的反对得到了许多萨摩亚领袖的认同。

在这场运动中，萨摩亚人向马乌人纳税而不是向德国政府。尽管受到德国政府的威胁，劳阿基仍然为萨摩亚的整体利益和传统权威辩护。

劳阿基等人向德国政府提交请愿书，要求萨摩亚人更多地参与政治，批评德国政府的财务开支，维护萨摩亚政府的尊严。

1909年，劳阿基与索尔夫会面，索尔夫无法说服劳阿基等人停止反抗德国政府。索尔夫下发最后命令，3月29日之前，劳阿基及其支持者要么主动投降，要么被驱逐出萨摩亚。

最终，劳阿基等人被驱逐至塞班岛，这场反抗运动以失败告终。虽然，德国统治时期的马乌普勒运动时间较为短暂，并以失败告终，但这是萨摩亚人有意识地反抗殖民统治的开始，标志着萨摩亚的抵抗从无组治地活动到更统一地反抗殖民统治的转变。

马乌普勒运动亦是萨摩亚民族意识觉醒的开始。

萨摩亚身份认同的基础

萨摩亚传统文化中的共同体意识是形成身份认同的基础，在萨摩亚民族身份建构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萨摩亚传统文化中，对传统政治身份即马他伊的认同是萨摩亚身份认同的基础。同时，威尔逊民族自决原则也对萨摩亚民族身份建构产生了影响。

在萨摩亚社会中，“萨摩亚方式”涉及萨摩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是萨摩亚生活的指南，“萨摩亚方式”是对萨摩亚传统文化的统称。“萨摩亚方式”包括“大家庭”、马他伊和基督教会。

大家庭是萨摩亚的基本生活单位，包括所有承认家族马他伊领袖地位的成员，是由父母、兄弟姐妹及其子女共同组成的主要由血统和婚姻来维系的家庭，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

在涉及土地纠纷、选举马他伊等大事件发生时大家会聚集在一起。数个大家庭组成了村，家族马他伊在村里组成马他伊委员会共同商量村庄大小事务。

大家庭是一种基本的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内，大家形成了一种协商原则来保证大家的集体利益和荣誉，对长者的尊敬是必须遵守的规矩，为家人服务是所有家庭成员应尽的责任。

在大家庭中，每个人还要履行自己的义务，对大家庭的责任是要用来一生承担的。酋长是社会演化过程中出现的具有特殊社会政治地位的个人，是对一定数量的人口进行管理的统治者。

马他伊制度是萨摩亚社会的核心制度，马他伊是家庭或家族的代表，冒犯了马他伊则意味着冒犯了他所代表的家庭。

马他伊是萨摩亚人共同认同的存在，是萨摩亚传统政治制度的核心，代表着萨摩亚传统习俗和文化，这也是新西兰殖民政府限制马他伊权威时大家迅速凝结成共同体，“群起而攻之”的原因。

在萨沙·科诺特的论文指出，“酋长是现代国家的前身，酋长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复杂性的增长，通过建立中央等级制度来协调经济、社会和宗教活动。当政府在中央领导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时，国家就出现了。”

在萨摩亚，酋长又分为高级酋长和发言酋长，高级酋长是通过世袭获得头衔，形成贵族阶层；发言酋长则通过履行重要的行政管理职责，以及作为发言人的卓越表现来获取相似的社会地位。

一般情况下，村子里有一位高级酋长和若干发言酋长，酋长头衔通过世袭获得，享有很高的威望。同时，作为酋长，他们有义务维护家族的声誉和声望，代表整个大家庭的利益。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对“民族”的概念做了作了以下界定：“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按照安德森对民族的定义，萨摩亚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原始的“民族”因素，传统文化因素也是形成萨摩亚人身份认同的决定性因素。

安德森对“民族”一词的定义，其中“想象”一词是指相互连接的一项，每个人拥有的一些共同的事物或者看法。

在萨摩亚，“想象”指的是对“萨摩亚方式的认同”，是一种对萨摩亚政治身份的文化认同。

一旦“萨摩亚方式”受到威胁和破坏，萨摩亚人便会行动起来，形成反对集团。

因此，萨摩亚通过马他伊制度构成的萨摩亚传统政治制度已经具备了建立一个国家所需的政治制度，“萨摩亚方式”构建了萨摩亚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萨摩亚人对政治身份和传统文化的认同是萨摩亚建构身份认同的前提条件。

威尔逊民族自决原则的影响

1918年，一战将要结束之时，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提出了关于战后世界秩序安排的“十四点纲领”，主张在公开外交、民族自决等原则下，建立一个较普遍的国家联盟以维持世界和平。

民族自决权概念的内涵是它要求族体的疆界和政治的疆界是一致的，“就是每一个民族都有权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并决定自己的政府”。

在威尔逊所预设的世界中，由于有些地区还未做好自治的准备，对这些地方的有些安排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些安排不包括兼并和殖民。

早在国联事务委员会发挥作用之前，有关托管地的问题就已经提到了最高理事会的日程上。威尔逊态度非常明确，希望由国际联盟来处理前德国殖民地问题。

威尔逊曾就民族自决权起草过一份从未使用的声明，“我们现在认为，所有人都有权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自己选择要成立什么样的政府。”

美国白宫也对民族自决进行过阐释：“自主发展”，“治下的人民有权在自己的政府中发声”，“小民族拥有自己的权利与自由”，“让每个热爱和平的民族都能和我们一样，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国家的制度”。

威尔逊所提出的“十四点计划”中的第五点明确提出“公正地处理殖民地问题时，既要顾及到殖民地人民的利益，也应考虑殖民政府的正当要求”，这给予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人民以鼓舞。

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权激励着世界上各个民族，萨摩亚也不例外。在殖民地人民看来，他们的心声和诉求终于得到了重视，终于可以摆脱殖民统治，实现自治。

民族自决原则经过报纸等途径传播至萨摩亚，激发起萨摩亚民族意识的觉醒，寻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呼声在萨摩亚兴起。

纳尔逊自身经历

马乌运动领导人奥拉夫·纳尔逊是一位混血儿，父亲是瑞典商人，母亲是出身显赫的萨摩亚人，其塔伊西头衔便是从母亲那里继承而来。这使得他在萨摩亚和欧洲群体中享有很高的地位。

纳尔逊离开学校后，在德国律所工作了一段时间，这让他对欧洲的政治理念、政府运作方式等极为了解。

另外，他游历过许多国家和地区，结交了许多外国朋友，这些经历不断影响着他的政治理念，让他在马乌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纳尔逊的父母及其兄弟姐妹因1918年大流感死亡，从悲痛中恢复过来之后，纳尔逊开始资助马乌运动。

1919年中期，纳尔逊认识了新西兰人毛伊·波马雷，此时波马雷正在阿皮亚收集向文官政府过渡的建议。

随着纳尔逊和波马雷通信的日益密切，两人渐渐熟识。纳尔逊经常向毛伊爵士询问毛利人历史的问题，在交流中纳尔逊发现新西兰人与毛利人能够和谐共处，然而萨摩亚的现实却截然相反。

在萨摩亚，混血儿不被视为萨摩亚人，而视为欧洲人。作为混血儿的欧洲人与纯欧洲血统的欧洲人在待遇方面也有所差别，这使得他对萨摩亚人和具有萨摩亚血统的混血儿的不同的政治待遇提出质疑。

1922年，纳尔逊开始质疑种族等级问题，他坚持认为尽管他有“欧洲身份”，但他“生来就是萨摩亚人，具有萨摩亚人的血脉和情感”。1924年，纳尔逊成为萨摩亚立法委员的成员之一，与理查德森一起工作。

随着工作的深入，纳尔逊对政府的财务管理感到不满，认为政府的花费十分奢侈，这严重增加了萨摩亚人的负担。另外，纳尔逊还对理查德森不断干涉萨摩亚传统习俗感到愤怒。

在1926年9月，访问惠灵顿时，塔伊西会见了总理科茨和外交部长威廉·诺斯沃西，向总理表达了萨摩亚的不满情绪，诺斯沃西同意立即对萨摩亚进行调查。

回国后，纳尔逊在阿皮亚举行了两次公开会议，为外交部长的访问做准备。作为一个商人，纳尔逊在阿皮亚有两个公司，在萨瓦伊拥有两个销售分公司和在萨摩亚拥有20多个贸易站。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椰干贸易，因此，当行政长官干涉椰干贸易时，自然也触犯了纳尔逊的商业利益，使他对政府的不满日益加深。

新西兰的种族政策、对椰干贸易的干涉、1918年大流感的影响以及纳尔逊自身的经历使得他对新西兰托管政府逐渐失望。

纳尔逊作为一个半种姓人，了解欧洲的文化、先进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同时也深受美国总统伍罗德·威尔逊民族自决的影响。

虽然纳尔逊是一个混血儿，在新西兰政策中不属于萨摩亚人，但是纳尔逊认为，“我生来就是萨摩亚人”，自身经历和对新西兰殖民政府的不满使得他与广大萨摩亚人一道建构起萨摩亚的民族身份，并成为萨摩亚反抗运动的领导人。

马乌运动是萨摩亚民族身份建构下的产物，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觉醒是萨摩亚自上而下形成共同的民族身份的决定性因素，在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初步建构起萨摩亚的民族身份认同。

但是，这一阶段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萨摩亚人仅是在思想中认为我们要反对殖民统治、维护自己的利益，还未付诸实践，而马乌运动的爆发则是由萌芽期向形成实践期的转折点。

参考文献

【1】刘德斌：《国际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6页。

【2】周鹏：《20世纪后期以来的民族自决运动的比较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