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顺风顺水的学霸模式，从山东保送进清华大学生物系本科，又一路成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分子生物学博士，她是优等生，直到开启真正的选择：察觉自己对科研之外的真实世界的巨大好奇，博士毕业后入职了麦肯锡。

少数裔、毫无商科背景，比起跟她一起入职的MBA毕业生们，28岁的她，突然从一个「聪明能干的学霸」成了「啥都不行」的边缘人。

开会躲在一角，发言畏畏缩缩，别人讲的听不懂，每日担心自己会被炒掉，自信全线垮塌。这样的低谷一直持续到半年后，她做的一个数据模型获得当时麦肯锡的一位全球副董事的当面夸奖。

来自他人的认可，成了她建立自信的开始，也是她在麦肯锡的重要转折点。她开始领略做咨询与做科研的相似之处：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看到核心问题在哪儿。以及，也开始觉察到性别文化下女性的短板正是自己的限制。

比如，女性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及不愿去做那个扭转大局的人。而男人呢，「我来了就要有个声音有个观点，哪怕这是一个bullshit。」

身边的男同事给了她不少启发。一次在讨论某个问题时，她一直在发言里说各种问题，一个项目经理听不下去了，当着一屋子人的面，他直接将小黑板的笔递给她，说，一诺，写下你的解决方案。在另一场角色扮演的工作坊中，一位同事扮演销售主管，抱怨个不停，他的搭档直接将一只黑椅子放在他身后，摁他坐下，然后推他到中间，「现在你在驾驶座，你来驱动。」

女性似乎很不容易站出来发出自己的主张。「你是谁呀你凭什么呀。」李一诺描述着一度扎根在她脑海里的声音。她把这种耻感总结为，「你太在乎你自己了。」

一次，她的职场教练问她，你是不是任何时候都觉得自己非常特别？她说的确是，「我一直觉得我挺特别的，你看就我成绩好，就我能把这事说清楚……」教练告诉她，这种强自我一方面能给人带去信心，另一方面也能陷害人，因为这会让人觉得，什么事都是关于我，成了是我，不成也是因为我。

「女性是很不容易『不要脸』的，非常容易自我怀疑……我们特别害怕被评判。」在她看来，「不要脸」是一个境界，不再在意自己，在意的是事情能不能成，只要事情值得做，自己的姿势不好看没关系。一旦突破了这个阶段，「慢慢地把你小女生的这些东西转换掉……你的女性的光环就显示出来了。」

参选合伙人是她麦肯锡生涯中的另一重要转折点。

当时，已经做到了全球副董事的李一诺遇上了个她特别讨厌的同事，那人「傲慢、做一说十、时常不兑现承诺」，级别还在她之上，给她发号施令。「就想我不干了，我为什么跟这种人在一块呢，这种烂人浪费我的时间，浪费我的生命。」另一位比她早一年进入麦肯锡的女同事问她，一诺你是不是觉得你做的东西或者你做的选择就是对的？你要想让你认为对的东西能被执行，那只有你自己当领导。

这些对她有极大的触动，她意识到，她需要「赢」，想赢。而之前，她不过是「想被认可」。她花了大量的时间来适应自己的野心勃勃。从不大敢公开讲自己想成为合伙人，转变成主动去找所有合作过的同事聊，去获得他们的支持（麦肯锡的全球合伙人的评价机制是，公司会委派一位与申请人无任何接触的资深合伙人做甄选者，他会寻找申请人过去三年里共事过的同事听取反馈，最后形成一个综合意见）。

聊着聊着，她觉察到，这种「想要就要」的自我暴露反而让自己更真实了，「承认自己不够好，这就是我，真实地去跟别人讲我现在的想法，我擅长什么，我享受什么。」

2011年，34岁的李一诺成为了麦肯锡的全球合伙人。她告别了6年前那个藏得严严实实的自己。

更进一步站出来则是在3年后。2014年的除夕前一天，正怀着老三的她看到身边的年轻人被所谓市井经验误导着：当时家里亲戚的小孩找工作，跟她聊起来找工作的方法，说起市面上一堆不靠谱的面试指南，端着装着，表面花招；以及当时她的一个清华生物系毕业的师妹，跟她说，自己现在就是想去当一个中学的生物老师，为啥呀，因为有户口。

李一诺被先生华章撺掇着开了公号。从面试的学问写起，她开始了自己的输出。不仅自己写，还邀请了身边一众麦肯锡的朋友们写。这一写就没停下来。

邱天是最早一批「奴隶社会」撰稿人之一。她们活跃在一个三四十人的群里，一半以上是麦肯锡的同事。在这期间，她才和李一诺渐渐熟络了起来。邱天发现，李一诺对稿件的甄选范围比她宽，有些她不喜欢的稿件，李一诺却可以欣赏其中的好。「她并不笨，她可能也看到这个观点的不足之处，但她包容。她能够看到这里面的美，力量，看到这个作者的独立思考，也容易打心眼里被那些作者和文章感动。」

邱天觉得，聪明人容易看到系统当中的很多问题，也容易变得傲慢，李一诺却不。

砸墙者

盖茨基金会北京办事处，即将迎来一位新任首席代表。当时办事处里的很多人存疑，一诺这么年轻，她行不行？她才三十几岁。

2015年，李一诺降薪2/3，从麦肯锡跳到了盖茨基金会，像是一场「职业自杀」。但李一诺知道，她追求的不是钱，也并不甘心于只解决商业上的问题。她的野心更大，渴望参与解决更大的社会问题。

第一次见比尔·盖茨，与他长达两个小时的对谈中，盖茨说的一句话格外打动李一诺——他开始关注生意以外的事情之后，发现在解决全球维度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存在的空白是巨大的。

这是一份面临更多复杂问题的工作。首先，盖茨基金会工作的核心是解决更大的、更复杂的、着眼全球的问题，包括支持中国加快实现自身一些重大健康和发展领域的目标和进程，如公共卫生领域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控、控烟等；以及，支持中国成为推动全球健康和发展的强有力的合作伙伴——这只是摆在明面上的复杂。

更棘手的暗流是，西方对于中国的刻板理解。入职后，她发现大家对中国工作有许多误解、担心和压力。在盖茨基金会的高层里，除了她和中国办公室，中国人和中国的声音很少，大家对于中国的理解基本来自于西方媒体的报道。

比如，盖茨基金会的一大块业务是推进全球农业发展，「我说你们既然要解决农业问题，靠农业脱贫，而且是以小农户为主的脱贫方式，为什么没有人去看中国的模式呢？当时就有一个人说，我们不看中国的模式，因为中国不合适，我说为什么中国不合适呢？他说因为中国的体制不一样。」

她带领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花了9个月做战略，分了四大块，第一块就是讲中国的农业，用英语，用他们能听得懂的方式去分析中国的历次农业改革。

「写东西，让大家了解真实的中国。讲中国，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安排他们尊敬的人讲。」她开始策划一个Get Smart on China（聪明看中国）系列，邮件群发给盖茨基金会中国以外的同事，每两周一发。春运、微信、摩拜、中国的教育……都被她写入其中。

这种行动力，让余进拍案叫绝。余进也是前麦肯锡全球合伙人，她在一篇写给「奴隶社会」的文章中分析，「很多精英素质都是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但）如果觉得不够超级标准不一炮打响索性不做反而制约了行动力。」而李一诺是，「想到就做到，从能做到的先开始。」

三年来，可以说她的成绩斐然：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核心预算涨了四倍，开始了支持中国扶贫，支持中国药监局改革，中国农业经验支持非洲发展等新的大项目，还有更多西雅图的项目团队将中国纳入自己的核心战略，希望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来实现全球项目目标。更有意思的是，Get Smart on China系列出现了跟风版，比如，印度办事处搞了一个Insight India。

不受限于完美主义，想到就做到，在《人物》记者的采访中，不止一个人提到李一诺的这个特质。她的前同事、好友Shine记得，一次回到北京，李一诺和她临时约了一场公园野餐。这天晚上两人都忙到很晚，Shine担心来不及准备，李一诺说，别担心，我都有。Shine寻思着，怎么着也该有水果吧，也许还会有一个野餐垫吧。第二天，她眼见着李一诺在家门口包子铺里买了三十来个包子，当时就懵了。「这感觉很不一样。你能看见她在里面释放出来的自由度吧。」Shine说。

李一诺自己的经验是，「人类社会，最擅长做的就是建墙。」如何做一个砸墙者？「从人开始。意识到不管多么吓人的名头，后面都是一个真实的人，认识他们，了解他们的世界，聊聊天，从他的角度看墙。」以及共赢——「我的成功不意味着你的失败，不必零和。砸了墙不仅帮助我，也帮助你，所以一块玩。」

这样的信念和方法论是鼓舞人的。美国人Kathleen是盖茨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战略副主任，她说，「一诺走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希望能跟上她。因为我们真的相信，我们可以改变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