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从巽伽王朝到笈多王朝初期的艺术(上)
在古代后期(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5世纪),印度历史共包括三个王朝,即巽伽王朝(约公元前185-前73年)、安达罗王朝(约公元前1-公元3世纪)和笈多王朝的初期(公元4、5世纪)。和古代中期印度的孔雀王朝相比,上述各朝领土皆不如其广阔,笈多初期曾一度统治北印度兼及中印度一带,而巽伽和安达罗则仅偏处一隅,各地存在着众多小国小朝廷,历史情况比较混乱。但这几百年在古代印度的艺术发展史上却很重要,艺术流派众多,并在内外因素的交流汇聚中产生了丰富多采的佛教艺术,总的说来,这是继孔雀王朝之后的另一个古代印度艺术的繁荣时期,实际上,一些最重要的巽他王朝艺术作品,例如桑奇大塔的塔门雕刻和帕鲁德佛塔的围栏浮雕,都是对孔雀王朝原有建筑进行增修改造的结果,其一脉相承的传统与推陈出新的发展都是同样明显的。也可以说,在孔雀王朝时期提出的创造古代印度艺术尤其是佛教艺术的任务,继巽伽和安达罗两朝而续成,到笈多时期更有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佛教经孔雀王朝的大力提倡,在印度已成为最有影响的宗教,并开始向国外传播。巽伽王朝时期,佛教建筑与雕刻继承孔雀王朝的传统而发展,并且更多地吸取了印度本土的风格与形制。佛教建筑中,窣堵波式的佛塔是最重要的,还有称为支提的经堂、佛殿和称为毗诃罗的僧院,但这些建筑的木构和砖石结构的遗迹全都荡然无存,只能从现存的石窟寺遗迹中探寻类似结构的情况。此外,佛教雕刻以及极稀少的绘画遗物也都集中于窣堵波佛塔和石窟之中,因此它们自然成为了解巽伽时期印度艺术的主要资料。窣堵波式佛塔建筑这时已发展得形制完备、规模宏伟、装饰富丽,和前一时期的草创阶段不可同日而语了。根据佛教经典所叙,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建窣堵波塔竞达84000座之多,即使打一大折扣,也能以一二万计,可以想见这些窣堵波必然大小不一,且以小者居多,佛塔周围的栏栅、门框也多以木料制成。巽伽时期的新发展便是在这些较小的窣堵波上填土加高,覆以灰泥砖石,同时把木制围栏、塔门改为石制,雕饰也益见丰美。上述桑奇大塔便是这类新修窣堵波的著名代表。
桑奇位于今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尔东北约45公里,在古代邻近马尔瓦地区的名城毗底萨。桑奇大塔在巽伽时期的增修便得力于这个城市的财源及其高度水平的工艺匠师,阿育王时期究竟在此建了多少窣堵波,现已不可考,但经考古发掘整理复原的仍有3座,依次编为1、2、3号,其中Ⅰ号规模最大,雕刻也最精美,便通称为桑奇大塔。这座塔在巽伽时期(公元前2世纪中叶)由当地富商资助的一个僧团加以扩建增修,以阿育王的原塔为核心填土加高,体积扩大近两倍,并在大培覆钵状的土墩表面砌砖垒石,形成今日所见的半球形塔体。它的球体直径达36.6米,高16.5米。塔顶砌成方形平台,上置伞盖三重,塔底砌筑砂石基座,绕其周边有宽约4米的甬道,道内又设围栏。按佛教要求,环行甬道是供信众参拜绕行而设,但只能向右绕行,故称右绕甬道。塔为实体,除有双重扶梯供人上达基虚而外,无登临塔顶之梯道。塔内应藏佛宝舍利等物,但至今犹未发现。公元前1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初,又在围栏边按东西南北方位建4个塔门,南门动工最早,北、东、西三门继之,全以砂石构筑,取三梁两柱插标结构形式,梁柱皆雕饰富丽。
经过这一系列的增修扩建,窣堵波的形制更为完备,它的含义也从简单的纪念性坟冢和佛陀涅槃的象征而发展为具有佛教和印度神话中的宇宙图式的象征意义。按这种理解,窣堵波的半球形覆钵塔体便象征着孕育宇宙的原初金卵(梵文称塔体为"安达",意即为卵),塔内中心深处埋藏的佛宝舍利,就等于宇宙原卵中促生万物变现万法的种子;塔顶的伞盖显示佛教的威力,伞柱顶天立地直指塔中心的佛宝舍利,代着着宇宙之轴,三层伞盖则代表诸天或佛、法、僧三宝。附属建筑的四个塔门标志着宇宙的四个方位,参拜信众从东门进入圣域,按顺时针方向沿右绕甬道环行巡礼,走着和太阳运行一致的轨道,意味着信徒的行为与宇宙的律动和谐,循此可从尘世超升灵境。
这种象征宇宙图式的含义使窣堵波佛塔成为佛教建筑的中心,即使在佛殿之内,也立一小型的窣堵波以示其重要意义,石窟寺的殿堂和循此制,遂有窟内以佛塔为中心的传统布局。
巽伽时期石窟寺的营建,也像窣堵波那样较前一时期在形制完备、规模宏伟上大有发展。孔雀王朝初创的石窟尚很简陋,只是单穴一门的洞窟,现在则依照木构的佛教建筑发展为两大类:一是称为支提的经堂、佛殿,为僧徒拜佛的圣所,主体为一长方形拱项殿堂,正中设一窣堵波式佛塔;另一类则是称为毗诃罗的僧院,为僧徒住所,中心为一方形大厅(亦从岩中凿成),周围遍凿供居住的石室,厅内中央正对大门处设一佛堂。无论佛殿、僧院,厅堂、柱廊、拱顶、门窗之类结构皆众多而复杂,要把它们都按构筑于地面的形式完全从岩石中凿出,需要高度的技巧和组织力量,遂使石窟寺的建造逐渐成为显示印度人民智慧才能的惊人艺术品。现存巽他时期的石窟寺,年代最早规模也最大的可推巴查(亦译巴雅)石窟为代表,它位于今孟卖东南约130公里,既有佛殿也有僧房,但以佛殿之窟最为壮观。此窟约凿于公元前2世纪初,殿堂高约8米,进深21米,宽9米。门面高10米,但已较残损,其基本结构仿木制殿面,以马蹄形大拱作门,上开拱形采光窗,又列众多小拱于檐部。殿堂内以两列27根八角形石柱(高4米)承接刻成卷棚式的拱顶(亦高4米),两行列柱将全窟分成中殿和两侧廊,终端呈半圆形,正中凿一窣堵波式佛塔,这些都是早期佛教殿堂的典型制式。作为石凿佛殿,它这种亦步亦趋地直接模仿木构建筑,说明石窟建筑艺术本身犹处探索阶段。但是,以石质的凝重牢实和凿功的艰巨细密,已能够让人感到石窟寺这种艺术形式非同凡响的表现力,它的下一步发展自然是逐渐抛弃仿木构的套式而自成一体以充分发挥这种石窟寺特有的表现力。这方面的代表作便是安达罗王朝时期建造的卡尔利石窟(公元1-2世纪)。
卡尔利位于今孟买东南约160公里,重要石窟共有四座,仅1号窟为佛殿,其余三座属僧院,而1号的大佛殿规模宏伟,保存亦较好,通常说的卡尔利石窟便是指它而言。这座大佛殿高13.7米,进深37.9米,宽13.9米,全窟亦像巴查石窟那样分为中殿和两侧廊,以高5.4米的两列15根八角形石柱隔开,柱子有鼓形柱础,柱头呈莲花状,其上又附加一组雕像,或为男女爱侣,或为跨双马跃腾的骑士(他们可能代表王族人物),在这组雕像之上才凿刻高达8.3米的集束状券顶。在中殿的尽头,正中立一窣堵波式佛塔,伞盖仅及券顶下端,益显殿堂的高敞幽深。此殿大门左右两边竖立高达11.6米的多捻石柱(现仅存左柱),莲花形柱头上刻四狮连体并立像,形制显然仿自阿育主的石柱。大门与殿堂之间有高达18米的门厅,壁面遍刻浮雕,其中男女供养人之像尤为杰出,两壁基部又雕成群象顶托之状,装饰甚为富丽精美。按其柱廊、券顶、门厅、门柱的刻制,已摆脱木构影响而形成石窟寺自身之体系,加以风格稳健、气魄宏伟,不失为印度石窟寺建筑已臻成熟的代表作。
在上学两个著名石窟而外,印度石窟寺的集大成之作当首推阿旃陀石窟,它的建造历巽伽、安达罗、笈多诸朝,并一直延续到中世纪。前后历经千年之久(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8世纪),石窟今存者犹有29座之多,因此是可和中国敦煌媲美的石窟艺术宝库。其他位于马哈拉施特拉邦北部的温迪亚山区,西距奥兰加巴德106公里。诸窟分布于呈马蹄形的山崖上,近代考古发掘后按左右顺序编号,实际上开凿工程是从中央向两边延伸,因此中央诸窟年代最早,越靠边沿年代愈晚,总共可分早、中、晚三期,早期约等于巽伽和安达罗两朝之时(公元前2-公元3世纪),中期属笈多王朝(4-6世纪中叶),晚期包括6至8世纪。早期之窟有4、5、6、8、9、10、12、13等窟,中期则为6、7、11、14至19诸窟,其余1-3,20-29窟属晚期。
阿旃陀的早期石窟规模不如巴查、卡尔利宏伟,且多属经院,仅9、10窟为佛殿;中期石窟虽然也以僧院占绝大多数,但其中唯一的佛殿——第19窟却代表着笈多王朝石窟建筑的精华,最能体现笈多初期印度古典艺术达于顶峰的气概。此外,阿旃院各期石窟皆有较丰富的壁画遗存,中、晚期各窟之画尤为精美,这在印度石窟遗址中是极为罕见的。从建筑上看,早期诸窟不脱质朴古拙之风,厅堂低平,仅以马蹄形拱装饰门窗,无论经院、佛殿的形制都比较简单,唯壁画遗存超过了同时期的其他石窟;但到了笈多王朝的中期各窟,建筑却有飞跃的发展,吸收了卡尔利石窟成熟而稳健的形式,又附以笈多时期的典雅与精美(严格地说,阿旃陀地区这时并不在笈多王朝版图之内,但它属于与笈多联姻的伐卡塔卡王朝,文化上与笈多同属一系),因此阿旃陀19窟的大殿被目为印度佛教石窟之冠。此窟门面虽按传统的大门上接马蹄形采光窗的体制,门窗形式却争奇斗艳,花样翻新,首先是把大门发展为前有双柱的门廊形式,廊沿突出,上承露台,而门廊与大门共用的檐部也随之呈突屈变化,加以廊柱、门柱皆雕饰精美,大门两边壁面也用雕花半柱隔成龛间,内刻佛像和供养人像,使大门在端庄典雅之余又兼有突屈灵动之美;同样地,马蹄形拱的采光窗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窗洞,它的尺寸大为扩展,比大门还大许多,拱券刻成莲花瓣纹样,两旁有卷,中央有尖,组成优美的曲线,而窗边壁面亦分割成大小龛间,刻以雕像或浮雕。经过这一番改进,古典式的石窟佛殿门面形制便大功告成。19窟的佛殿内部也是在传统体制基础上向精美典雅发展,殿堂进深14米,高宽皆为7.3米,亦以列柱分隔中殿及两侧廊,它虽不及卡尔利石窟高大,优雅美丽却有过之。它的多鈤石柱已接近圆形,柱体上下横列多条装饰纹带,莲花形柱头又接一雕有人物花草的托板,有点类似中国的斗拱。在此之上,还有一列制式规整的檐部,分别以一大一小的屏版雕成楼阁建筑图样,中置佛像及供养人像,这种屏板式檐部既整齐划一又见插花迭变,加以楼阁结构巨细无遗,雕刻极精,使它和下面的密集柱列的雄强华丽形成鲜明的对照,一位西方专家亦赞之为比例匀称、格调高雅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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