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伟业》里提到过，当陈独秀在五四运动里将亲手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印刷为传单，在北京城内散发传单后，这让北洋政府大为愤怒，于6月11日逮捕了陈独秀。

这并不是陈独秀第一次入狱，早在1913年，陈独秀因响应二次革命，谋划武装反袁革命，而遭到了袁世凯政府的逮捕。

所以，陈独秀很清楚在被皖系军阀控制的北京里，做出这样的举动到底有多危险，因支持学生而愤怒辞职的蔡元培也曾发电督促陈独秀南下，以防止不测。

陈独秀在给蔡元培的回电是这样写的：我脑筋（思想）惨痛已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陈独秀和监狱的故事，以及外界为了援救陈独秀所做的诸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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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听闻巴黎和会失利、北洋军阀有意签订丧权辱国的合约时，陈独秀得到了两个教训：一是不管南北，军阀都不应该存在；二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

1919年4月下旬，陈独秀在《每周评论》里接连发表《苦了章宗祥的夫人》、《陆宗舆到底是哪国的人》、《四大金刚》等尖锐评论，直指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江庸等“亲日派四大金刚”。

5月4日那天，陈独秀听闻了学生要示威游行，陈独秀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号召全世界人民都直接站起来解决，以支持学生运动。

根据后来统计，在5月4日到6月8日，陈独秀共发表了7篇时评、37篇随想，这让陈独秀获得了无数簇拥者，也成了北洋政府的眼中钉。

最开始学生运动只是针对几个卖国官员，但陈独秀在《对日外交根本罪恶——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一文里指出，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背后的北洋政府。

不少学生都看了陈独秀这篇文章，五四运动也因此升级，矛盾开始指向北洋政府。

6月3日，170余名学生遭到了北洋政府的逮捕，这让陈独秀在愤怒中写出了《研究室与监狱》：研究室和监狱是文明的发源地，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如此讽刺的文章自然让北洋政府记恨上了陈独秀，不过考虑到陈独秀的文章受众主要还是学生，影响力依旧有限，加上不好找理由发难、陈独秀人脉广等原因，北洋政府暂时是没抓捕陈独秀。

直到6月11日，当陈独秀将《北京市民宣言》印刷为传单，当众向市民宣传“危险”的思想时，北洋政府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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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篇《北京市民宣言》并不长，连带着标题、标点也只有260个字：

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月两次密约；

二、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三、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四、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五、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人士谅解斯旨。

6月9日，陈独秀起草完以后，还将胡适请来将其翻译成英文，组成了一份中英文并呈的传单。

但对于《北京市民宣言》到底要以哪种形式对外发布，陈独秀思考了许久。

《新青年》是偏向理性、科学的刊物，内容不符；《每周评论》侧重于时政，性质是符合了，但由于时效性不强，每周才有一刊，所以陈独秀否决了在这两份刊物发表的心思。

而抛开陈独秀掌控的两份刊物，很显然没有其他报刊敢发表这份极具革命性的文章。

最终，陈独秀决定当众撒下革命火种的传单，以这种方式向市民们宣传革命思想，让更多人加入到游行的队伍里来。

6月11日下午7点左右，陈独秀来到了新世界附近一个浣花春的四川饭馆和友人聚餐，用完餐后大概是8点，陈独秀西装革履，头戴一顶白帽前往了新世界游艺场。

新世界游艺场是个人流量相当大的娱乐场所，这也是陈独秀选择这里的原因，但由于周围都有电灯照耀，陈独秀不好散发传单，直到时间来到接近10点后，陈独秀才找到机会来到了4楼的楼台，趁此机会陈独秀将怀中的一千多份传单全部向下方的人群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