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1938年的延安。那一年，陈伯达34岁，刚来到延安一年多。

陈伯达出生于福建泉州惠安的一个村子，早年间家境不错，先后在厦门集美示范学校、上海大学文学系、中山大学文学院读书。北伐战争期间，他在国军独4师担任师长秘书，是少校军衔。

27年上海发生了四一二事件，何应钦随即在福建消防，陈伯达逃离福州到达上海，并于4月下旬加入共产党。那时候陈伯达能在党最危亡的时候加入，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7月，陈伯达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3年后返回中国，在北平中国大学执教，并担任北方局宣传部部长。在天津工作期间，陈伯达曾被逮捕，由于身份未暴露，他只被判了两年半徒刑，经组织营救很快出狱。

35年12月，北京爱国学生发起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要求蒋介石停止“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致对外抗日，陈伯达受北方局委派来到北京，和李葆华、柯庆施等人一起领导了这次运动，并执笔起草了宣传大纲。一年后，北方局改组，陈伯达继续担任宣传部部长。全面抗战爆发后，陈伯达来到了延安。

初到延安的陈伯达被安排在陕北公学任教，由于他说着一口难懂的闽南语，学生们根本听不懂他说什么。马列学院成立后，院长张闻天将陈伯达调到了该学院。

张闻天和陈伯达在留学苏联时期是同学，两人关系不错，陈伯达来到马列学院后，张闻天将他介绍给了毛主席，但当时毛主席对其貌不扬的陈伯达并未过多留意。

1938年末，马列学院召开了一次孙中山思想讨论会，毛主席列席参加。与会的同志对孙中山的思想属性展开了讨论，陈伯达运用辩证法，巧妙地解答了这个问题，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讨论会结束后，毛主席把陈伯达留了下来，想进一步了解他的情况，当晚，毛主席和陈伯还一起和一位美国记者吃了饭。在谈话中，毛主席了解到陈伯达过去是中文系的高材生，当过老师，还教过“先秦诸子”，这让他们有了共同的话题。

主席对陈伯达的表现比较满意，没过多久，陈伯达就被调到了主席的身边，担任首席政治秘书。陈伯达这一做，就是31年。

当时的延安有不少理论写作的高手，比如艾思奇、范文澜、周扬、吴亮平、胡乔木等等，但主席却选择了陈伯达，这是因为陈伯达确实有理论水平。

1943年，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陶希圣起草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此书洋洋洒洒十几万字，主题一言以蔽之就是，只有国民党和他蒋某人才能救中国。

该书出版用的是最好的纸张，但价格却压得很低，让每个人都买得起，因此发行量很快就破了100万。

毛主席说：“现在蒋介石出了题目，要我们做文章呢。”他找来陈伯达、范文澜、艾思奇等人分别写文章回击蒋介石，陈伯达用了三天的时间，写出了《评<中国之命运>》这篇文章，毛主席看后非常满意，将文章刊发在了《解放日报》上。

这篇文章不仅在根据地里发行，还流传到了重庆和国外，一时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惹得洛阳纸贵。陈伯达的名声由此一炮打响，国民党因此下令禁止此文，并将陈伯达称为“陈逆伯达”。

很多人认为，陈伯达出道即巅峰，他此后也写过不少文章，但要说最好的还是这第一篇。

此后，陈伯达又接连发表了《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等名噪一时的文章，在后来还参与起草了《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等重要文件、公文和政治报告。陈伯达一度被誉为“中共的第一支笔”、“我们党最好的理论家”。

从谭政大将到张玉凤，毛主席一生共有35位秘书，在这35位秘书中，陈伯达的职务是最高的。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当选政治局常委，3年后的九大上，他再次当选，排名甚至比康生都靠前。

陈伯达为什么会“翻车”呢？这和他立场不定，惯于投机有很大的关系。

毛主席在1969年3月就曾批评陈伯达：“在延安时期，你脚踏两只船，原来说愿意给我当秘书，后来又说愿意给张闻天当秘书。1950年，你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脚踏两只船，你没有报告，也没有经过批准，就见苏联领导。”

苏联的事是什么情况呢？据跟随毛主席访苏的翻译师哲回忆，在一次宴会上，中苏双方入座，各自坐在一边，但陈伯达却做到了苏联那一边。宴会开始后，按照苏联人的习惯，为了多喝酒，他们通常要找一个人开涮，平时这个被开涮的人是米高扬，但这次宴会上他们发现了陈伯达也是可以被嬉闹一番的。

斯大林于是就举杯走向陈伯达，说自己读过他的《人民公敌蒋介石》，还开玩笑说陈伯达是个“危险分子”。随后，苏联人走上去一杯杯地向他灌酒，“陈伯达还以为有了突出自己、表现自己的机会，根本无视毛主席、周总理的存在，毫无礼貌地径直向斯大林碰杯，异常状况。苏方越觉得他可笑，他越发疯，自己把自己当猴子耍。”

陈伯达不知道的是，在这样的外交场合，他并不是只代表自己，他被耍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他之后又私下参加了苏联人主办的两个活动，毛主席对此很不满意，说他是“老鼠搬家”。

陈伯达善于见机行事，但判断又时常错误。他喜欢向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打听主席最近读了什么书，在想什么问题。

1958年，陈伯达提出了消灭商品，取消商业和货币的激进主张，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于是到了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立刻就转到了另一个方向，结果又是不讨好。

67年2月，他在京西宾馆批评肖华，说“军队的清规戒律多，这也不准，那也不准，搞得冷冷清清。军队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我一路过三座门（军委所在地）就有气，那里是个阎王殿。”

他的话让在座的想稳定军队的将军们非常不满，事后，他又说自己昨晚的讲话是因为喝了点酒，有些糊里糊涂了。

他表面上为“四人帮”摇旗助威，私下里却对戚本禹说：“这么搞下去，得罪的人太多了，将来该怎么办？”

随着张春桥逐渐取代他的位置，陈伯达陷入了孤立无援无援的境地，他最终选择跳到林彪那条船上。

1970年夏天，陈伯达在路上上不顾大会议程，大谈特谈“天才论”，坚持违背毛主席的意愿设立国家主席，和吴法宪、叶群等人搞到了一起。陈伯达再次判断错了方向，毛主席批评陈伯达说：“船还没沉，老鼠先跑了。”

8月31日，毛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对陈伯达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这也宣告这陈伯达政治生涯的结束。

1970年10月18日，陈伯达被正式拘押。在进入监狱前，陈伯达大喊：“我救过毛主席！当年我在城南庄还是干过好事的。”他觉得自己毕竟身份特殊，他的这句话一定会传到毛主席那里。

陈伯达晚年回忆，1948年春天，毛主席在河北阜平城南庄期间，住地曾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后来经过调查，发现给主席做饭的一个厨师是特务，是他给国民党飞机指引的方向。

当时陈伯达就住在主席院子附近，他提前听到了飞机的呼啸声，一路奔跑来到了主席那里，说飞机就在头顶，毛主席这才决定离开。

陈伯达说这番话，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忠于毛主席的，不是反革命，他晚年讲起这件事时还说：“有这样忠心掩护毛主席的反革命吗？”

据监狱监管处处长何殿奎回忆，陈伯达是一个热衷幻想的人，他始终认为是自己的那句话让自己改善了在监狱的处境，但事实上，这二者并无关系。何殿奎还说，在毛主席病逝后，陈伯达突然变得很不安分，甚至还想着张春桥他们处理完丧尸就会来接他出去，但没想到这些人很快都到监狱和他见面了。

1981年1月25日，陈伯达被判18年徒刑（刑期从1970年算起），这一年的8月15日，陈伯达获得保外就医，成了十大主犯中最先离开监狱的人。

1988年10月17日，陈伯达刑满，人事关系也由北京市公安局转到了北京市文史馆。然而，仅仅一年后，他就因为心肌梗死在家中去世了。

陈伯达晚年接受叶永烈采访是曾说：

“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那段时间中，我愚蠢之极，负罪很多，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我的人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我不过是一个不足齿数的小小的“小人”之辈，我仍愿永远地批评自己，以求能够稍稍弥补我的罪过……”

陈伯达死后，遗体被送往八宝山火化，他的家人没有对外发布讣告或悼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