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把张学良将军扣留起来，于是西安方面群情激愤，强烈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将军回西安，蒋不但坚持不放，而且命令他的中央军步步西进，企图以武力压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就范。在此紧急情况下，东北军内部发生两种不同意见：一是以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刘多荃等为首的高级将领，主张先服从国民党中央的命令，避免与中央军相对峙，从渭南前线撤军，而后要求释放张将军回来；另外以应德田、孙铭九为首的中级军官则主张要求蒋介石先放回张将军，然后才撤军，否则不惜一战。虽经多次商量，双方相持不下，始终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且矛盾日益激化。　　二月一日，于学忠在新城大楼对东北军干部传达王宅会议的结果。当时大家多表示十分不满和坚决反对，好多人痛哭失声。这一天，在西安的东北军干部都知道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不愿执行渭南决议，认为他们不要求副司令回来而主张先撤兵了，副司令回来的希望渺茫了，今后再难见副司令的面了。大家相见都非常难过。卢广绩、陈先舟痛哭流涕的情景，尤使我至今难忘。　　当晚，我正在副司令公馆随从参谋秘书室，何镜华、孙铭九、苗剑秋先后都来了。大家谈到副司令不回来，不仅三方面的团结不好办，东北军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便把责任完全归罪在王以哲、何柱国二人身上。我们当时认为不营救副司令的不是杨主任，也不是中共代表团，而是东北军自己，尤其是王以哲与何柱国二人。谈到这里，何镜华提出是否可以请他们两人到副司令公馆来，然后也象扣蒋介石那样把他们扣起来。孙铭九当即表示我们的力量办不到。于是何镜华又提出把他们俩杀掉的问题(何记忆是孙提的)。我因痛恨王以哲、何柱国，没有反对这个意见，但十分犹豫。苗剑秋也表示犹豫。何镜华、孙铭九也没再说什么。时间已是深夜十一点多钟，四人就在这无可奈何的沉默中分别回家了。　　二月二日早晨八九点钟，一些东北军干部聚集在孙铭九家中(我与孙同住启新巷一号)，我也在。大家沮丧、愤慨，纷纷议论而无定见。孙铭九向我说：“怎么办?”我说：“照大家的意见办，怎么样?”孙说：“好。”于是，我向大家说：“副司令回来本来是有保证的，但王以哲、何柱国放走了南京的十几个军政大员①和五十架战斗机②，使副司令回来失去了保证。按现在形势看，我们三方面团结一致，坚持要求，蒋也还是得把副司令放回来。因此，渭南会议通过了决议。共产党代表团本来答应我们，只要东北军意见一致，他们也和我们一致坚持。杨主任也是主张副司令回来再撤兵的。三位一体的王宅会议通过不要求副司令回来就撤兵，纯粹出于王以哲、何柱国的主张。他们两人这样不忠于副司令，出卖副司令，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有人说：“杀掉他们俩！”又有人说：“于学忠和他们一样，也应该一起杀掉。”我问大家意见如何，当即又有人说：“于学忠和他们俩不一样，于学忠是被他俩挟制的。我们不应该把于学忠和他俩一样看待，我们杀掉他俩，可以拥护于学忠执行渭南决议，营救副司令。”于是我又问大家说：“我们除掉王以哲、何柱国，拥护于学忠执行渭南决议，不撤兵，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大家同意吗?”全场齐呼：“同意!”我又问：“有不同意的没有?”没有一个人不同意。于是杀掉王以哲、何柱国等人的事就这样决定了。　　决定后就该执行。于是孙铭九就派于文俊连长带一排人去搞王以哲，派王协一连长带一排人去搞何柱国。于文俊杀死了王以哲，但王协一没有找到何柱国。因为何柱国自知他不同意渭南决议，是违背东北军中多数人意志的。他曾说过，不要求副司令回来就撤兵，这是东北军都反对的，这样做一定很危险。他从三十一日起就不回家，而住在新城大楼杨虎城将军处。王协一没有搞着何柱国，何镜华说何柱国可能在新城大楼，孙铭九又派王协一去新城大楼，但何在杨虎城客厅里不出来，王也没有办法。孙又让何镜华去相机处理，何去了也没有办法。最后孙铭九自己去看过，但也没有办法。据何镜华回忆，他们离开新城时，孙铭九对他说过，搞何柱国事已交宋文梅办去了。

王以哲已死，我们还在继续想法搞何柱国，军警宪督察处督察长文英奇向孙铭九报告，参谋处处长徐方与南京有秘密联系，孙当即派文去杀死徐方。又有特务团干部孙聚魁向孙铭九报告交通处副处长、原六十七军副官处处长宋学礼办理勾结南京事，孙铭九即派孙聚魁去枪杀了宋学礼。还有原交通处处长蒋斌，他把西安事变八大主张的通电迟发了不少时间，还查出他有勾结南京、泄露东北军秘密的行为。西安事变后，副司令已令孙铭九把他扣押在特务团，这时孙铭九也令把他处死。以上这些做法，我们当时在场的人也都同意。　　二日上午，有十七路军几个军官来找孙铭九，孙去西房会见了他们。回来向大家说，十七路军的人赞成我们不撤兵，坚持营救副司令的主张。时间是杀王以哲之前或之后，记不清了。来的人是哪些，我都不知道。　　参与二二事件的人，记得有刘启文、邓玉琢、杜维纲、刘佩苇、文英奇、何镜华、赵龙韬、乌庆麟、黄冠南、周锟、贾国辅（贾涛）、商同昌、王协一、于文俊、华国璋、魏治国、朱云飞、孙聚魁和孙我权等。此外还有苗剑秋和孙东园。连孙铭九和我在内，共约三十多人。　　王以哲已死，何柱国躲在杨虎城客厅里，我们一直想不出办法，但时间已经是下午两点，我们不能一味地等着搞何柱国而不做别的事情。于是我和刘启文、苗剑秋、邓玉琢、杜维纲、刘佩苇、何镜华等约八九人，到副司令公馆的会客厅中，打电话请于学忠来，于要我们到新城去见他，于是我们便到新城去见于学忠。

到新城后，洪钫和卢广绩也和我们一同向于学忠请求，要他出来团结东北军，执行渭南决议，坚决营救副司令。于学忠痛哭流涕地说：“你们大家坚持营救副司令的心情我理解，我也同意，但我无办法。这并不是我对副司令不如大家忠诚，我，你们知道，并非东北军嫡系，我是直奉战争时，从吴佩孚那边投诚老帅（张作霖——编者）的。我随时愿意粉身碎骨极答老帅、副司令两世知遇之恩，但今天这样情形下，我实在没有办法，你们都知道，我的三师军队，都在甘肃，离这儿很远，渭南前线是缪军长的五十七军和刘军长的一○五师。缪军长新任不久，是王军长保的，刘师长是王军长保定同学，平日就与王军长接近。你们想，今天王军长牺牲了，我能指挥他们，他们会听吗？同时，何军长也不同意坚持渭南决议。我真愿向你们发誓，我若存心不忠于副司令，我定将不得善终！但今天，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大家仍继续向于详陈渭南会议的实际情况，指责王、何违背决议，是不忠于副司令的，请于学忠出来团结东北军，坚持渭南决议，不负副司令临去时委托的重任。最后于答应尽力而为。　　二月二日晚，杨虎城、于学忠签发了东北军参谋处副处长邓玉琢起草的叫渭南前线将领坚持不退，要求副司令回来的命令。于学忠又派马占山、鲍文樾、刘伟、张政枋去渭南，劝说缪澂流、刘多荃坚持团结，坚持不撤兵，营救副司令。

二月四日下午三时左右，我正在副司令公馆随从参谋秘书室里和刘启文、邓玉琢等人谈话，孙铭九派人来找我，我当即回家。进大门后，看见苗剑秋、孙铭九和刘鼎同志都在院中。我问有什么事?苗剑秋说：“现在我们需要退出西安。周恩来代表劝我们暂时先到红军驻区去。”我听了莫名其妙，我说：“我们不是要坚持不退，营救副司令吗，为什么要走呢?”苗说：“现在没工夫详细说了，但现在非走不可。刘多荃已向西安回兵，我们不走，东北军就要自相残杀起来了，那还怎么营救副司令呢！为免除东北军自相残杀，周代表劝我们三人先退到红军驻区去。刘先生(刘鼎同志——编者)就是来陪我们走的。一切详情，等到途中或到达后再跟你细谈吧!”这时刘鼎同志也过来催促我们快走，就这样我跟他们一起离开了西安。随行的有文英奇、孙聚魁、孙殿科和孙我权等四人，另外还有几个士兵，一共三辆汽车。当夜到达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三原县云阳镇，见到了司令员彭德怀、政委任弼时和参谋长聂鹤亭等同志，他们表示了亲切的欢迎。　　到了云阳后，苗剑秋把非走不可的原因又详细向我说了。主要是：虽然杨虎城、于学忠签发了坚持不撤兵，营救副司令的命令，于又派马占山、鲍文樾、刘伟、张政枋等去渭南劝告缪澂流、刘多荃，但渭南会议后，“二二”前，王、何已与缪、刘联系要我们即时听命撤兵，不必先营救副司令回来。何柱国又与缪、刘联系要他们撤退。因此，杨、于签发的命令和马、鲍、刘、张去渭南的劝告，都不生效。缪澂流、刘多荃已自动撤退，而且刘多荃还令一○五师一部开到临潼，对西安进行威胁，准备与西安城内的一一五师、先锋队、特务团为敌。我们不退，很容易引起东北军自相残杀，那就更不能营救副司令了。我们退出，一方面可免东北军自相残杀，另方面还可保持同志会其余同志留在东北军中。这样，对于东北军、对于联共抗日，对于副司令可能都有好处。苗说，这是周恩来代表劝告他们的话；这是周代表和杨主任、董参谋长研究好的，叫我们今天就退出西安。苗还说，刘多荃指使特务团中他的族弟刘凤德在特务团里活动，孙铭九已不易控制。　　出了西安，心想我们营救张将军失败了，张将军永久回不来了，我当时消沉极了，什么都不愿想，什么都不愿说，什么都不愿干了，这就是我离开西安后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现在看来，当然是极端错误的，但我当时就是在这极端错误之中。　　① “放军政大员”是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经洛阳时通知西安方面放的。　　② 阎宝航《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以后》记载，放飞机是张学良送蒋到南京后，托阎宝航去西安捎信给杨虎城，让把飞机放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