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偷渡美国：除了信靠蛇头，我无路可走

除了信靠小个子这伙人，我们自己还能如何？能办签证吗？能买机票吗？能自己找地方住吗？不能，统统都不能。我们不过都是看着其他人在这家“走线”成功了，才选择这家的。

前言

在新世纪留学潮掀起之前，通过非法途径进入美国、再通过各种方式获取合法身份的偷渡客，一直是华裔社区里不可被忽视的组成部分。他们是全球移民时代沉默的大多数，身处在夹缝中，同时违反了中美两国的法律，又同时为中美两国经济做着贡献。

因为研究的关系，过去几年，我曾在美国的华人社区深度接触过数以千计的底层华裔移民，听他们给我讲述了五花八门的偷渡经历。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的一份子，其经历就是这个高速前进时代的缩影。

这个故事主人公的经历其实在唐人街本也不算稀奇，之所以选择记录下来，只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爱聊天的人，得益于此，我才能记录下这么多细节来。

偷渡，在我20岁那一年 | 连载01

他们说，我能去美国，就是“马上要赚大钱的人”了

我人生中第二次出国就要去美国。

第一次出国去的是新马泰，时间是在来美国的半年前。那次旅行并非是我想去，按照他们的说法，只是为了“留下良好的出入境记录”，方便日后再去别的国家。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新马泰玩了什么见了什么，大部分时间不过是捧着手机玩游戏，跟着他们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家宾馆到另一家宾馆。

我甚至没怎么见过自己的护照，护照一直在他们手上，我只有在登机和过关的时候才“有权”拿着，仿佛他们才是我护照的持有者。

所以后来，当我失去护照的时候，我也没有多少特别的感觉。

从新马泰回来后，生活仿佛突然就开始加速。

父母忙乱地给我收拾行李，带不了太多，因为迟早都要丢弃，所以如何选择就成了难题。带了冬装就带不了药品，带了球鞋就带不了外套……他俩总会时不时地为带什么争吵起来，间或会夹杂一些“月经”式的数落：“如果当年不是你没去成日本……”

1989年，爸爸曾经跟着村里的几个乡亲们去过日本，但没多久就被遣送了回来，成为村里少有的失败者。二十几年过去了，妈还是放不下这件事。

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爸爸都被传为笑柄，甚至连小时候的我也常常因此遭人嘲讽：“老爹是废物儿子也是废物。”直到几年前我哥“成功”到了美国，这种冷嘲热讽才算告一段落。

我对爸爸妈妈这种翻旧账式的争吵感到异常乏味，对眼下发生的一切更是陌生又疏离，仿佛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显然，这里的每一件事情都和我息息相关——他们经常要来找我评理：“到底长袖还是短袖更适合穿越热带雨林？”

我才20岁，热带雨林长什么样子我都没见过，找我问有意义吗？我起身关上门走了。

倒也不是要躲避他们，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有推不掉的饭局。去美国，在我们那里是大事，就像成年礼一般，亲朋好友会轮番找各种理由聚会，壮行、祝福、送行、告别、同学会、亲人聚会……总有一款适合我。

那天是高中同学聚会，选在不久前办过谢师宴的那个酒楼。是的，我才高中毕业没多久，酒席上的这些人和我还没分开超过半个月，不过就是找理由要“帮我花钱”。反正在他们看来，我是“马上要赚大钱的人”，让我掏腰包就是理直气壮的。

“在餐馆给人打工刷盘子算什么挣大钱？不过是利率有别罢了。”我嘴上说不出，只能心里这么想。

一盘盘海鲜端上来，一瓶瓶啤酒摆出来，饭局一开始，大家便觥筹交错，拙劣地模仿着长辈们的酒桌礼仪。很快，什么陈谷子烂芝麻的破事都讲出来了，当年谁抄谁作业，谁给谁考试递纸条，谁帮谁平过事，谁替谁在老师那里打掩护，然后，话题再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我身上。

我是班里第一个要“出去”的，大家斟满的酒杯便不停地举起。我知道，其实在座的好些人都在办这事，八仙过海各找门路，只不过是门路快慢不同而已。

买单的时候我特意开了张个人发票。此前家人一直叮嘱我，说这段时间的大小事务最好都能记录下来，什么时候、和谁、都做了什么，日后或许都用得上。回家后，我把发票往我妈面前一塞，她就和前阵子留下的各类发票、存根、照片以及任何符合这两条标准的文件放在一起，再放进一个木头抽屉里。

我觉得这件事情上自己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客死他乡，这种事情每隔几年总有发生

等待的日子都是漫长的，而且很容易惹恼我妈。可能是沮丧，也可能是恐惧，或许更多的是不舍，当她不知道第几次收拾我那点随身行李的时候，又一次冲我发起火来。

与其说是骂，不如说是一种话音尖锐的唠叨，我们的日常对话大概都是如此：

“你没出过远门，凡事要机灵些……”

“好。”

“你要记得，没有人会顾着你，你得自己跟着紧些……”

“好。”

“别人说什么你就照做，伶俐些……”

“好。”

“大家都是一个村的，你在外面不要不会做事……”

“好。”

“你做事做得不好，别人说我们做父母的没家教……”

“好。”

“你吃不惯外面的东西，就记得煮泡面，记得吗？”

“好。”

“加个蛋……”她往往也会意识到我在敷衍她。

“知道了。”我便自然地停下机械式的应答。

有一天，我发现她在我的行李夹层里塞了一包土，于是就跟她争吵了起来。

“这包土能不能带上飞机啊？等下海关查出来怎么办？”

“没事的没事的。”

“你能不能别给我添乱啊？等下我被拦下了上不了飞机怎么办？”

“不会的你相信我。”

“你自己说过到时候别人不会顾着我的……”

“你听我一次会死吗？”

“我……”

“你水土不服怎么办？那里可能有瘴气的！你很可能会生病的！到时候你就需要嗅一嗅泥土，不然你就死在外面了！”

我竟然无言以对了。

“他们在外面会有医生吗？他们会管你死活吗？不就还是只有你妈妈我会想着你？就算有医生，那个医生会说中文吗？而且如果你在爬山的时候病了怎么办？谁给你收尸？你孤魂野鬼的到时候可进不了宗祠的……”

说着说着她就哭了起来，我自然也没法再说什么。我无法安抚她长期绷紧的神经，因为前两年我哥走的时候她就是这样，如今不过是再来一次。

事实上，客死他乡，这种事情每隔几年总有发生，也是村里人茶余饭后惯常的谈资、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记忆。

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死法，至少从我记事起，就从来没有听说过完全一样的遭遇。比如，有在沙漠中迷路渴死的，有在热带雨林中被毒蛇咬死的，有过河的时候搭乘的轮胎破了淹死的，也有爬山的时候崴了脚跟不上队伍被落下的，甚至还有忤逆小头目被设套弄死的，或者被边境的民兵撞上干掉的……在这个时候，这些事情又被重新拉出来反反复复、添油加醋地讲，成为我对这趟自己躲不掉的出行最深刻的记忆。

我知道，此刻的我，也正在成为这个故事潜在的男主角。大概我唯一的优势就是性别——作为一个男生，在这趟行程中会少了很多剧情。村里经常会传一些女偷渡客的香艳故事，也不知真假。我是不太信的，总觉得那些不过都是中学男生私下里口耳相传的、糅合了无数人想象力的一些剧情罢了。

游泳比读书重要，学好英文比什么都重要

那段时间，每次看我在家里无所事事，我妈就赶我出门去练游泳：“关键时刻能保你一命啊。”

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些河有多宽，哥哥作为唯一的信源，却不是一个靠谱的标尺。有一次他说那时候自己在皮筏上漂流了半个多钟头，后来又说可能也就几百米宽，大概是他把那些河全都弄混了，反正我就是得不到一个关于“万一出了事情，我得游多远”的准确距离。

我走到村子附近的水池，在里面认真地游来游去。

村里并不是没有游泳池，这些年，那些衣锦还乡的叔叔伯伯们早就把村子修得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学校、牌坊、养老院、健身房、体育馆、亭台楼阁、宗祠孔庙一应俱全，当然还有很高级的游泳池。但我很讨厌这种学游泳的目的性，仿佛我们一生下来就是为了游到太平洋对岸一样。

小时候，谁家起了新楼，村里其他人就啧啧称羡，而起新楼的人家除了说自家“谁谁在美国发了财”以外，一概不多言语。然后，各种道听途说的“光荣”事迹就在村里流传开来，什么打餐馆睡厨房拼了几年攒够钱开了自己餐馆、什么买彩票中了几百万、什么衣厂做工光缝扣子一天就能挣50美刀等等……

再然后，一栋栋新楼拔地而起，搞得村里人都心浮气躁地攀比起来，每个孩子仿佛也都成了美国餐饮业流水线上的半成品——游泳比读书重要，学好英文比什么都重要——男孩子在家如果洗得一手好碗，切得一手好菜，爸妈就别提脸上多有光了；如果能做几道菜，立刻就能成为村民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我虽然执拗不过自己的生长环境，但这也的确成了一个可以不好好学习的借口。到了眼下，我能高中毕业，已经远超爸妈的期待了。当然，年纪太小也走不了，没有谁愿意带个半大孩子冒这么大风险，而且，也没有谁家日子难到要初中生出去打工的程度，与其在家闲着不如多读几年书，至少英文单词能多学几个。

我妈常告诫我，当老板不会英文是不行的，不然就会被人骗，要不然就不得不和别人合伙，管不了自己的钱。

“美国和我们这里可不一样，他们有法的，很难办。”这是我妈最常说的一句话。

其实她也说不出啥不一样，而对于这个所谓的“法”，更没有人能有什么清晰的概念，反正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