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士珍担任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后，与戴笠及特务处的关系逐渐发生变化，由近到远，由合作到冲突。在指挥复兴社渗透警界过程中，李士珍与戴笠以通力合作为主。中央警官学校成立后，两人因争夺学校控制权关系开始恶化。1937年至1939年，李士珍屡遭戴笠暗算。1940年后，李士珍重新受宠于蒋介石，政治地位逐步提高，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而戴笠因得罪孔祥熙、宋美龄以及战后取消特务机构的大势下，逐渐远离中心。李士珍与戴笠个人关系的演变反映了国民政府时期警察与特务之间的复杂纠葛。

从合作到冲突

李士珍与戴笠关系的演变（下）

原载︱首都师大学报

李士珍一般被认为是国民政府警界的代表人物，故而现有的研究多限于考察其警政经历与警政思想。而关于戴笠的研究，因其身份的显著，对其特务政治的研究较为充分与深入。实际上，以戴笠为首的特务政治与警政关系密切，以李士珍为代表的警察又与情治系统关系复杂。略有几篇史述性文章谈到戴笠与李士珍围绕警权展开的争斗，但史料真实性不够，所以结论带有一定的推测性。本文将根据零散的档案、日记、报刊等史料，分析国民政府时期两人在特务渗透警察中的合作与冲突，以期厘清两人关系的演变，并在一定程度上提示当时警察与特务的复杂关系。（今天继续介绍下集）

戴笠的攻击与李士珍的防御

由于与戴笠矛盾不断加剧，李士珍试图以中央警官学校为基地进行抗争，这是企图独控警界的戴笠所不能容忍的。在1937年至1939年里，李士珍连续四次遭遇暗算。

（一）第一次暗算

这次暗算发生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同年9月3日，奉内政部和军委会“迁往长沙训练”的命令，中央警官学校师生家属正在南京下关码头准备登船，蒋介石突然下令暂停搬迁。同月19日，蒋介石召见李士珍，要派其赴淞沪前线：“南市防务甚为重要，汝去沪上，负责督率上海警察，必须死守。现南市驻兵一旅，可与联络。”此时，戴笠正在上海指挥特务处、上海市警察局警察总队、上海市保安总团、沪宁铁路警察协助国军抗战。派李士珍前往受戴笠控制的上海市警察局，“负责督率上海警察”，其中似有蹊跷。李士珍婉转提出：“惟上海环境复杂，警察素质未尽纯粹，现正战时，又无训练机会，欲使个个警察均能与倭寇作战，似觉鲜有把握。”李士珍暗指上海警察局上下均为特务控制，且戴笠与军统要员蔡劲军坐镇指挥，派其去沪督率，很有困难。但蒋介石仍决定派李士珍前往。

9月23日，李士珍抵沪，在“出示蒋介石手谕，告之来意”后，遭受到蔡劲军的冷遇。“似有所误会，色不愉，经余再三解释，谓此来系与渠共支危局，生死以之，他何所期，伊始释焉”。李士珍赴沪实是戴笠的如意算盘，目的在于将李士珍调出中央警官学校。在上海视察一周后，为避开戴笠陷阱，李士珍再次以“上海环境复杂，且值战时，倘非熟手，必多遗误，恳赐鉴察”的理由，请求不再赴沪。蒋介石有所不快，令李士珍“再赴沪参赞一切”。似有使李士珍与上海共存亡之意。

九年后，李士珍在《警校十一年来之回忆暨今后努力之目标》文中回忆道：“去上海视察一周后回到南京见校长，告知没有到上海以前，觉得没有把握，看了以后，更没有把握，因为上海警察人员分子复杂，指挥有相当的困难。蔡同学在上海作局长已有两三年的历史，两三年的经验，他在那里比我好。”10月4日，李士珍以“奉内政部蒋部长之命令代表来沪犒劳”参赞警察名义到沪。这是蒋介石惩罚性地派李士珍赴沪的体面理由，实际仍是“参赞”蔡劲军防守南市。此次在沪李士珍试图缓解矛盾、减轻压力。他两度与“戴笠兄”会晤，还“同往某银行，登一十六层高楼上观察敌情”，“用小电影机照拍数尺电影，以资纪念”。表面看很融洽，实际两人关系并未缓和。

李士珍在沪时的心情颇为忐忑，他在给内政部次长陶履谦的信中表明了其时的心迹：“职在此间，对于协助警察局筹划江防工事，整饬纪律，并代表内政部犒劳沪警等任务，均告一段落，原无续留上海之必要，惟捐躯之志已决，见危授命，义无反顾”。同时，他还给中央警官学校发电以示诀别：“珍虽赤手空拳，决以个人血肉，与倭寇一拼，以争我中华民族之要格，请密报部长，并转知靖、化、庆诸兄，但勿使家人知晓为盼。”这种心迹表明了李士珍遭受戴笠打击和蒋介石误会双重痛苦下的呐喊和抗争。“沪市7千警察健儿均将以热血头颅。向倭寇争取代价，自顾貌兹微躬，安忍独全”，“于是权衡轻重，实行昨夜预定主张，自动再回上海，与袍泽共赴大难”，李士珍送走随员，独自一人留在上海，并电告蒋介石“即晚仍返沪，继续协助准备参战”。在此之前是受命在沪，此后则为负气行事。

好在李士珍很快恢复了理性，及时收住了缰绳，未使事态进一步恶化。11月12日，“上海既失，留此亦无意义，乃决定取杭甬、京杭两国道回京”。戴笠、蔡劲军也撤离，“已无协助之必要，决即日返京请罪”。蒋介石未追究李士珍的负气之举，仍准其回校。李士珍回南京之日，内政部再次下令，指定中央警官学校迁校到重庆。令李士珍感动的是，代理校务的戴颂仪、刘诚之、马耐园在南京连日遭遇空袭、各机关院校相继撤走、交通工具奇缺的险情下，带领中央警官学校师生家属，坚持等待其一同撤退。这无疑使李士珍增添了坚持留在中央警官学校的信心与决心。

（二）第二次暗算

在沪安全脱身1个月后，李士珍再遇暗算。1937年11月26日，中央警官学校师生家属乘火车经陇海转去汉口，在郑州接到蒋介石“本校迁移地点，尚有变更”的电令。李士珍回忆：“接到军事委员会两个电报。一是要吾赶快回南京，一是要把中央警官学校改迁宝鸡或汉中。以长途电话请示委员长侍从室主任钱大均，说明中央警校仪器与部分东西已交船运往重庆，如无必须改迁宝鸡或汉中，希望仍迁重庆；同时请转呈校长蒋中正，是否必须要李士珍回南京。旋接到电话，谓有人建议迁宝鸡或汉中比较适中，如仪器已运往重庆，可仍迁重庆；至于要回南京，是因南京警察厅长有病，要吾继任，守卫南京，不过已决定另外派人，可不必再往南京。”

《李士珍先生年谱》也说：“先生于郑州车次，曾接军事委员会电话，奉派为首都警察厅长，以交通不便未果。”中央警官学校记载称调李士珍回南京的原因是：“首都警察厅长王固磐有病且年纪偏大，不适合参加即将展开的南京保卫战，需要挑选年富力强者接任首都警察厅长，建议李士珍回京接任首都警察厅长。”由此看来，此次摆布李士珍的是对任免首都警察厅长有话语权者。从当时情况来分析，只有戴笠才具有这样的能力，其目的与前次一样，既要其离开中央警官学校，又要将其作为“替身”置于险地。已在千里之外的李士珍以“交通不便”再次推辞。随后，首都卫戍司令唐生智保荐的宪兵副司令萧山令代理首都警察厅长，最终与南京共存亡。

（三）第三次暗算

1938年2月，中央警官学校刚撤至重庆南岸弹子石。蒋介石电令李士珍飞汉口。李士珍抵后，何应钦告其有人向蒋介石建议，汉口危急，要其作为汉口市警察局长。后经何应钦对蒋介石说明教育的重要性，才未成行。此事外界并不知晓，校内仅知李士珍，“二月七日，奉命飞汉口听训，并主持五期招生事宜”。何应钦的这次“义举”是李士珍后来构建与军方高层良好关系的重要起因。

一连三次的调动，均应为对任免重要警察机关负责人有建议权、又能随时晋见蒋介石的戴笠所为。次年，又有第四次。不过，这次不是调动李士珍个人，而是欲将中央警官学校与陆军大学对调，将其赶出重庆，迁至贵州。此举的目的在于将李士珍与蒋介石隔离，再图倒李。后因何应钦、陈诚等军方人物的再次干涉而未能成功。

两人处境的逆转

（一）李士珍地位的抬升

在戴笠的穷追猛打下，李士珍不顾抗命风险坚守中央警官学校。学校迁渝后，李士珍小心谨慎，不断反省，他认为只有紧跟蒋介石才能摆脱困境，随即采取了一连串迎合蒋介石的举措。1938年12月19日，为表达对国民党的忠诚，李士珍策划中央警官学校全体毕业生集体加入国民党。并组织人员研究蒋介石的警政思想，试图从中找到改革警政的思路以贴近领袖。根据蒋介石警政思想，李士珍随后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警政的方案，并受到蒋介石的好评。由此，在军方高层何应钦、陈诚等人支持下，李士珍政治地位不断抬升。

1945年5月，李士珍被蒋介石圈定参加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政治地位首次高于戴笠、酆裕坤，成为警界政治地位最高之人。1946年2月16日，李士珍以中央执行委员会身份，参加留京中委第三次谈话会，与中常委张道藩、马超俊等连续研究关于革新党务政治问题。同年11月15日，国民大会召开，李士珍以浙江省宁海县国大代表身份出席会议。在国大代表草拟审查会上，李士珍力争警察在宪法中的独特地位，提倡警察体制在宪法上的独立完整，呼吁由国民党中央制定警察制度，交各省县依照施行，该提案获得表决通过。

在随后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第108条第17项中明确规定：“警察制度由中央立法并执行之，或交由省县执行之。”由于李士珍的活跃表现，会上李士珍被选为宪草整理委员会委员。1947年，蒋介石宣布自10月1日起，“不再兼各军事学校校长职务，并由各该校教育长继任为校长”，“即令士珍升任校长，但凡一切重大措施仍报请蒋公核示办理”。1948年3月29日至4月19日，李士珍参加行宪第一届国民大会，4月5日与于佑任、谷正纲、胡适、张群等85人当选为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积极与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等参加24名警界代表活动，支持选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

（二）戴笠逐渐失宠

1942年后，由于与孔祥熙、宋美龄交恶，戴笠常遭蒋介石斥责，心中不时郁郁不乐，处事风格也有所转变，“爱惜羽毛，缓和外面之阻力，逐渐在政治上求发展，不可拘于特务工作之一隅”。此后戴笠对李士珍的打压逐渐放松。特别是1943年4月三青团改组，“雨农、介民、唐纵均没有选出”。表面上的原因是“书记长张治中不愿使青年团特务化”，实则戴笠权力太大，得罪多方。何应钦、陈诚等军方高层，对特务机关的行事作风与其掌有别动军等武装力量深为顾忌，在蒋介石面前时常抨击戴笠。1945年，在美、英等国压力下，国民党政府逐步加快民主化进程，提出废除军、警、宪、特四位一体的恐怖统治。自此，戴笠逐渐失宠。

结语

表面上看，李士珍只是国民政府时期最高警察学校的领导者，至多掌握着全国警察的教育权。但李士珍的个人能力与政治履历使其成为国家元首蒋介石身边的重要政治人物，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李士珍能够直接干预并作用于全国警政建设。他与戴笠的关系并不仅仅反映着两个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也体现了国民政府时期警察与特务两大系统之间的复杂纠葛，而警、特关系的走向对国民政府的政局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李士珍与戴笠两人的警、特观与实际争执决定了两人最终的分野，也影响了两个人物的最终命运。由于抗战期间特务机构做大对蒋介石的统治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威胁，以及战后各界一致要求取消特务机构的强烈呼声，戴笠逐渐失宠并远离政治中心，并在谋求新出路的征途中命丧黄泉。

李士珍由于反对战后军统被裁撤人员并入警察的方案，而丢掉谋求已久的警察总署署长之位，被迫退囿于中央警官学校之内。1949年1月，身心疲惫的李士珍在蒋介石下野后辞去中央警官学校校长。倦鸟归林之后，李士珍赴台湾研究《周易》。在《周易分类研究》一书中，他提出：“《周易》刚柔动静之道，主中庸，重协调、而其要旨，存诚而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得道多助。事必有成。”此感悟同其与戴笠及特务之间的历史关系是分不开的。

【作者简介】

詹林，男安徽池州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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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处：首都师大学报

□ 文章：詹 林

□ 图片：宁海县档案馆

□ 排版：水东居士

□ 审核：盖苍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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