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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山为业

东南山场的界址争讼与确权

丛书：历史人类学小丛书（第二辑）

杜正贞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

关于本书

古代的文人、画家常常对山林寄托以出离尘嚣缰锁、比邻烟霞仙圣的想象，但现实中的山耕、山居，是另外一部历史。“以山为业”一方面是说人们以山场为生计资源，另一方面也是在说人们围绕着山场资源形成各种权利关系，这些权利关系，在传统中国通常被笼统称为“业”。

唐宋以来，东南山场被加速开发。从最初的“无主”状态，即山场上的所有资源对所有人都开放，到山场被现代测量手段精细测量划界、人们以各种权利证明对山场中的特定资源和各种权利进行确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界”的出现，是这个过程中关键性的一步。“界”是山场确权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也是山区的人们在“以山为业”的实践中，逐渐创制并明确的一套有关山场的知识。

关于作者

杜正贞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现为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方向社会史、法律史，研究兴趣涉及基层社会、法律、习俗和民间信仰等。著有《村社传统与明清士绅：山西泽州乡土社会的制度变迁》《近代山区社会的习惯、契约和权利——龙泉司法档案的社会史研究》等。

引言 1

私占与定界 19

依山而居 21

树封立界 26

山坟与坟山 37

寺观占山 46

结界与经界 67

作为山林寺院神圣空间的“界” 72

南宋经界与寺观山场的登记 87

积步与税亩：山业记录中的界址和面积 97

争山争界 117

南宋的山界争讼 121

鱼鳞图册中的山场信息 132

明清山场争讼及鱼鳞册籍的应用 148

未登记山场的界址争讼理处 183

界址的定名和演化 203

民国时期的地籍调查与山界争讼 233

民国地籍调查中的山场信息 237

土地陈报与山场争讼 250

政区之界与山产之界 264

结语：界与确权的历史 277

“洞天福地”的另一面：作为生计资源的山 279

在“公地悲剧”之外：从历史角度看山场确权的出现 294

赋役制度与山场确权 309

山场的“权利束”与权利的边界 325

后记：山里人的故事 347

自序

1930年1月13日，任职于浙江省建德县（今建德市）统捐局的安徽桐城人方琦（梅庵）向建德县县长告状①。据他说，自己早年即响应当地政府种植森林的倡议，在民国十七年（1928）春正式向县政府承买了位于东乡杨家庄的一处官山，整个承买程序的档案卷宗历历可查。

方琦在承买官山的申请书中说：

民素报实业主义，当民国七八年间即蒙张前知事良楷面谕提倡，即经在于杨家庄地方调查得无主官山数十亩，圈收入户，先后种植松树，为数不计……惟是山虽管有，税尚虚悬，图免日后之纠纷，宜谋产权之确定，自应查照承买官荒条例，报请勘查，估价给照，俾裕赋课而保永久，为此照绘山图，注明土名亩分，备书呈请，仰祈钧府鉴核，派员勘查饬估，仍赐转呈定案，须照执业，毋任企感。

申请书写得入情入理，也说明了承买官山的完整程序。经过田赋征收主任查勘、绘图、定价、山邻保证等程序，承买申请上报至浙江省财政厅。省财政厅重新核定山价，其间两次要求重新绘图。最后，在1928年9月9日颁发给承买执照。执照上盖着“浙江省政府财政厅印”的大红章，明明白白白地写着：

方梅庵承买坐落建德县东乡杨家庄（土名）徐回坞、塘吼垅地方官有官产山地……计开四至：东至徐家塘，西至山降，南至山路眠羊里，北至黄山杉树湾。面积东西共……（空白，加印“详细丈尺粘载图中”）△△顷三十亩一分△厘，每亩价银二元一角，共计价银六十三元二角一分。

这样一张官颁执照看起来已经确凿地证明了“产权之确定”。但是过了不到两年，因为要土地陈报②，方琦惊讶地发现掌管该庄地籍簿册的册书朱逊德已将前项官山③归入蔡姓、陈姓、郑姓等名下。

朱逊德是建德县城人士，家里世代掌管着东乡杨家庄的庄册，负责这个庄的钱粮国课和田土推收等一应事务。进入民国，他们在新政府里有了一个新名号，叫“清理书”，但其实职权并没有变。百姓缴纳税粮、过割产业都还在他们手上去做。1928年7月，老朱册书身故，朱逊德就从父亲手里承当了这份职业。不承想才过了一年余，他就被这个名叫方琦的外乡人以“私相授受”的罪名，告到了县长那里。

朱逊德的呈报也说得很有理据。他说，方琦曾拿着执照和山图到他那里要求登记，但是他查了自己手上的底册，发现财政厅执照中写明的四至范围内的山林面积，超出其上登记数字数倍。而且这些山并不是无主荒山，均系有人完粮之产。内计：“汪守芝一户山八亩八分，完粮壹钱三分二厘，系民国九年间奉前知事张谕饬，查明晰收；又陈凤林山七亩，完粮一钱五厘；陈兆余山三十四亩，完粮五钱一分，是十五、十六年间，凭各户老册晰收；又蔡汝标山十七亩三分，完粮二钱六分；胡德富山二亩五分，完粮三分八厘，由该户出立认字，认承开垦完粮，晰收过户。”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那么，这些山到底是有主的“完粮之产”，还是“无主官山”？1928年方琦承买官山的卷宗里保存了申请承买时再三查勘、绘图的档案，为什么彼时没有发现山主？册书手上的庄册和由省财政厅签发的执照，到底哪个才是更过硬的管业凭证？

其时主政建德县的蒋县长传集两方对簿公堂。出现在县政府堂上的，除了方琦、朱逊德两人外，还有庄册上登记的上述山产的“主人”，他们对自己的管业来历都言之凿凿：

问陈顺桃　你今年几岁？

答　四十一岁。

问　你系什么地方人？

答　本地下唐人。

问　你作何事业？

答　务农。

问　小坞的山你有多少税呢？

答　是民外婆家遗下的坟山，土名徐湾坞，计税五分，民家经管数十年了。

问陈凤林

答　民叫陈朝贵，凤林是民父。

问　你今年几岁？

答　三十八岁。

问　你是何职业？

答　务农。

问　你住何处？

答　住在郑家垄。

问　你的山究竟什么字号？

答　民的山坐落八百七十一号，土名火烧山，计税七亩，内有二分送王姓做坟的。

问　这块山已经方姓买去承管，你应该晓得吗？

答　方姓并没有来管过，我也不晓得。

问郑福培

答　福培是我娘舅，民叫方锡韩。

问　你今年几岁？

答　四十六岁。

问　你是何处人？

答　仙居人。

问　你住何处？

答　住小里埠。

问　你作何事业？

答　务农。

问　徐家塘的山你有多少？

答　计有十余亩。我娘舅还有几亩地，都由我还粮的。每岁下半年，他有姑伯兄弟来此一次。

问陈大森

答　大森是民父，我叫兆馀。

问　你今年几岁？

答　三十八岁。

问　你住哪里？

答　住小里埠。

问　你什么职业？

答　务农。

问　小坞的山你究竟有多少？

答　小坞即塘海垄，民有十余亩山，还是洪杨前管起。今呈上老册一本，请阅。现在方姓又写一张契送我，请看。

问蔡德松　你今年几岁？

答　二十三岁。

问　你住何处？

答　住郑家垄。

问　你做什么职业？

答　务农。

问　你有几亩山，究竟坐落于何处？

答　冀为坞有六亩多山，塘海垄有九亩山，塘海垄外面有二亩山。曩时张知事提倡森林，民国七八年间发贴布告，无论官荒私荒，都准农民垦植森林。至民国十四年由先父手晰收户册是实。

三月十四日供单

这些人与方琦、朱逊德不同，他们是真正在山里生活的人，是管山的人。在他们的观念中，山产或是祖传（尤其是坟山），或得自亲友的赠予或托管，或有着长期实际占管以及承粮登记的事实等，这些都是拥有山场权利最重要的证据。

从这些“山主”的供词中，我们也很容易发现，这些山场“有主”的历史其实很短。在民国时期陆陆续续到册书朱逊德那里“晰册”（承粮）之前，他们管有这片山的确切时间也都不清不楚。其中只有一个人提到一个含糊的时间点“洪杨前”，即太平天国运动影响这里之前。在建德，大量山场失管、无主的状态，的确与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太平天国运动之前的情况已经很难追述，而此后这些一度失管、无主的山场又是怎样被重新占有、重新确权的呢？

在清代的制度下，一般的程序是：人们向县衙提出申请，县衙责成册书进行调查，如果确为无主之山，即报告县衙，由县衙出具执照，业主凭执照回到册书那里登记入册，从此开始每年交纳税赋。在这个程序中，册书的晰册本来只是一个中间环节，但是由于赋税征收由册书把持，人们往往绕过县衙这一层级，直接在册书那里登记、交税。换言之，大量山产已经有山主缴纳赋税，但是在县衙门里却可能完全没有登记。太平天国运动之后，这种情况更加普遍。正如朱逊德在具呈中所说，它成为一种在国家制度之外的“习惯”。

方琦（梅庵）是一名外乡来的地方公职人员，他挑战了当地庄册的“习惯”和旧的山场占有方式。他的“武器”是1914年7月31日颁布的《官产处分条例》：“迨民三以后迄于今，兹凡无人承粮之产，国家为收入起见，一律划在官产范围，必须经过国家处分价卖给照，方可取得产权。”根据此条例，以报荒承粮获得“产权”的制度，被新的官产承买制度所代替。正如他在呈状中所说：“对于册书职权论，民三以后，清理官产条例未奉废除。凡遇荒山荒地，只有官厅处分，毋再准民间报荒升科理，今册书为蔡、陈等姓晰收，而时间又明明注民十四年之后，此项晰收显于条例抵触，当然根本取消。”《官产处分条例》对官产的处分分为三种形式：一变卖、二租佃、三垦荒，并且在第十八条规定“以前私垦之官荒自本条例施行后应补缴荒价，照章升科。”④换言之，人们在报荒升科之前，需履行承买的环节，才能获得产权。这在产权获得方式上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在这场纠纷中，方琦正是利用了这条新的法律。在被问及承买时为什么没有到册书那里查询时，他说：“我们查不来的。”后来，他这样解释“查不来”的含义：

无主之产，册书利在民间收付，于官卖非其所愿，盖一公一私绝不相容者也。承买官产而曰必先查庄册，是犹夺食于虎口……民间同一出钱，恐将乐于册书私人之拨付，又何事报官勘查，缴价请照，作种种麻烦之手续乎。

方琦指责说，册书所言私晰“习惯”不过是当地人规避国家制度的方法。而他自己何尝不是在刻意回避于己不利的地方习惯呢？1928年方琦承买荒山的一系列程序中，负责此事的田赋征收主任和作为上级最终核审机关的浙江省财政厅，也都没有要求其向册书核实官荒。这种对旧习惯和地方制度的漠视，也许源自民国新政权对册书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那一套旧体制的反感，但这种漠视显然于清理山场产权的目标并无补益。

这场山产纠纷距今仅仅百年，它凸显了官产承买制度和以承粮纳税获得管业权的旧制度的差异，并且生动再现了在民国推行山林国有化和地籍整理的大背景下，地方上各类人群如何应对和利用这种制度的转换。当然，其中包含的新旧制度的差异还不止于此。例如，为什么在财政厅给出的执照上，这片山的面积是“东西共△△顷三十亩一分△厘”，但是朱逊德却说四至之内的面积超出此数数倍？两个数据分别是如何得来的？又例如，为什么执照上只标有山场土名、四至，而朱德逊的庄册中，每一块山都有一个或数个字号？同时代的人们对同一片山的认识和记录为何有这样的不同？这种对山场的认识（知识）是如何产生的？等等。

从这个个案出发，在历史的维度上，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探究：这片山场的权属之争是第一次发生吗？这些山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第一任的主人？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在明代或者更早的时代，当地人是怎样利用、管理这些山场的？他们怎样确权？人们以山为业的故事到底该从何时开始讲起呢？⑤

历史人类学小丛书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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