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冤还未白，而不讲理的特刑庭就决定了我的命运，但愿你勿过悲痛，在这不讲理的世上不是有成千成万的人在为正义而死亡，为正义而子离妻散吗？不要伤心，好好保重身体，好好抚导两个孩子……（今后）如有自己看得中的好人可作为你的伴侣，我决不怪你，而这样我才放心！”

这是1948年地下党人王孝和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场英勇就义前留给妻子忻玉英的最后一封绝笔信……

倒在黎明前夕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人民终于在黑暗中迎来黎明。

而就在此前一年，24岁的王孝和却永远倒在了黎明到来前夕，此生再无机会见到毕生追求的革命理想实现的这一天。

最后，王孝和留在世间的，只有那张他在被判处死刑的法庭上坦然大笑的照片。

那是在1948年9月30日，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刑法庭上，法官宣判，王孝和被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

听到这6个字的时候，王孝和的脸上没有丝毫恐惧，反而露出了坦然的笑容，庭上守在王孝和身边的几名法警，见此状，无不面露惊讶。

两相衬托，王孝和周身更凝结的杀身成仁的从容和坦荡仿佛愈加震慑人心。

这张照片，后来也成为了他的妻子忻玉英和两个女儿一生中最珍爱的一张照片。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批准王孝和为革命烈士。

当年11月5日，忻玉英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还有婆婆，孤儿寡母为王孝和举行了追悼会。

追悼会当天，上海电工会和全市各业职工代表一万余人全部前往了现场。

上海市市长陈毅和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刘长胜分别为王孝和题写了“为工人阶级牺牲”和“我们踏着王孝和同志的血迹前进，为建设新上海而奋斗”的悼词。

而后不久，王孝和就义前的血衣以及三封血书，先后出现在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陈列室、市工人文化宫。

也是直到这时，忻玉英才明白，丈夫真正从事的事业，远比她想象中的要复杂和伟大。

忻玉英和王孝和都是宁波人，他们的婚姻来源于一场封建家族式包办婚姻。

因为忻玉英家和王孝和外婆家只一墙之隔，在忻玉英5岁，王孝和9岁的时候，两个人便由王孝和外婆做主，订了婚。

按照他们当地的习俗，女方15岁的时候，男方家里就要送聘礼，等到女方16岁的时候再顺利完婚。

不过忻家却没有如期等到王家的聘礼。

眼看着女儿已经18岁，在当时的乡下，别人家的女儿这个年纪已经为人母了，忻妈妈不禁十分着急。

而另一边，王家实际也很着急，他们只知道儿子在上海，具体的消息却不曾了解。

1947年，忻玉英19岁这一年，忻妈妈打定主意，带着女儿去到了上海忻玉英的姑妈家，并联系了王孝和的妈妈。

两家一经商定，决定第二天就让忻玉英和王孝和碰面。

彼时，王孝和明面上的身份是上海电力公司杨树浦发电厂的一名工人，但实际上他早在1941年17岁的时候，经地下党组织的培养、考察，就入了党。

1946年，王孝和作为电厂控制室的工会总组长，领导和组织了部门工人大罢工。

革命事业如火如荼，这也致使他一早将外婆给他订的娃娃亲抛在了脑后。

另外更早之前，他曾在上海听人误传忻家的女儿在乡下既信佛又嗜赌，本就因为接受了新思想观念，对这种封建包办的婚姻有抵触情绪的王孝和于是给自己的堂妹写了封信，说是个人的终身大事不能由父母做主。而他的堂妹收到信，并没有想到要将堂哥的意思转告给忻家。

就这样，忻王两家订婚的事宜就被一拖再拖。

直到忻妈妈带着女儿来上海，约好见面的第二天上午，王孝和的弟弟先跑进来和忻妈妈说：“哥哥已经来了！”

而肚子里本就有气的忻妈妈就生气说道：“架子那么大！还要我们下去！”

不过说归说，操心女儿终身大事的忻妈妈还是陪着女儿去到了门口，去见王孝和。

忻玉英后来回忆说，她当年一走到门口，就看到一个身着一件土黄色灯芯绒夹克衫，人看着格外精神的青年，那便是王孝和。

也就是这一眼，少女春心萌动。

那个时候的忻玉英，扎着两条辫子，区别于当时上海女学生当时流行的学生头，大字不识一个，又是第一次离开农村，对于十里洋场的上海滩的一切，倍感陌生和新奇。

而14岁就到上海读书的王孝和对上海这座城市相对比较熟悉，他看出来了姑娘的心绪，即带着她去逛了上海大世界，又去了跑马厅。

两个人一路上聊了很多，王孝和不时问忻玉英：“你信佛吗？平时都喜欢干什么？乡下的局势现在怎么样？”

忻玉英就一一回答，这一次见面，两个人聊得很投机。

午饭时间，王孝和又带着忻玉英去远东饭店吃了一顿饭，而对于那顿饭吃了什么，忻玉英一直到丈夫牺牲50年后依然记得清楚。

接下来的几天，王孝和每天都会给忻玉英姑妈家打电话，忻玉英说自己是乡下姑娘，不会听电话，王孝和就耐心地同她说：“多听听就会听的。”

再后来经过两个多月的相处，两个人就结婚了。

这段时光，成为了忻玉英印象中同王孝和最甜蜜的一段时光，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每每讲述起来她都会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

不过也是在解放以后，忻玉英才知道，这段时间，王孝和同时向地下党组织汇报了忻玉英的情况，两个人的婚事是经过了组织上同意的。

而王孝和从开始的反对到见过面后同意结婚，其实除了解除误会，对忻玉英有好感之外，更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地下工作。

婚后，两个人在电厂附近租了一间房，王孝和的一份电厂工人的工资要掰成四份来花，但是忻玉英从未抱怨过，每天不管多晚，她都会在门口等丈夫归来。

正因如此，那时候，王孝和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我那么穷，你也肯跟我，我欠你的太多了，以后我会报答你的。”

只不过世事无常，他终究没能报答妻子。

作为地下党人，他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工作，也知道自己性命没有保障，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给妻子拖累。

所以在婚后，他不止一次劝妻子不要孩子，不过当时无人理解他，他遭到母亲的一顿臭骂，再加上妻子期盼的眼神，他后来还是心软了。

婚后第二年，两个人的大女儿出生了，王孝和为女儿起名佩琴，女儿的出生，另两个人都倍感喜悦，对未来的生活也充满了期望。

尤其是王孝和，他了解全国的形势，盼望能够和妻女一起亲眼见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这年冬季的一天，王孝和带了一帮朋友们到家了“打麻将”，并安排自己的妻子抱着女儿守在门口，如果看到可疑的人就打暗号。

后来一直到她在门口坐了许久，怀里的女儿都睡着了，她才听到丈夫那句：“你是不是坐冷了？对不起，我们马上就好了！”

一向对丈夫深信不疑的忻玉英当时尽管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是想到为丈夫做事，她心甘情愿。

等丈夫归家，却等来噩耗

她每天等到丈夫下班回家，看着丈夫抱着女儿的脸庞亲了又亲，学过英语的丈夫在生活中还时不时冒出点“洋气”，两个人如其他普通平常的年轻小夫妻一般，一切都是那么幸福，直到1948年4月21日……

那一日，王孝和一大早起床上班，离家前亲了亲女儿粉嫩嫩的脸颊。

而忻玉英和如往常一样，抱了抱丈夫，送他出门，但她的心里却隐隐作痛，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

就在两天前，4月19日，国民党的特务万一已经来过他们家，目的就是进行威逼利诱，要王孝和自首供出“同伙”，只不过最终被王孝和顶了回去。

万一走后，王孝和压下心中的怒气，心平气和地同忻玉英交代说：

“我干的工作有相当的危险性……我可能会被捕，如若我被捕，你先把佩琴送给你母亲带，生活有困难你就将我们的结婚戒指、五斗橱还有衣橱都卖掉，这些我要是能出来，都可以重新买给你，要是生活维持不下去，你可以出去做保姆。如果我出不来了，你就不要苦等了，你年纪轻，还有一段漫长的人生道路要走……”

对面的忻玉英听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以往丈夫要她做什么她都心甘情愿，那一晚第一次任性地不想要听丈夫说话。

而王孝和却仿佛没有看到妻子的不情愿，还在接着刚刚的话题继续道：

“你从乡下来，单纯朴实，对于上海这个地方复杂的人还不够了解，所以将来物色对象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要慎之又慎，切勿草率。”

忻玉英听到丈夫这一番肺腑之言，深深动容，她苦苦哀求丈夫，回宁波乡下避避风头，但是王孝和却始终无动于衷，因为他并没有接到组织上要求撤离的命令。

当晚，王孝和和忻玉英租住的房子里时不时有点点火光，王孝和冷静异常，在忻玉英的帮助下烧掉了很多资料。

也就是从这一晚开始，忻玉英感觉自己的心都要碎了，她预感到灾难即将来临。

4月21日这天清晨，王孝和告别妻女，从家出发去上班，结果在上班途中，却被国民党市党部、市警备大队秘密逮捕。

警备大队队长路鹏在抓到王孝和后，大喜过望，如猛兽见到猎物一般，他对手下交代说要亲自进行审讯，而后将牢房内一件件刑具全部用在了王孝和身上，无数次，王孝和被折磨到不省人事，又被一盆凉水浇醒，继续忍受酷刑。

而此刻的忻玉英，却丝毫未知，她还在像往常一样，等待着丈夫下班回家，却不知道，她再也等不到丈夫回家了。

那天清晨的告别，成为了王孝和和忻玉英，还有他们的女儿的生离死别，等丈夫归家的忻玉英最终等来了噩耗，丈夫被捕了。

而后就是漫长的煎熬，在王孝和被捕第17天的时候，忻玉英终于获准去探监。

夫妻再见，在忻玉英眼中，以往精气神十足的丈夫，在短短17天内，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身上伤痕累累，衣服也早已被血迹浸透，行动也很艰难。

忻玉英眼睛发酸，却看见丈夫强忍着疼痛，冲着自己笑，还劝她不要伤心。

见状，忻玉英只能用牙齿死死咬住自己的舌头，为了不让丈夫发觉自己的痛苦，还竭力挤出了一个笑容，她很想要忍住不哭，回过神来却早已泪如雨下。

她告诉了狱中的丈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她怀孕了，他们马上要拥有第二个孩子了。

王孝和闻言，眼神中闪过欣喜，他说：“我要做第二个孩子的爸爸了，你要做第二个孩子的妈妈了，不要哭，要高兴才是。”

再后来每次探监，尽管忻玉英想要尽量忍着不哭，但是一看到丈夫，她还是哭个不停。

而王孝和就一次又一次地鼓励她：“要相信黑暗的社会不长了。”

另一边，王孝和被捕后，地下党组织一面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营救，一面通过内线与王孝和取得了联系，商议庭审时的斗争策略。

忻玉英则每天奔走于国民党政府门口、大光明电影院门口以及杨树浦发电厂门口等各处，上电党组织还派人帮她请了律师，赴南京告状，各产业工会和各界人士也纷纷上交抗议信，要求释放王孝和等。

面对如此此起彼伏的抗议声音，负责审判王孝和的特刑庭和此前抓捕王孝和的警备大队都慌了，眼看事情越闹越大，警备大队又将忻玉英叫去问话，是什么人指使她这样干的，而忻玉英坚持说：“没有人教我，我这样做就是为了给我丈夫洗清冤屈！”

王孝和被捕期间，曾经去过他家的国民党特务万一又拉忻玉英去到杨树浦发电厂，让她指认人，并谎称只要她乖乖配合就可以放她的丈夫出来。

等到忻玉英一到现场，顿时一惊，因为人群中，她一眼望去，看到不少熟悉的面孔，都是此前自己给看门，和丈夫在房间“打麻将”的人，但是他想起丈夫的叮嘱，还是强迫自己镇定下来，用十分淡定的语气道：

“我这认来认去，就认识你万一，倒是你经常到我家来，别的人我可都不认识。”

后来，当时在现场的一位地下党员回忆说：“当时的情景，我们几个人的命都在忻玉英的嘴里，我们她都见过，只要她想说，我们没人能逃过，但她却没有这样做。”

1948年9月24日，在多方奔走下，和王孝和一起被抓紧大牢的其他人，有的争取到死刑改判无期徒刑，而王孝和却成为了最不幸的那个，即便是忻玉英在得知特刑庭宣布维持丈夫死刑后，挺着大肚子到监狱门口去闹，去抗议也无济于事。

而狱中的王孝和坦然接受了这个事实，他安慰改判无期徒刑的战友：

“不必为我悲伤，我从被捕的第一天起，就做好了准备，死实无所惧，只要我活一天，就要同敌人斗争，我的武器是公开揭露敌人的残酷和对人民的仇视。”

也就是在得知自己被维持死刑原判的那一天，为防敌人随时下毒手，王孝和写下了三封血书。

第一封，他写给了狱中的难友，他说：“那光明正在向大家招手呢……”

第二封，他写给了父母，在信中，他希望父母能将妻子忻玉英视若自己亲女儿，为她择个好的伴侣……

第三封，他写给了忻玉英，在信的末尾，他惦念着自己那未出生的孩子，他说：“但愿你分娩顺利！未来的孩子就唤他叫佩民！身体切切保重，不久就可为我伸冤、报仇……”

1948年9月30日上午，王孝和在提篮桥监狱刑场被秘密枪决。

振作精神，抚育好下一代

23天后，忻玉英顺利分娩，生下来和王孝和的第二个女儿，按照丈夫血书中嘱托，她唤小女儿“佩民”。

抱起小女儿的那一刻，忻玉英泪如泉涌，因为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了父亲。

如王孝和在狱中对难友们所说，光明正在向大家招手。

1949年4月23日，王孝和牺牲仅七个月，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南京解放，标志国民党垮台。

紧接着，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王孝和被认定为烈士。

忻玉英和两个女儿按照烈士家属的身份，受到了妥善地安置。

这个时候的她，对于丈夫在解放前从事的革命事业以及丈夫娶她更多是为掩护身份的目的，都已经了解，丈夫婚后曾经不想要孩子还有时不时带人回家“打麻将”，一切也都已经解释得通了。

他为自己的革命理想付出了生命，却独留下她们孤儿寡母，她恨吗，她细细想来，自己是不恨的，她说，“一段感情里面掺杂了革命，不是更好吗？”

在组织的安排下，她先后读了夜校和专科学校，分配了工作，还有了房子，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但她午夜梦回，想起自己的丈夫，总会默默流泪。

住在她家楼上的陆祖兰，对这个革命烈士遗孀的经历深深同情，他比忻玉英小三岁，空闲的时候，他就帮着忻玉英干干活，修修家具。

一来二去，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王孝和临终前不论是在给父母还是给妻子的血书中，都一直惦念着忻玉英能再择一个好伴侣，这个心思总算没有白费。

此后，忻玉英每每在陆祖兰的陪同下去祭奠王孝和，两个女儿也慢慢长大成人，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大女儿王佩琴主修音乐，后来移居到了澳大利已，而小女儿王佩民一直专注地方志工作，2018年还上了《朗读者》，尽管她从出生就没见过自己的亲生父亲，但他的父亲却给了她无上荣光。

长大以后，王佩民想尽办法，从母亲还有父亲生前战友的口中，从当时的报纸报道中，拼凑起了父亲的形象，并了解了自己的父亲，一个铁骨铮铮不惧黑暗，以一己之身换来千家万户美满幸福的革命志士。

2019年11月29日，王孝和先进事迹陈列馆在王孝和的老家宁波开馆，开馆仪式现场，71岁的王佩民数次哽咽，仪式结束后，她更加感念自己的父亲，并深信：父亲的精神将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