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2023年度荷兰小姐选美大赛中，22岁的变性模特兼演员里基·瓦莱丽·科勒夺得桂冠。里基·瓦莱丽·科勒是首位在该项大赛中获得冠军的生理男性参赛者，同时作为史上第二位晋级国际选美比赛的变性选手，她随后将代表荷兰参加第72届环球小姐大赛。

荷兰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之一，它的国土面积仅仅4万平方公里出头，刚好是重庆市的一半，但GDP总量高居世界第19位，人均GDP排名世界第11位，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世界第15位，是妥妥的高度发达国家。除了与海争地、农业在欧洲首屈一指之外，它的高科技产业也极为发达。与此同时，它还以开放著称。虽然红灯区和大麻都合法化，但性犯罪率和毒品成瘾率在欧盟乃至世界都是最低之一。它是各种平权运动先锋，第一个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也是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但即使是如此开放的荷兰，面对跨性别人士当选荷兰小姐，还是炸锅了。

荷兰网友们纷纷表态，有人表示“你可以说我守旧，但我认为真正的女人才是最好的女人。”有人认为“这只能证明一件事，荷兰小姐就是个笑话。”有人认为当一个男性能够成为选美小姐冠军时，意味着文明必将被推翻重来。

还有不少网友认为亚军比冠军美得多，并吐槽冠军的牙齿：“都花了这么多钱在手术上了。就不能去做个牙齿矫正吗？”

值得一提的是，里基·瓦莱丽·科勒将要代表荷兰参加的环球小姐大赛，自2012年起就允许变性者参加选美比赛。2018年，西班牙变性者安吉拉·庞塞参加了环球小姐比赛，不过并未进入最终决赛。

去年，泰国女商人兼活动倡导者安妮·雅克拉茱泰普收购了环球小姐组织，她本人就是变性者。在收购后，她承诺将继续弘扬女性赋权的精神。

不过无论是安妮·雅克拉茱泰普的表态，还是这次荷兰选美的结果，都被引向了她们所倡导的女性权利。有人认为，数百年来的女性平权之路在这短短几年间就沦为荒谬，因为跨性别者正在抢占这一切。

跨性别者是否能够参加选美，或是参加女子运动项目（之前的东京奥运会上就曾有过巨大争议），这些都是近年来时常被讨论的议题，涉及权利、伦理、公平等多个层面。它很难有所定论，毕竟在这个世界上，许多人连接受跨性别者都还做不到，当然也无法去探讨这一群体的权利边界。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荷兰社会有探讨这类问题的足够空间与深度。

跨性别者即LGBT群体中的T，相比L（女性同性恋者）、G（男性同性恋者）、B（双性恋者），这一群体的空间和社会认同度要低得多。荷兰有研究表明，公众对跨性别群体及其相关政策的态度远比对同性恋者及其相关政策的态度要消极。不过同样有数据显示，在包容度极高的荷兰，跨性别群体有着相对其他国家更强的存在感，也拥有更到位的医疗与社会支持。

之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威廉姆斯研究所的研究表明，自1980年以来，全球对LGBT群体的平均接受程度一直在提高，全球接受度最高的五个国家，依次为冰岛、荷兰、挪威、瑞典和加拿大。

有资料显示，在荷兰语的书面和口语中，过去复数的指示代词Ze，越来越多地用来指代那些不愿意被称作“他”或“她”的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荷兰出现第一例变性手术。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荷兰对跨性别群体的医疗和社会支持逐步成型，专家呼吁将改变性别的需求视为生理状况而非精神疾病。当时的性别协会推进了一系列支持措施，包括实施变性手术，推进相关治疗的医保政策等。

1970年，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附属医院成立了专门的变性治疗部门，此后又在其他城市设立分部。变性手术也被纳入医疗体系，被众多保险公司列入医疗保险覆盖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荷兰社会对“跨性别”的定义越发多元化，目前的定义为“在性别感受和性别表达上与出生时确定的生理性别产生偏差的人”。即除了经历手术、生理上改变性别的个体之外，那些不选择手术，但通过着装、行为等外在形式表达自己性别认同的人，以及不完全认同两性中任何一性的人，都属于这一群体。这种定义上的改变，恰恰说明了荷兰社会的开放程度。

法律也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而改进。早在1985年，荷兰就推出《跨性别法》，但当时规定只有接受变性手术、生理上已经变性的人才能申请修改性别。2014年，该法案得到修正，取消这一限制。近年来，《跨性别法》再次修正，个体申请时无需再提交医学证明，只需向地方政府提交申请，年龄限制也被取消，16岁以下青少年也可在未经父母同意的状态下向法院申请改变出生性别。此外最快在明年，荷兰身份证也将不再显示性别信息。

当然，对这些法律上的改变，荷兰社会也有不同声音。不少民众认为改变性别需要满足一些条件和门槛，比如对于年龄仍然应该有限制，最好在个体思想成熟、有自主能力时再行选择，而医生或心理学家的证明也应该是必备。还有人认为，既然政府决定取消变性申请的年龄限制，就应该做好配套，比如在荷兰中小学的教育课程中加入更多性别认同的内容，让孩子们懂得如何尊重这些少数群体。

1995-2018年间，共有3750余名荷兰公民成功修改身份证件的性别信息。2014年《跨性别法》修正后，改变性别者的人数大幅增加，2015年达到770人，超过了2007年到2014年的总和。2018年的调查显示，57%的荷兰人对“变性”一事呈积极态度，34%中立，反对的只占9%。在荷兰，跨性别人士有着自己的社群和互助小组，彼此提供帮助。

而此前备受关注的体育竞技领域问题，荷兰规定跨性别者可以与相关体育团队协商选择队伍。当然，这只限业余层面，在专业比赛领域，要求运动员完成变性手术并接受激素治疗达到一定年限，对赛前几个月的激素水平也有要求。

2020年，荷兰政府曾公开向跨性别人士群体道歉。因为在2014年之前，根据《跨性别法》，希望改变性别者必须接受不可逆的绝育手术，这一条款沿用了接近三十年。荷兰政府认为，这项旧法律象征着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排斥和歧视，也侵犯了该群体的身体自主权。

除了道歉之外，荷兰政府还向大约2000名受害者支付了5000欧元（人民币三万多元）的赔偿金。

2018年，瑞典成为世界上首个为类似绝育法受害者提供赔偿的国家。同年，荷兰双性恋者范·肯普恩和另外15名跨性别活动人士对荷兰政府提起诉讼，称其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和第8条。其中第3条是禁止酷刑和不人道惩罚，第8条是尊重私人和家庭生活。

范·肯普恩在1996年作出了自己的变性选择，成为女性。但她在变性前希望保留精子和其他遗传物质，因为她仍有生育孩子的愿望，医生因此拒绝手术。无奈之下，她最终只能在变性和生育间选择前者。虽然荷兰政府道歉并赔偿，但相关群体仍然表示，这一切都很难弥合他们经历的痛苦。

获得荷兰小姐冠军的科勒也公开表示：

“当我公开变性时，自己和身边的人都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处境。几年过去了，我比以前更坚强了。”

即使在宽容开放的荷兰，即使能为跨性别人士提供相对完善的医疗和社会支持，但仍有少数人对这一群体实施语言和肢体暴力。在青少年群体中，这一情况相对更为严重，数据显示，存在性别疑惑的青少年，43%遭遇过语言暴力，20%遇到过严重的肢体暴力。像男孩的女孩或像女孩的男孩，在学校更容易受欺负——这是全球性问题，荷兰也无可避免。此外，跨性别人士在求职和工作过程中，也常常会面临更多艰难，不少人只能维持低收入生活。因此荷兰社会也一直呼吁，希望能在提供经济支持的同时，人们也能够尊重少数群体的生存空间，当然，少数群体也应该尊重大多数人的空间，文明社会的尊重永远是相互的。

这一点或许也恰恰是这次荷兰小姐选美引发争议的关键——选择一位跨性别人士成为冠军，其中是否有政治正确的成分呢？如果有，或许它又是对大多数人的权利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