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王朝在实行政治统治的过程中，如何有效稳定地控制基层乡村社会一直是一个难题。

图片：热播剧中塔寨村主任林耀东《破冰行动》

中国朝代，表面上可以统一，以中央为核心，整体集权。然而，基层社会最有效的控制体系不是皇权，也不是地方政府，而是根植于血缘、宗教、民俗甚至乡村社会的科举的民间控制组织。比如宗族、乡社、乡盟、家规等等。而那些在最基本的架构下承担起人民领袖角色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土豪”，文雅所说的如此——称为“绅士”。

中国幅员辽阔，中央政府触手可及，公仆稀缺，各级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导致士绅几乎控制了地方农村事务的方方面面，形成了所谓的“官”无非是士绅监督”、“皇权不下乡的局面”。

图：1982年，南方某处，人们正在抄写、询问保存完好的《张氏族谱》

上一段的爆款剧《破冰行动》，讲述了我的岭南老家，有这么一个“塔寨村”，被宗族势力及其首领林耀东所控制，在林氏的背后-场景操控，村民可以“自治”作为一个半独立的王国，却公然暴力反抗法律。这部剧一出来，很多北方观众都觉得夸张，但粤东、粤北的老百姓大概觉得这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平常事。

《破冰行动》中的夸张，说实话，其实是中国过去的社会习俗和组织形式在天高皇帝远的地区的一种遗留展示。更特别的是，虽然这是现在的事情，但你仍然可以看到一点旧中国时代、宗族和乡绅的影子。

图：广东潮汕某个地方，每年必有民俗活动，体现宗族色彩、血缘色彩、凝聚力

可以说，如今的广东，“塔寨村”和各种“林耀东”式人物数不胜数。广东是当代中国经济的前沿、开放的先行者、也是宗族观念最浓厚的地方。

可以说，在中国乡村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基层治理功能的是士绅阶层。

著名汉学家孔非礼在其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曾明确指出，在中国社会中，自11世纪以来，地方士绅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中国基层民众的政治思想生活。乡村士绅以其独特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作用，基本上可以超越中央王室政权的建立。他们不仅是官僚与百姓之间的调停者，也是乡村控制体系中真正的主力军。

图片：福建土楼——完全由同姓同族熟人搭建的封闭空间

以往几乎所有的历史事实都可以证明，在基层乡村社会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中，皇权的力量最终只能让位于士绅。在商鞅变法后的秦国，虽然理论上可以在每一个主体上贯彻帝国的意志，但这仍然是领土不够大的特例。隋唐科举制度建立后，皇权与士族权力建立了牢固的合作，这种关系网络是完全牢固的。

什么是“绅士”？费孝通曾做过一个定义：他们是特权阶级，盘踞在当地，可以是退休官员，可以是官员亲属，可以是受过教育的人，也可以是地主。在统一的皇权下，他们立志要保护自己和宗族，同时也必须有一定的威望，肩负着团结村寨、输出意识形态的责任。

图：山东某地一座逐渐倒塌的祠堂

如今在很多南方农村，“乡绅”群体其实依然若隐若现。在现代政治、法律制度的束缚下，在传统大家族观念逐渐瓦解的当下，他们不再拥有房产，但仍能以“村贤”的形象出现，要么有钱，要么有钱。地位，或“有能力做事”。”，或者从道德上讲，以一村一姓、血缘为纽带，最大限度地形成牢不可破的关系网，像坚固的堡垒一样，说什么就说什么。“村主任”等等甚至还有空位置。

在这样的村庄里，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幕后“说客”和“影舞者”。在岭东和粤北，即潮汕、客家地区，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这样的人。“塔寨是一座堡垒，外人进不去。”《破冰行动》中的这句话不仅仅是一个比喻，而是表达了这类村庄的真实情况。

任何力量本质上都注定是排他性的。那么，历史上为什么会允许存在旨在垄断皇权的“乡绅”呢？

图：明代著名劣绅董其昌

最核心的原因是，皇帝再强大，也只有两只手两只脚，不可能独自治理国家。为了实施有效的管理，最高统治者需要大量的人来帮助。每个地方，最重要的凝聚力人员就是乡绅。这也是任何国家一旦扩张的必然趋势。即使在欧洲，他们的封建领主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视为“欧洲乡绅”。

也就是说，过去中央政府依靠两个群体来执行统治：一是行政官僚，二是地方士绅。利用这双层轨道，他们坐拥千里之外的金殿，追随经文，足以形成权威，上传传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皇权与士族是利益的结合体：士族权力必须依附于皇权，但皇权也需要拉拢士族权力。

图：徐阶墓近日再现人间——徐亦是明代当地有名的劣绅

中国太大，人口太多，关系太复杂。靠认命的官员来统治根本不可能。显然，地方官员纯粹依靠皇权和制度，从东到西，骑马看花。为了阻止他们做大，他们不得不避开家乡。这样一个陌生人，空降到一个地方，只想用自己的力量来感动“当地势力”，并下令禁止他们。陈道明主演的电视剧《绍兴师爷》就明确暴露了这一幕。

因此，无论何时何地，皇权都必须与士族合作。这些真正的“土豪”，出生在当地，生在斯里兰卡，死在斯里兰卡，一方面是当地民众的“内部人士”，另一方面是缺乏“授权”却又缺乏权威的乡村组织。具有一定的领导权威和号召力。领袖，在皇权与官权两种权力的夹缝中，成为稳定的核心。

皇权和地方官员，无论多么厌恶，都无法摆脱士族的“权力中介”。士绅是权力中心与基层社会之间的桥梁。

图：皇权至高无上，躺在榻边，绝不让别人睡熟

当我们看《史记》时，转《后汉书》，读魏晋历史，查清朝文献，甚至读民国时期和抗日时期有关地方维护的记录。——抗日战争，我们会发现，从汉代到新中国之前，无论哪个朝代，无论哪个势力占据中央朝廷，皇权和政治权力都只能依靠地方士族来行使有限的统治，而且是不可能完全抛弃它们，直接渗透到村镇等基层空间。

根据张仲礼先生的书《中国绅士》的定量分析，在旧中国时代，自明代以来，当地乡村士人的数量基本保持在100万左右。包括直系亲属在内，约占中国总人口的1.3%。最强大、最稳定的等级组织，也是精英的流动站，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和实力。

也就是说，在中国朝代三千多年的历史中，政权一直在变化，士族的构成也会随之变化，但士族权力的存在却从未改变。费孝通感叹，在中国古代，牢牢掌握地方权力真空的是士绅阶层，而不是王权。

图：民国时期费孝通、吴瀚对士绅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因此，中国的“封建”时代确实如金馆焘所说，是一个“超稳定的国家”。国家乱了，地方却不能乱。战争之外的许多普通人的生活在权力转移期间往往不会发生任何性质的改变。在这里，士绅们的贡献最大。

我们也应该明白，如上所述，权力和爱一样，具有最深刻的自私和排他的属性。按理说，皇权和政权当然不愿意容忍地方士族势力的壮大，损害其权威。

图：南方常见住宅小区

因此，中国历史虽然可以说是一部皇权与士族权力合作的历史，但两者的斗争实际上自始至终伴随着中国的王朝社会。著名的例子，如秦始皇讨伐土豪，强行将他们从潼关以东迁移到关中；汉朝对地方豪族的镇压从未停止过；明代士绅巧妙地利用“同盟会”结党营私。“入则为官，出则为士”，让朝廷束手无策；清初，为了树立异族权威，摧毁当地汉族意识，事实上，清廷曾对当地士族进行极其残酷的摧残，目的是“压抑士气，压制士族势力”。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历代无论采取什么高压手段或者洗牌运动，结果基本上都是无效的，根本不可能消灭“士绅势力”。经过一番折腾，我们还是要再次依靠士绅来维护和组织当地的秩序。我们能做的就是以旧换新，重新洗牌。

为什么这么奇怪？说白了，道理很简单：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是士族掌握地方权力的力量所无法替代的。因为，地方士绅不仅有“前公务员”的身份，也不仅仅是钱多民愚。与权力结盟。村庄社区的人们必须用它们来与上层阶级沟通，并与其他村庄社区竞争；而皇权也依靠他们来完成税收征收、组织稳定、基础教育、社会转型等治理。因此，皇权也必须包容士族的权力，甚至有限度地纵容他们谩骂人民。

说得更直接一点，地方特别是乡村的士绅，是父母（血统）+村长（行政）+师长（文化）+祭司（伦理）的集合体。这些混合身份赋予他们天然的地方权威和最直接、最深刻的影响力，这是各级政府所无法企及的。

皇权与士族权力不仅是统治与奴役的关系，更是利益的合作关系。他们彼此需要，无法分开。

乡绅的本质是什么，我想，就是全能的父母。士绅的权力是地方最强大的权威力量。它是中国人民“天下一家人”观念在当地的集中体现，也是“父母”观念在乡村治理中的放大。

国家制度设计有问题。例如，旧中国，政府在任命地方官员时，为了防止官员徇私舞弊、勾结专权，往往实行“回避家乡制度”。外国官员对当地习俗和人员相对不熟悉。一心交君子之交。”

这些士绅保证了村级日常事务的发展和延续。没有他们和这些事务的处理，中国的地方政府就不可能发挥作用。因此，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点：历史上，如果士绅的力量与政府的力量能够和平共处，合而为一，那么社会就会安定如山；如果士绅的力量能够与政府的力量和平共处，合而为一，那么社会就会安定如山；如果士绅的力量能够与政府的力量和平共处，合而为一，那么社会就会安定如山；如果士绅的力量能够与政府的力量和平共处，合而为一，那么社会就会安定如山；如果士绅的力量能够与政府的力量和平共处，合而为一，那么社会就会安定如山；如果士绅的力量能够与政府的力量和平共处，合而为一，那么社会就会安定如山；如果士绅的力量能够与政府的力量和平共处，合而为一，那么社会就会安定如山；如果士绅的力量能够与政府的力量和平共处，合二为一，那么社会就会安定如山；但一旦他们甚至组织起来反抗，基本上就是一场政治危机，社会矛盾已经达到冰点，是现有政治秩序瓦解的征兆。

因此，孔飞力说，中国中央政府的运作和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官员和地方士绅之间的合作是否密切和有效。即使现在，这一点仍然有据可查。例如，士绅影响力最基本的范畴就是“村”。到目前为止，在我家乡所在的岭东和粤北地区，当地民众之间的纠纷一般都需要由“老人”或一些有名望的“老百姓”来解决；每当发生骚乱时，老百姓往往只听从“长辈”或宗族中某人的命令，而忽视政府的权威。

与这些类似，可以说是中国乡村最后的残余，乡绅的身影。电视剧《破冰行动》中，广东乡村和林耀东这样的人物刻画一点也不夸张，甚至触及的也只是冰山一角。

谈及士绅，另一个焦点是如何看待士绅在地方的权力。士绅的存在是好是坏？

结论似乎也很明显了。士绅的存在，或者说当地乡村社会允许权势人物的存在，从实际效果来看，显然是好是坏。但我认为，在新的“乡贤治国”呼声高涨的当下，谈论乡绅需要澄清的是，乡绅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不仅仅是乡绅的存在。贡献，但缺点也太多，需要再次暴露。

乡绅的福利和上面的差不多，就不言而喻了。然而，这个阶级群体的恶毒在历史上也是层出不穷。不然的话，“土豪劣绅”这个词也不会引起全族的愤怒。乡绅的问题，在我的理解中，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士族和皇权本质上是一样的，基本上都是吸血的，都是不生产力的寄生阶级。这些人，在过去的农业经济体系中，是不需要体力劳动就能获得最大利益的既得利益者，可以说是不劳而获的特权群体。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有儒家思想支撑、有皇权保证、有科举制度支撑的士大夫阶层，是专制结构最有利的捍卫者。雨柔乡的暴力势力往往是社会进步的最大绊脚石。

皖南塘岳村牌楼——贞洁烈士的血泪史

士绅阶层在皇权之下的政治压力下，毫无反抗之力，而他们自己大多是官道上的权力代理人。他们是皇权的仆人，也是地方恶势力。他们依靠特权建立势力范围，逃避各种义务，实施犯罪，最具有欺骗性；他们要么保护亲人，要么抢钱，要么干涉司法，要么与当地政府勾结，设立私人法庭，鱼肉村民等等，恶行其实在《破冰行动》中都有明确的表述。

中国政治已经消极了三代。士绅在其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主导作用。几千年来，这些本应是皇权敌对合作者的当地人和宗族代理人，却没有关注如何控制垄断，将皇权关进笼子里。相反，他们先建了一个笼子把自己关起来。。

即劣绅势力，为专制皇权，从共存共治堕落为奴役；对于当地族人来说，它从维护和领导的地位沦为欺凌的存在，造成无尽的伤害。这是无论我们审视古代士族还是重访“村圣”都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