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的宝安县城

作为边城，深圳并非籍籍无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因为“反特”电影《跟踪追击》和《秘密图纸》，人们看到了和资本主义的香港连接的两个陆路口岸，原来都在深圳这个小地方。

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更让深圳“出名”的，是这里的集体越境逃港事件。

1962年，中国大陆刚刚经历大跃进运动，很多人处于饥饿的状态。“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英国女王诞辰，香港边境将大放河口（指开放边境自由出入）三天”的谣言在广东很多地方偷偷流传。加上看到以前的逃港成功者从香港向家里寄钱回来，于是从全国各地大批的人流涌向深圳。

拉里·伯罗斯拍摄的逃港者，1962年

事件在1962年5月达到了高潮。仅在1962年5月13日，总计有超过10万人参加逃港行动。

著名越战摄影师拉里·伯罗斯接受电视采访时谈论他1962年拍摄的关于遣返逃港者的一组照片时这样说： “在现场的每一分钟，我都在想要逃走，我不想看到所发生的这一切。 但我是一个拿相机的人，我是按一下快门就躲开，还是应该负起摄影记者的责任？ ”

拉里·伯罗斯拍摄的逃港者，1962年

1962年5月，正在报道越战的伯罗斯在香港休假，从电视中看到港英当局正在驱赶和遣返逃港者，立刻从床上跳起来，挎着相机前往粤港边境。

从他拍摄的大量图片看，港英政府荷枪实弹的警察和边防部队，正在梧桐山展开大规模的搜山行动。山头上既有即将被遣返的逃港者交织惊慌、乞求和绝望的面孔，也有心存侥幸蜷缩着身子躲在灌木丛中的人。伯罗斯记录下了逃港者一张张真实的面孔。

仅在1962年5月13日，总计有超过10万人参加逃港行动。香港《明报》报道说，1962年5月，取道横跨新界和深圳的梧桐山，经过沙头角、粉岭等地，每天有数千人逃到香港。5月6日，港英政府出动直升机7架、军舰2艘、军警1400余人，每天24小时在边境巡逻，以堵截从深圳涌入的逃港者。

1962年这次逃港风波，惊动了周总理，最后通过强行遣返等措施才逐渐平息。

拉里·伯罗斯拍摄的逃港者，1962年

人民日报记者连云山在此时悄悄来到深圳以及香港新界的的棚户区采访那些“偷渡者”：

“坐着吉普从大鹏湾到蛇口一路看下去，十室九空，只剩下一些老头老太太，很少见到干部，我见人就问，为什么要跑过去？一问就哭，说没有吃的，不跑就会饿死，老子管不了儿子，干部管不了群众⋯⋯当地公安部门为我办了个耕作证，化名李进山。从大鹏湾的一个耕作口过境，到了九龙。我看到逃港的深圳边民们在山脚下用塑料布搭成一个个窝棚。跟他们聊，他们就哭，说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他们也是被生活所迫，没有办法。”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深圳与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水平差距巨大，当时仅深圳就有6万人跑到了香港。”原中英街历史博物馆馆长孙霄说。

他所工作过的中英街，是深圳距离香港最近最便捷的通道，一抬脚就过去了，所以这里的逃港现象也非常明显。据统计，沙头角大队留在深圳的人口为1200人，但是逃出去的人口为2400人。

1960年代的沙头角

这一时期，在沙头角桥头连续发生逃港人员强迫警方开闸的事件。1962年5月2日，从梧桐山往沙头角检查站桥头又冲过一百多人，到了桥头后向检查站提出要让他们从沙头角镇过去香港新界，不让过要给饭吃。

已故深圳著名摄影师何煌友曾经拍摄过许多“反外逃”图片，包括有明显摆拍痕迹的反外逃英雄。颇有意味的是，除他本人外，他的整个家庭——父母，兄弟姐妹——都逃到了香港。

何煌友曾经接受笔者采访，他说十年“文革”期间，很多逃港乡民思家心切却又不敢回来探亲，“那怎么办？他们就约好时间到沙头角桥头，隔着河与家人喊话。深圳河并不宽，二三十米，说话声音大一些都可以听见。”

何煌友回忆说，那时候沙头角有一个文化站，他有时间都喜欢过来拍摄，结果就看到了这种被当地人称呼为“界河会”的场景。“虽然喊话的内容都是些日常问候互报平安，或者家里人苦不苦孩子好不好的家长里短，但是有喊的有哭的，那种场面确实很震撼人。”

当地人称呼为“界河会”的场景。何煌友 摄影

官方档案显示，除了1962年的逃港潮，深圳还在1957年、1972年和1979年发生过三次大规模逃港潮，逃港人数达56万人。

何煌友摄影的东门老街，1980年代初

1979年3月，中央和广东省决定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在深圳市档案馆，这个“深圳元年”的记录仍然耐人寻味：

  • 1月31日，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深圳蛇口创办工业区。

  • 3月6日，深圳市委召开各公社书记、边防部队、武装部和边防检查站、海关等单位的会议，出台《关于整顿边防治安秩序会议纪要》，对当时出现的偷渡外逃风和非法赴港探亲等问题制定具体措施。

  • 4月5日到28日，中共中央决定在深圳等地办“出口特区”。

  • 4月24日，深圳市委发出《关于制止偷渡外逃和整顿社会秩序的通知》，号召开展群众性反外逃统一行动。

  • 7月15日，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提出在深圳、珠海和汕头建设“出口特区”。

  • 8月，深圳市委再次发出《关于继续抓好反外逃工作的指示》。

文件指出，偷渡外逃是深圳的突出问题。解决偷渡外逃问题是深圳的当务之急。文件还列举了当年的外逃人数，1月为285人，2月1565人，3月1855人，4月1894人，5月5484人⋯⋯按照公开的数据，1979年深圳全年外逃人数为三万多人。

何煌友摄影的罗湖车站，1980年代初

在老深圳人的记忆里，1979年5月6日这一天逃走的人最多，来自广东惠阳、东莞和宝安县的七万群众，像赶赴一场盛宴一样，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深圳通往香港的海防前哨。

多年之后，一位目击者回忆说，当时的场面之壮观，有“排山倒海”的感觉。从外地运载百姓过来的交通工具千奇百怪，有汽车、货车、手扶拖拉机，甚至还有牛车和自行车。当时的边防官兵数量并不多，虽然使用大喇叭广播，甚至尽力组织了交通工具遣返群众，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趁乱越境。

而另一组数据可以说明外逃对深圳的影响：1979年深圳总人口数量为31.2万人，之前10年间人口没有任何增长。更要命的是，全市劳动力人数仅仅为3万多。这就意味着，青壮年劳动力基本上都外逃了。

历史选择深圳这个毗邻香港的边陲小镇，来最早试验一场伟大的改革，并非偶然。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前夜

本文来源西葫芦

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