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这次会议之后，陈永贵被任命为副总理，主管全国的农业。其实，新中国成立时，陈永贵还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抗日战争时期走上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并担任了山西昔阳县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

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后，陈永贵很快就制定了改造当地自然环境的计划。大寨村的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基本上都是山地，陈永贵带着全村的村民用扁担、箩筐、锄头、铁镐等工具平整土地，改善当地的土壤环境，使得大寨村的粮食产量稳步提升。举例来说，1952年，陈永贵刚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时，当地的粮食产量只有每亩237斤，十年后的1962年，大寨村的粮食产量已经提高到774斤每亩，翻了好几番。

除了带领大寨投入农业生产之外，陈永贵还带领大寨战胜了重大自然灾害，当时是1963年，大寨遭遇暴雨，这场暴雨冲垮了100条大石坝，使得当地一百多亩土地颗粒无收。陈永贵拒绝了外界援助，带领大寨自力更生，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战胜了这场毁灭性的自然灾害。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担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是陶鲁笳，陶鲁笳非常了解大寨与陈永贵的事迹，曾专门向主席汇报过陈永贵。了解陈永贵的事迹之后，主席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指示，从此之后，陈永贵的名字伴随着这场运动走向了全国。

当上副总理后，身为农民的陈永贵可以把自己的户口迁到北京或者太原，从此离开农村，成为城里人。不过，陈永贵并没有这么做，他的户口继续留在大寨农村，仍然是农民身份。陈永贵对此的解释是他永不脱离农民，永远要当一个农民。

陈永贵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虽然当上了副总理，但除了接见外宾时，陈永贵始终保持一个农民打扮，穿着对襟式的农民装，头上戴着一块白布，脚上穿着一双布鞋。而且陈永贵还不拿国家工资，也不让自己的家属来北京居住，直到他后来辞职之后，为了照顾他，中央把他安置在北京，陈永贵的老伴儿与幼子才被接到北京。

陈永贵不领工资，他领取的是大寨村的“工分”，每年的年底，大寨村会专门给他记一个中等男劳动力的一年的平均“工分”。不过，陈永贵经常到北京开会，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工作，北京的物价不比大寨，没有钱肯定是不行的。

为了解决陈永贵的这个难题，山西省委给他发放了生活补贴，一开始每月给他发放60元，后来涨到了100元。另外，陈永贵在北京工作时，国家每天给他补助1.2元的伙食费，折合下来，陈永贵每月的生活补贴在130元左右。

陈永贵辞职之后，一家三口被安置在了北京，北京的物价很高，中央为了照顾陈永贵，每月给他发放150元工资，另外还专门给他发放50元的补贴，折合下来每月有200元，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陈永贵对这些非常满意，晚年他过得很知足，只是陈永贵对抽烟不节制，晚年他患上了肺癌，于1986年病逝，享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