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律师为那些被舆论定为“罪大恶极”的人辩护，然后被喷的狗血淋头，黑心律师，只看钱，没良心等等词被甩了一身。

如果有人还未这些律师辩护，必然招致：“你说的天花乱坠也是没用的！”、“为坏人做辩护的律师都是人渣！”等等痛骂。

确实，从朴素的正义观来看，为坏人辩护的律师就该骂。但：“如果有一天，你也成为了被告人，你是否希望律师为你做辩护？”

你说自己是清白的，没人相信。你说你是被冤枉的，舆论不这么说。这种时候，你怎么办？

你需要一个律师，捍卫怒属于当事人的权益。

但并不代表律师就会成为当事人的一条狗，律师真正的使命和价值是——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追求法律的正义。

在很多人看来，罪大恶极之人不需要辩护律师，这是民意，当民意达到一个量级，也可以叫它民主。

民意固然重要，民主也很重要，但是如果把民意，把民主带上法庭，那法律就什么都不是了。

律师的工作是保护委托人，是尽力帮助自己的委托人，如果连被告的律师都认定委托人有罪的话，那“法律”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虽然我们最终追求的是实体正义，但是因为我们都不是神，这世上有太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所以只有通过程序正义才能无限接近实体正义。

这就是法。

罗老师有一句话经常挂在嘴边，“规则作为入罪的基础，伦理作为出罪的基础” (原话实际上是“法益作为入罪的基础，伦理作为出罪的基础”，感谢知友指正)。虽然这个论断最早是陈兴良老师提出来的(陈老师的原话是“入罪需要法律根据，出罪并不需要法律根据。”)，但这毫无疑问是存在问题的。罪与非罪其实是一个说法的正反面，如果某个标准是入罪的标准，则不符合这个标准就能达成出罪的效果。所以，入罪和出罪的标准是同一个，不可能是多个。实际上，既然罗老师认为法益是入罪的基础，而立法者是根据法益确立规则的，那么法益才是决定是否出罪的标准。那么罗老师的这句话如何成立呢? 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把伦理规则融入对法律的理解 (这个命题是成立的，只要立法者是个正常人，他必然会考虑主流的价值观)。因此，道德哲学的意义就是从道德层面(不限于道德层面)理解现行法，现在罗把他割裂开来了，他认为规则单独入罪，然后再通过道德出罪，这在逻辑上是反常的。

如果抛开逻辑，严格贯彻这句话，结果就是不仅道德是出罪标准，连同社会效果、政策意义等都必须一并从规则中抽离出来作为出罪标准(否则如何解释只把道德剥离出来，不剥离其他呢?)。如果把道德还原回规则里面，那结果就清晰明了了，道德哲学只能戴着现行法的脚镜翩翩起舞，而无法逸脱制度所施加的束缚。道德哲学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它不能优先于规则。规则不仅有伦理道德，也有政策意义(否则无法解释为何盗窃的法定刑高于故意毁坏财物Q)，在多数场合，道德并不优于政策效果，那么如何进行衡量?答案就是，在规则之中解决这种冲突，而不是仅仅落实于形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