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百岁老人基辛格再次访华。此次访问的目的并非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而是以个人身份。他强调自己是“中国的朋友”，并倡导两国应消除误解，和平共存，避免对抗。这一表态再次印证了他一贯的外交理念，即美中两国都无法承受将对方视为敌人的后果。这种理念在当前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在中国，基辛格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官员和国防部长进行了会面，这种接待程度超过了最近访问北京的现任美国官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对基辛格的赞誉表明，中国对于基辛格在中美关系中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和尊重。

尤其具有纪念意义的是，这次行程是基辛格第100次访华，7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5号厅与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会晤。这正是1971年基辛格跟周恩来总理会面的大厅。中国国家主席对已经100岁高龄的基辛格表示“高度敬意”，称“中国人民将永远记住你”。基辛格称，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关乎世界和平和社会的进步”。

基辛格的外交思想

亨利·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主要基于现实主义，他强调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对立。他认为，国际关系的核心是权力的平衡，而不是道德或法律的规定。他主张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国际冲突，而不是通过武力或对抗。

基辛格的外交思想的核心包括：

现实主义：基辛格认为，国家的行为主要由其国家利益决定，而不是由道德或法律规定。他强调权力的平衡，而不是道德或法律的规定。

对话和谈判：基辛格主张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国际冲突，而不是通过武力或对抗。他认为，对话和谈判是解决国际问题的最有效方式。

多边主义：基辛格认为，多边主义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他主张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解决全球性问题。

基辛格的典型外交案例包括：

中美关系的改善：基辛格在1971年秘密访问中国，为尼克松总统1972年的正式访问铺平了道路。这一举动结束了美中两国自1949年以来的长期对立，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

越南战争的结束：基辛格在1973年的巴黎和平协定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协定标志着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直接军事参与的结束。并因此获得了197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基辛格在冷战期间推动了美苏关系的缓和，包括战略武器限制谈判（SALT）等一系列重要的军控协议。

美国人如何看待基辛格？

根据维基百科的内容，基辛格在美国的公众形象是极其复杂和两极分化的。一方面，他被一些人视为一位高效的美国国务卿，他的外交政策和战略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外交路线。2015年，威廉玛丽学院对顶级国际关系学者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基辛格被评为过去50年中最有效的美国国务卿。
然而，另一方面，他也因其在任期间对战争罪行的容忍或支持而受到了批评。他的政策和行动，包括在越南战争期间对柬埔寨的轰炸，对1973年智利军事政变的介入，对阿根廷军事政权的“绿灯”信号，以及在孟加拉解放战争期间对巴基斯坦的支持（尽管巴基斯坦正在进行种族灭绝），都引发了争议。

《纽约客》的一篇文章对基辛格进行了深度评价。文章认为，基辛格的形象并非总是那么光彩照人，他的支持者，批评者，甚至他自己都过于夸大了他的重要性。
文章提到，基辛格的名字在外交政策中与“现实主义”密切相关。他在尼克松政府期间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他对美国在混乱世界中追求权力的直言不讳，使他赢得了赞誉和臭名昭著。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他的批评逐渐减少，他的影响力也在减弱。
文章还提到，基辛格的外交政策观点并非总是那么深思熟虑。他的观点经常受到批评，被认为是过于现实主义，忽视了道德和人权。

《POLITICO Magazine》2015年有一篇关于基辛格历史评价的讨论。文章邀请了十位历史学家和基辛格专家对基辛格的角色、历史地位和遗产进行评价。以下是他们的主要观点：

尼古拉斯·汤普森（Nicholas Thompson）：基辛格是一个有力量的坏人。他操纵同事和国家，冷酷地犯下国际罪行，但他的中国政策是美国冷战的伟大成就之一。

詹姆斯·曼恩（James Mann）：基辛格的理想主义观念是荒谬的。他在任期内展现出的现实主义，他在外交上的创新性和在华盛顿的权术斗争中的技巧，但他的所谓的才华在仔细审查下往往会崩溃。

马里奥·德尔·佩罗（Mario Del Pero）：基辛格是典型的1950年代美国冷战知识分子，他并不特别原创或大胆。他并不是战犯，他并不是一个非常深入或复杂的思考者，他很少挑战当时的知识潮流。

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基辛格是经典的现实主义者，他能够聪明地平衡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现在，我们在讨论外交政策时，更需要基辛格式的现实主义。

加里·巴斯（Gary Bass）：在南亚，基辛格被广泛记住为一个特别残酷和冷血的人。他和尼克松坚决支持巴基斯坦的军事独裁政权，这导致了大量的孟加拉人逃亡印度。基辛格的行动在冷战战略上不仅道德上有问题，而且是灾难性的。

大卫·格林伯格（David Greenberg）：基辛格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被高估的公众人物。他的外交政策决策被左翼的敌人过度理想化，他们使用像“战犯”这样的标签，因为他们不喜欢他的外交政策决策。

弗雷德里克·洛格瓦尔（Fredrik Logevall）：基辛格的国家政策记录肯定是混合的。他理解了需要将美国外交政策适应全球权力更均匀分配的需要，他与尼克松一起能够从广泛的概念角度思考美国在世界中的地位。

伊丽莎白·博格瓦特（Elizabeth Borgwardt）：基辛格的外交政策观念过于狭窄。他对欧洲权力平衡系统的怀旧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可取的。

卢克·尼赫特（Luke Nichter）：我们美国人过度理想化我们的领导人。基辛格在政府中的时间相对较短，但他在创造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格雷格·格兰丁（Greg Grandin）：问基辛格是现实主义者还是理想主义者，忽略了基辛格历史哲学的一个更有趣的方面：他的激进主观主义。他认为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从自己的孤独视角推导出来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