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三万里》火了，票房已破十亿元，豆瓣评分8.2分。

在电影构建的“诗歌宇宙”里，课本上的诗人从纸上走了出来，不仅带我们领略了唐诗的绝美风采，也感受了诗人人生际遇的跌宕与遗憾。前者引得小学生竞相背诗，后者让打工人纷纷落泪。

但是电影部分剧情，却引起了网友的质疑甚至批评：

电影里的岐王府明明位于洛阳，而洛阳作为唐朝陪都，在电影中竟毫无存在感？

开封禹王庙三贤祠殿内塑三立像正是李白杜甫高适，他们第一次相聚到底是在长安（西安）还是汴州（开封）？

去掉“诗仙”滤镜，李白政治头脑竟然如此简单？李白“倒插门”“从妻居”，是屈辱吗？《静夜思》在当时真的人人都能背诵？

唐诗鼎盛，竟是歌女顶起来的？

河南青年时报·东风新闻记者采访了专家、学者，聚焦这些网友们吵翻了的话题，还原一个真实的诗歌宇宙。

杜甫在“换牙期”就已经到过长安？

在《长安三万里》中，高适心怀渤海高氏家族的报国之志来到长安，途中遇到了白衣长剑的李白，在岐王府内遇到了电影中“最可爱的人”小杜甫，还在换牙期的小杜甫说话时口中还漏着风，惹得观众眉开眼笑。

童年杜甫 剧照

电影放映后，很多观众质疑：杜甫生于河南，历史上的岐王府是位于洛阳的，杜甫小时候真的去过长安吗？杜甫小时候还真有可能就在长安生活过。

巩义杜甫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毕朝阳认为，杜甫的父亲曾在长安做官（武功县尉，奉天县令），所以杜甫小时候也曾到过长安。毕朝阳在杜甫的诗中（“今日江南老，他日渭北童”《社日两篇》）找到了依据，“我这个白发老人现在虽客居江南，可我童年时也曾在长安生活过”，而渭北是借指长安，抒发的是杜甫对长安岁月的怀念之情。

巩义杜甫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毕朝阳

后来，杜甫在34岁时再次到了长安，目的是想谋取官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这是杜甫客居长安十年的代表作之一，然而残酷的现实是，他在长安像流浪汉一样，理想一次次落空。

早在杜甫到长安之前，高适也曾怀揣“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的才情和理想来到长安，却也是怀才不遇。

735年，他赴长安应试，却未能考中，于是在长安结交名流，与张旭等人同游，作下了《题李别驾壁》《送刘评事充朔方判官赋得征马嘶》《独孤判官部送兵》等诗。

738年秋天，他黯然离开长安，定居河南商丘，写下了那篇知名的《燕歌行》，“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此时的李白已经结束了人生的第一次长安之旅，移居东鲁，并拥有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

杜甫、高适、李白并没有像电影里那样很早就在长安相遇。电影中的长安，是三人的理想之城，也是他们人生轨迹的共同点，但实际上，三人的人生轨迹却在千里之外的河南发生了多次重合。

东都洛阳毫无存在感 洛阳人不愿意了

电影中的岐王府被设定在了长安，而历史上的岐王府则是在洛阳。这部电影里有长安的曲江池，南京的秦淮，武汉的黄鹤楼，扬州的运河，四川的剑外，商丘的梁园，但唯独没有大唐的陪都洛阳。

7月21日，《洛阳晚报》发文“还原《长安三万里》：李杜相遇在东都”，还原李杜在洛阳相遇的历史真相。

毕朝阳介绍，杜甫生于河南巩义，2岁多一点时，生母早丧，父亲又远在长安附近的武功县做官，杜甫就寄养在洛阳的姑母家中，姑母承绪杜氏家风，使杜甫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光是在洛阳姑母家中度过的，而总是自称“京兆杜陵人”的杜甫实则应该自称“东都人士”（洛阳古称“东都”）。

著名学者陈贻焮先生在他的著作《杜甫评传》中指出，杜甫24岁那年，也是在洛阳参加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科举考试，落第不中却并不过于在意，“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反而兴致勃勃地在此地拉开了他“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序幕。

洛阳是“诗圣”杜甫早年人生的重要版图，也是“诗仙”李白的美好回忆之地。

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嵩岳诗社副社长王书明介绍，李白到过洛阳、开封、安阳、商丘、济源、南阳、周口、平顶山等多地，几乎游遍了河南。《上阳台帖》描写济源王屋山风景壮美，“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在安阳滑县（古为白马县)写下“将军发白马，旌节渡黄河”，在南阳写下“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在商丘虞城写下“平台为客忧思乡，对酒遂作梁园歌”。

而“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的洛阳于李白而言非常重要，他在这里有着很美好的回忆，多次途经洛阳的李白在这里广交人脉，结识了崔宗之、元演等人，他也是在这里遇上了杜甫，二人“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从此开始结伴同游，后来他们在开封遇到了高适。

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嵩岳诗社副社长王书明

三人第一次相聚到底在长安还是开封？

电影中成年杜甫在长安拉着高适去酒楼见李白，这是他们第一次齐聚一堂；李白在“赐金放还”后带着杜甫来到了河南商丘梁园拜访高适，三人在梁园感叹人生，李白也是在梁园决定自己要“出世”修道。

这是电影里承上启下的重要情节，但王书明认为，实际上李白、杜甫、高适的首次齐聚之地是现在的开封（汴州）。《新唐书·杜甫传》记载：“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

公元744年，李白从长安“赐金放还”。他从长安抵达洛阳，在洛阳城内一家酒店遇到了杜甫，此时的杜甫刚料理完继祖母的丧事。当时，李白44岁，杜甫不足33岁。李杜二人一见倾心，一起漫游。他们从洛阳经洛水至黄河，途经荥阳时，李白写下《登广武山古战场怀古》。他们又乘舟东下，经汴水直达汴州（开封），遇到了怀才不遇的高适。

三人相遇，同登吹台，酣饮高歌，慷慨怀古，成为佳话。李白在古吹台上写下了《梁园吟》，杜甫写下了《遗怀》，高适写下了《古大梁行》。开封古吹台二进院，禹王庙东偏院是三贤祠，殿内塑三立像就是这三人。

之后，三个人又结伴来到商丘，登临梁孝王建的平台、清冷台，在孟渚泽中狩猎，到梁园北边单父台上宴游行乐。以至于后来高适在《封丘作》中首句就是“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

三个诗人同游之后，杜甫和高适后来一直有交集，杜甫在长安见到高适曾写他“高生跨鞍马，有似幽并儿”，而高适后来也不负杜甫的期待成为唐朝官职最高的诗人，与“谪仙”李白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

青年时期的李白与高适 剧照

去除“诗仙”滤镜，李白竟缺乏政治头脑？

“轻舟已过万重山”，电影《长安三万里》结尾，李白出狱后沿长江顺流而下，劫后余生吟出的这句诗让无数观众落泪。

电影中，李白生性浪漫不羁，超凡脱俗，又一心想有一官半职施展才华，入世后出世再入世，最后锒铛入狱；高适大器晚成，前半生经历了许多艰难，靠着坚毅不屈，像一团不息的火焰一样，到了50岁才终成大器，报国之志得以舒展。

电影主创谢君伟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希望这部电影用诗句的魅力引发共鸣，用诗人的命运给观众以力量。两人在电影中截然不同的结局，引起了电影观众的深思和热议。

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李杜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王国钦认为，李白和高适在动画片中的性格，与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的性格是基本一致的。两位诗人不同的人生结局，也恰恰是由他们各自性格所决定的。

李白性格所体现的浪漫不羁、超凡脱俗，更多地表现为个人的才华横溢、不受约束。如他在《将进酒》中写道：“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又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中写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希望在朝廷上得到一官半职的言行本身并没有错，因为大多数年轻人都有一种积极的进取之心。问题是他也仅仅是个人的洒脱不羁而已，既没有杜甫“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的一腔赤诚衷心，更没有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政治抱负。当他个人愿望与现实生活发生严重抵触之际，便开始从“入世”进入到“出世”人生。除了喝酒散财、个人浪漫之外，不知道他于家国、社会还能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呢。

而高适则完全不同。他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带着家族报国的远大志向，一心一意要杀敌立功。影片开始就出现高适的《别董大》一诗：“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与李白《上李邕》中“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诗句相比，虽然都是一种个人志向的表达，但“家国之志”与“个人之志”，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所以，高适最后终于做到唐代诗人的官职最高者，既是其个人之志，更应该是家国之幸。”

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李杜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王国钦

唐朝诗人名气盛，竟是歌女顶起来的？

电影《长安三万里》一共出现了48首诗歌，其中李白的有29首，高适的有15首。

王书明介绍，737年，高适的诗在长安城内才开始被人传唱，而此时李白的诗早已成了长安城内歌女争相传唱的对象。这在电影里也有表现，一名乐女在玉真公主的宴席上表演了李白的《采莲曲》，并对高适说这是从扬州传过来的曲子。

王书明认为古人没有那么多传播平台。除了诗友间相互传阅欣赏外，由歌女传唱诗歌，在唐朝也十分盛行，极大地促进了唐诗的流传。有些诗人写出新诗，为了流传广泛，有时候就请知名歌女传唱，这样诗人和诗的知名度就慢慢地也会提升。“旗亭唱诗”的故事，就是讲著名诗人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听歌女唱诗，打赌歌女们唱谁的诗最多，以此可见当时歌女唱诗是极为流行的。

电影如何做到尊重历史还能好听好看？

有观众看完这部豆瓣评分高达8.2分的电影之后，在豆瓣发表评论认为，电影中存在太多与真实历史有出入的地方，这对青少年尤其是儿童传统文化的教育并不是什么好事。引起了众多网友的跟帖热议。

职业编剧、制片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讲师薛亮（笔名庄力）认为如何处理历史真实性与艺术虚构性的关系，至今仍困扰着很多创作者乃至观众。

就动画电影而言，其实教育功能是与好玩好看好听“捆绑”在一起的，这是动画电影特别之所在。也是最棘手的难题。历史题材的动画电影所承担的对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承功能，其效果好不好完全取决于创作，具体说就是如何平衡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

职业编剧、制片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讲师薛亮

过于大胆改编刻意虚构不可取，但过于拘谨照搬史料就会导致电影无法观赏。那么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

“这里谈一个总的原则，那就是针对传统文化与历史类题材的作品，需要在艺术创作中深度借鉴相应的学术研究的方法，或所谓‘研究型艺术创作’，这样能在艺术虚构和忠实历史真实之间保持很好的平衡，这样的作品至少在故事层面能够取得良好的教育功能，因为有意义的‘教’融在了广大观众的’乐‘里面了。”

当然，《长安三万里》作为电影，而非纪录片，不必尽遵史实，需要想象力和虚构。重要的是，当电影落幕乃至被淡忘，诗人的意志和诗歌的光芒继续照亮当下和未来。

来源 河南青年时报·东风新闻

记者 李冬洁 受访者供图

实习编辑 武辰婕 编辑 杨阳

校对 黎川红

审核 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