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我国有内外两套宏观经济增长引擎：

对内是以房地产、大基建为主的固定资产投资及开发，对外是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的商品出口贸易。

如此一来，形成长期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以地租经济和土地财政模式为主要驱动力的房地产开发投资，以及货币政策主导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如高速公路、城轨交通、绿化工程等等；

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的大批量廉价工业商品，将它们生产出来，并通过对外出口贸易，向全球主要需求市场输出供给，以此赚取巨额外汇顺差的收益；

通过制定并执行法律法规的手段拔高个人劳务薪酬收入，结合个体工商户一起形成国内以家庭为单位的终端部门，致力于消化房地产开发和基建投资带来的大量产能，此属于狭义消费，而广义消费还囊括国家层面对外采购并进口粮食和能源等商品所需花费大量外汇储备的行为。

综上所述，投资、出口和消费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而房地产、大基建、中低端制造，以及外贸出口，不仅是组成我国宏观经济增长引擎的四大行业，还是我国主权货币信用得以运行良好并持续坚挺的系统性基础设施：

先是生产大量廉价工业商品，借助对外贸易程序出口到海外需求市场，以此赚取巨额顺差外汇后，再通过结售汇制度将外汇储备作为信用锚，为自家的主权货币能够流通于市场做足价值背书。

为了对冲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信用收缩，我国跟随世界主流国家一道通过定向量化宽松的方式提高货币流动性，释放出大量主权货币，虽然有效遏制住通缩势头，但其不利后果是造成全社会物价的普遍通胀。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货币幻觉理论，无论是通胀，还是通缩现象，都是由主权货币的发行量，以及其于市场的流通量所决定的。

通常情况下，货币超发或利率抬高引发的货币和信用的双重膨胀或紧缩会于12-36个月内反映在各大市场的商品价格上，从而影响经济基本面的各项数据。

比如美国自2022年上半年开始，其核心通胀率逐步上升至8%，原因就是2020年联邦机构为应对疫情带来的市场货币流动性不足、防止企业和民众窖藏大量货币，或陷入流动性陷阱，从而开展无限制量化宽松，并持续到2021年上半年。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原本我国遭遇的情况也应该与美国差不多才对，因为同样实行了量化宽松这类超发货币以提振社会信用扩张的举措。

但是得益于一系列的金融和资本管制手段，致使我国的货币传导系统天然在与外界的全球金融市场之间形成一道隔绝“连坐”风险的安全防火墙，让我们在金融方面具备较为宽松的自主权，不至于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泰国和韩国那样，彻底失去自主决定国家经济发展前途的机会。

俗话说：凡事都有两面性。

对于我国来说，量化宽松叠加金融和资本管制，意味着如若不实行定向传导，则会以最大幅度推高整个社会所有市场的商品价格，造成整个国家层面的通货膨胀，这对老百姓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

于是乎，我们效仿当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做法，将多余的货币流动性注入到资本市场，在推高大类资产价格后，对其实施最大力度的交易限制，以此将货币流动性长期锁在市场里头，不准从中流出或溢出，极力抑制社会消费端的物价上涨，最终以长期横盘资产价格的方式呈现出来。

由于我国独特的财产所有制，加上以公有制经济为发展主体的结构，在选取哪一个行业的市场充当资金“蓄水池”这个问题上，必然满足既要完美适配国情和制度，又要圆满完成“蓄水”任务，甚至具备长期开发的可能性等严苛条件和要求。

而唯二较好适配的行业市场就是房地产和大基建，近十年来我国经济既能取得不俗的增长成绩，又能保证社会物价水平长期呈温和态势，正是出自于这两个市场“蓄水”的功劳。

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有利就势必有弊。

将超发的货币注入房地产和基建行业，壮大它们的规模，避免全社会大通胀的同时，也带来了以下六个方面的坏处：

第一、扩大贫富差距，推高了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由于住房是刚需，其所衍生出来的连带成本均上升。

作为对内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房地产市场创造了数十个上下游供应链行业，关联着数千万户家庭的生计，对国家经济产值的贡献一度超过10％，属于当之无愧的巨无霸行业。

房地产既有刚需属性，又有金融属性，在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早期非常适合拿来投资。

由于我国特殊的财产所有制，以资本市场为主的市场经济主体只是作为非公有制经济这类补充型角色的存在，所以我国资本市场始终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去全面落实。

对于房地产市场而言，1998年其试点改革只是为了补充地方的非税收入，直到2003年放开国有土地拍卖入市，以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为主要手段，土地财政模式才算正式形成。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家推出“四万亿计划”，大量资金流入基建领域，还有一部分资金支撑楼市价格企稳，也正式将房地产作为对内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进行投喂，与对外发展的外贸出口行业形成互补。

前者成为我国主权信用货币的“蓄水池”，后者将赚取的大量外汇储备注入这个蓄水池，共同壮大以主权货币计价的资产及资本量，再由此形成国有资产储备和民间资产储备，打造出一个完美的货币信用闭环。

而房地产这个“蓄水池”里的大量货币，造就了全世界最大类的主权信用资产，那就是商品房和国有土地。

2015年，宏观经济全面走弱，房地产市场下行，国家出台史诗级救市政策：棚改货币化安置。叠加住房贷款利率有史以来最大幅度下调，出现了全国楼市普涨的行情。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房价呈直线上涨的态势，无论是居民的生存成本，还是企业的经营成本也都随之攀升。

在社会物价和工资收入都没有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只有具备金融属性的房产价格升高了，导致信用货币的底层大类资产价格也随之升高。

最可怕的是，它使国有土地这项属于源头的生产资料一并上涨，不仅推高了全体社会成员的融资成本，还为资产经营债务化埋下了伏笔。

在那几年里，不只有地方行政主体、开发商、建筑公司、炒房客这类利益相关群体赚得盆满钵满，就连银行也在躺着赚钱，让无数的刚需购房者背负长达三十年的住房贷款，相当于半辈子都在偿还房贷，替银行打工。

打着为了老百姓都能够住上房子的旗号发展房地产市场，结果到最后还是普通老百姓承担了所有风险。

第二、高度定向的货币传导，不仅使行业间财富效应的分化越发严重，还对社会公共福利的支出产生虹吸效应。

第三、高度定向的货币传导，形成了庞大的资金“蓄水池”，造就高债务、高泡沫、高杠杆、低增长的局面，绑架宏观经济和金融系统，酝酿风险和危机。

如今房地产市场再一次遭遇下行，无数专家学者又似曾相识地纷纷跳出来，扬言必须全力拯救楼市，打着各种幌子想要将既得利益延续下去，却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房地产市场运行的底层逻辑，以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发展而言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除了楼市发展自有的周期性，以及康波周期这类中长期经济周期的因素以外，房地产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只能是权宜之计，不可作为长久政策反复刺激，否则对整个社会造成一系列的消极影响，比如人口负增长、购买力不足、内需不振等等。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遵循经济规律，该出清的出清，该调整的调整。

如果继续放任行政以各种理由干预市场，那么只会导致价格机制失灵，届时我们将迎来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席卷欧美地区的滞胀危机如出一辙的惨剧。

第四、对内推高了行政力量处理其风险的成本，加重其“大而不能倒”的弊端。

对市场来说，意味着大量劣质产能无法出清，必将损害其他市场参与者的产出效率和最终收益。

而行政力量只能寻求路径依赖，在原有问题上做修补，变相抬高了体制改革的成本。

第五、由于房地产和大基建的野蛮生长对于整个经济系统而言，具有非均衡性。

房地产行业基于地租经济和土地财政的模式，与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和底层逻辑相悖，加上财产所有制与现代产权制度及发展主体结构的不一致，注定其不可持续。

大基建则具有极强的边际效用递减的特性。根据市场经济的供需平衡理论，一旦供给超过需求，则造成经济效率的显著下降。

结合第二点可知，大量资金进入边际效用递减的行业和市场，势必产生大量的无效投资和货币幻觉造成的需求假象。

久而久之，货币过剩导致物价上涨、产能堆积，最终陷入滞胀。

根据系统传导论，此端过剩，则彼端短缺。其他行业对资金极度匮乏，影响实体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严重则导致科研创新、国产替代、专精特新、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势头放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六、资金“蓄水池”的形成，对外会造成如下影响：

大量货币流动性淤积并形成资产价格体系，由于泡沫和债务刚性的约束，无法做到持续上涨，加上原先的资本管制手段，导致内部金融系统未能与外部的国际金融市场进行充分的互通有无，风险同机遇一起淤积在国内的金融系统。

而随着泡沫和债务的不断扩张，价格上涨带来的财富增长效应越发减小，其发展机遇也越发减少。

一旦金融市场交易量下跌，参与主体选择出清泡沫，资产价格势必会有深度调整的极大可能，从而影响到主权货币信用及其资产的价值。

这时有人就会问：股票或债券这类涉及证券交易的金融市场为何不能充当我国的资金“蓄水池”？

对此，我认为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股票市场的交易主体构成，决定了该市场的交易属性。

人为的行政干预过于频繁，交易机制未能实现法治化，股市监管时常失灵，其中投资主体对股市交易的理性认识不足，诉诸于情绪，而非专业判断。

第二、股票市场建立并运营的动机，决定了该市场的合法性，即为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主体寻求合法渠道资金以融资的行为提供场所的便利性，该动机过于狭隘。

此前货币流动性都被房地产这一蓄水池抽干，没有流入股市，壮大其交易量，而是作为周期性调节的手段，始终将其作为政策性工具，而非极力想要发展至成熟的资本市场。

如此一来，其无法充当居民和企业资产增值的交易市场，比如大盘指数常年处于3000点左右。

另外，金融相关制度不够完善，资金流动性不足，股票资源分配不均，监管红利向机构倾斜，而非倾向于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导致股市经常性出现信任危机。

第三、股票市场拥有极高的流动性，与货币“蓄水池”寻求资产价格的稳定性，以夯实主权货币信用的要求相悖。

想要让股市充当资金“蓄水池”，只需做到以下四点就行：

首先，从房地产和大基建行业释放大量货币流动性，然后注入股票交易市场，充分利用存量交易规模，扩大增量交易规模，改善交易便捷性，推高交易量，让每个参与主体都能达到资产增值或保值的目标。

其次，针对股市实行全方位改革，包括降低准入门槛即注册规范化、退市常态化、信息披露透明、监管有力且公开操作等等。

再来，针对股市的资源分配和要素配置务必以市场经济法治化为主，构建长效管理机制，继而壮大资本市场的交易。

然后就是提升金融资本交易的规模和效率，最好与产业资本持平，实现国内产能的供需平衡。

综上所述，房地产和大基建充当货币蓄水池的副作用已经显现。

但是由于身处信用货币时代，超发出来的货币无法反映真实的资产价格，于是风险进一步累积，在彻底暴雷之前具有极强的隐蔽性。

结合当下它们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发式微，不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反而成为最大的拖累项，彻底失去了活力。

就连唯一有望正增长的外贸出口，今年以来也因外部需求走弱和内部产能过剩而熄火。

当房地产、大基建，以及外贸出口不再作为引擎，或短暂或永久地失去了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中国经济还能振作起来吗？

笔者

@邹狂鬼的答案是：当然能。

只不过，我们不能再凭借路径依赖去解决经济不景气的难题，需要对中国经济的整体结构性问题做出回应，进行切实有效的改革。

笔者

@邹狂鬼?认为，想要全面提振中国经济，使其重新焕发活力，必须采取短、中、长期三个阶段的改革措施。

短期内推出针对性政策，坚守防范重大经济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思维。

比如说延长“金融十六条”的实施期限、积极防范化解地方债务、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针对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城中村基于市场规律进行集中式改造等等。

而中期需要针对举国体制的转轨进行方向性、战略性调整：

从地租经济转向市租经济；

从土地财政转向股权财政；

从中低端制造业及对外出口贸易转向先进制造业及全国统一大市场；

从基础设施建设等固定资产投资转向新基建、新能源等高技术制造产业链投资。

长期启动体制深层次结构性改革，继续促改革、扩开放，从自然国迈向法治国，从发展低效经济转变为发展高效民生，而提振我国经济的底牌就隐藏在长期性改革的举措当中。

首先，针对货币政策：

通过行政力量使市场利率趋近于自然利率，即理论上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利率，可使市场交易及其他资源配置的效率达到最佳状态。

不要根据长端利率，即改变中长期借贷便利的手段，因为行政力量造就其效率不高，无法有效反映市场真实利率和资金需求，可以根据银行间的隔夜拆借利率、债券市场利率来推导自然利率的走势。

除此之外，通过以高新用低息债置换低信用高息债、降低存量房贷利率、调整利率下调机制，及时跟随公开市场报价利率下调，降低家庭债务偿还压力，还得设置结构性货币工具，为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提供流动性支持。

其次，针对财政政策：

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实行切实有效的举措，通过大规模节省无效投资和行政开支，或是从计划转移支付、预期基建投资、国企利润上缴中抽取资金，向中小型企业和家庭部门提供减税降费的措施，以及发放现金津贴。

再来，针对财税改革：

大幅调整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及累进税率，国企利润上缴比例扩大化、制度规范化，养老金制度、金融及资本市场经营规范化。

提高收入分配制度统筹效率，启动直接税改革，调整央地财事权责，全面实行财税制度法治化，加强行政主体财税收支和借债纪律，通过法律手段对其实行有效监督和管理，打破公有制主体对金融和产业的绝对主导，打破全社会对行政主体信贷扩张的预期和信仰，促进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最后，提振中国经济最大的底牌是时候该亮相了：

充分利用以公有制经济为主要发展力量的制度优势，结合国家行政力量统筹调度社会资源配置的特殊国情，通过盘活过往几十年来积累的国有资产储备，将其变成流动性资金注入到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或重建更具效率的新型民生及福利制度，结合债务转移、财税改革、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基本国策，为民间经济减负，提振经济和社会创新的活力。

总而言之，只要把这些底牌打好，尤其是最大的底牌，把它运用得当，就能从根本上改善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

综上所述，房地产、大基建，以及外贸出口充当货币流动性的蓄水池已经出现严重的副作用，它们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发式微，不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反而成为最大的拖累项，彻底失去了活力。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经济要想全面复苏、重新焕发活力，需要采取短、中、长期三个阶段的改革措施：

短期内推出针对性政策，坚守防范重大经济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思维。

中期针对举国体制的转轨进行方向性、战略性调整。

长期启动体制深层次结构性改革，继续促改革、扩开放，从自然国迈向法治国，从发展低效经济转变为发展高效民生。

如此一来，不仅有效且充分地提振中国经济，还能修复社会和市场对未来的信心，恢复往日繁荣，再出佳绩、再创辉煌。

@邹狂鬼?

提示：本文由财经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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