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印度的骄傲游行是充满活力的活动，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为酷儿群体提供支持。但1999年的情况大不相同，当时印度首次“骄傲游行”在东部的西孟加拉邦举行。记者桑迪普·罗伊重温了这一开拓性的事件。
1999年7月2日，加尔各答的酷儿权利活动家Pawan Dhall和15名勇敢的游行者一起参加了后来被称为印度第一次骄傲游行。
此次活动恰逢全球庆祝纽约石墙骚乱30周年，这场骚乱引发了美国LGBTQ+运动。
但7月是印度的季风季节，15名游行者穿着定制的亮黄色t恤，上面印着粉红色的三角形，很快就湿透了。
达尔表示:“这更像是趟水而不是散步。”
游行者也没有把这次活动称为“骄傲游行”，而是用听起来更无害的“友谊行走”来避免麻烦。
1999年，同性恋在印度仍被定为犯罪——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印度刑法典的遗留物——尽管在一些城市成立了一些致力于支持同性恋群体的团体，但同性恋生活基本上是地下的。
酷儿印第安人通过邮件列表和雅虎群组找到了彼此，发起“骄傲游行”的想法由此浮出水面。
1999年4月28日，LGBTQ+印度组织的一名召集者奥维斯·汗建议在纽约做些事情来庆祝“同性恋解放日”——他称之为“一个由粉色三角形和彩虹色孔雀组成的小型游行”。
汗先生说，他的灵感来自纽约等城市的骄傲游行，也来自印度独立斗争期间圣雄甘地著名的盐游行。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和他一样热情。15名游行者之一、通讯顾问Rafiquel Haque Dowjah表示，社区的一些成员称Dowjah是“寻求关注者”，并指责他“抄袭西方思想”。
就连达尔也记得自己当时并不热情。“加尔各答又有游行了!”我参加过很多次游行，这很痛苦，”他对自己说。
但汗先生决心让游行成为现实。在《古拉比·巴吉》(Gulabi Baghi)这本关于印度LGBTQ+运动的文集中，汗回忆起他对同龄人说过的话:“朋友们，即使我是唯一的徒步者，徒步活动也在进行。”
但对于一群各色各样的志愿者来说，要在几乎没有钱的情况下完成一场游行并不容易。
汗先生说，他在步行的那天醒来时，“肚子里满是飞舞的蝴蝶”，想知道是否有人会来。
最终有15人参加，其中7人来自加尔各答，其余来自德里和孟买，以及西孟加拉邦邦的邦冈和库尔松等小城镇。
一位路过的老妇人问其中一位参与者为什么要游行。他说他们是在要求自己的权利。这名女子摇了摇头，大声质疑为什么国家除了“监管人民的私人生活”别无他事可做。
其他人则更困惑。在最初的游行之后，游行者分成两组，前往非政府组织和国家人权委员会分发信息手册。
“我们在那里遇到了一位初级官员，他完全被这个问题搞糊涂了，”达尔表示。
在下午晚些时候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抱怨说他们没有阅兵的照片。
因此，这群人在镜头前重新上演了他们历史性的“散步”。“这就是最终出现在报纸上的内容，”达尔笑着说。
当时并非所有参与者都向朋友和家人出柜。“我的亲戚们不知道我在游行那天去了哪里，”住在亚特兰大的纳瓦伦·古普塔(Navarun Gupta)说，他那天去加尔各答探亲。
Aditya Mohnot现在是加尔各答的一名时装设计师，他说他参加这次步行活动是因为他的父母那天不在城里。但他没有意识到游行的照片会出现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标题是“15个朋友一起疯狂游行”。
起初，达尔先生说，当参与者回到他们的生活时，步行感觉就像“一个不明显的涟漪”。
但涟漪被注意到了，并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
莫诺特说，他朋友的父母在报纸上看到了他的消息。幸运的是，他们“既惊讶又自豪”。
在Dowjah先生的案例中，他的邻居在发现游行后切断了与他的所有联系。
“这是非常伤人和痛苦的。她的家人从我出生起就认识我，”他说。
然而，汗先生仍然抱有希望。“15只不算多，但至少需要两只手来数，”他说。
很快，国外的反应也开始涌来。
美国酷儿穆斯林支持组织Al Fatiha的创始人费萨尔·阿拉姆(Faisal Alam)在给组织者的一封信中表示:“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酷儿来说，这次游行表明，我们可以公开、自豪地为一个更好的、对酷儿更友好的印度而奋斗，”《酷儿斯坦——LGBTQ在工作场所的包容》一书的作者帕梅什·沙哈尼说。
“它从字面上，而不是抽象地向我们表明，在我们的国家，酷儿的选择是可能的。”
2019年，达尔先生、汗先生和道贾先生与一些酷儿团体一起重建了友谊之旅，以纪念其成立20周年。但这一次，他们感觉自己在一个不同的国家游行。
2018年，印度刚刚将同性恋合法化。几年后，最高法院将听取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辩论。跨性别活动导致了一项里程碑式的跨性别法案(尽管存在争议)。他们组织的一个小组看到了印度几个小城市和城镇的参与。
话又说回来，并不是一切都改变了。达尔表示:“由于下雨，20周年纪念步行活动也相当失败。”
不过，还有一个更令人高兴的附言。在她不再和Dowjah说话多年之后，Dowjah的邻居来敲他的门，最终为她的行为道歉。
Dowjah先生说，这只是表明一个人必须坚持做正确的事。“人们会回心转意的，即使不是今天，也会是20年后。”
桑迪普·罗伊(Sandip Roy)是加尔各答市的一名作家和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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