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以此来观照文学阅读，是很有意思的事。
接受美学，是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联邦德国康士坦丁大学几位青年教师姚斯、伊瑟尔等人提出来的，很快就风靡西方学界，形成一个重要的文论学派，影响至今不衰。但是，翻阅文史资料，却不难发现，这种理论见解其实早已存在，只不过没有贴上“接受美学”的标签而已。
我国古代文论家刘勰，在公元五世纪末到六世纪初写成的《文心雕龙》里，就将接受与创作联系起来看，说是：“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知音篇》）而现代作家鲁迅，则多次为文分析这阅读与创作的关系。写于1927后1月的《〈绛洞花主〉小引》，就从接受的角度来谈对于《红楼梦》的理解：“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1934年8月所写的《看书琐记》，对这种接受原理更有所发挥：“作者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时候，恐怕在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着这人物的模样的，于是传给读者，使读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这人物的模样。但读者所推见的人物，却并不一定和作者所设想的相同，巴尔札克的小胡须的清瘦老人，到了高尔基的头里，也许变了粗蛮壮大的络腮胡子。不过那性格，言动，一定有些类似，大致不差，恰如将法文翻译成了俄文一样。要不然，文学这东西便没有普遍性了。”“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的不同而有变化，读者倘没有类似的体验，它也就失去了效力。譬如我们看《红楼梦》，从文字上推见了林黛玉这一个人，但须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照相的先入之见，另外想一个，那么，恐怕会想到剪头发，穿印度绸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别的什么模样，我不能断定。但试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红楼梦图咏》之类里面的画像比一比罢，一定是截然两样的，那上面所画的，是那时的读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文学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较为永久的，但因读者的社会体验而生变化。北极的遏斯吉摩人和菲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
在鲁迅之后，对创作与接受的关系谈得较多的是艺术评论家王朝闻，出版于1959年的评论集《一以当十》，就有多文谈及，特别是《欣赏，“再创造”》一文，就是专门谈接受理论的，其中说道：“艺术形象，其实不过是借有限的但也就是有力的刺激物，让欣赏者利用他们的那些和特定的艺术形象有联系的感觉经验，接受以至‘丰富’或‘提炼’着既成的艺术形象。”“可见，欣赏活动，应该不是简单的接受。对于欣赏者自己来说，当他受形象所感动的同时，要给形象作无形的‘补充’以至‘改造’。”
我举这些例子，并非要为国人争接受美学的发明权，只是想说明接受现象的普泛性。在文学艺术领域，甚至在生活中，随处可见，而文学家们，也陆续谈过这个问题。
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多次听刘大杰先生讲《红楼梦》，刘先生口才极好，对红学又很有研究，真如大师说经，天花乱坠。但他每次所讲，林黛玉穿的服装总是不同。丝绸时髦时，她穿的是绸衣，的确凉上市时，她穿的是的确凉，都是穿得漂亮极了！我们自然听得出大杰先生所讲，与小说所写的有所不同，当时还以为是为了增加演讲的趣味性而随意编造的。后来重读鲁迅此文，才意识到，这是大杰先生的接受美学，他为演讲的激情所陶醉，脑子里的林黛玉形象，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以此来观照文学阅读，是很有意思的事。（吴中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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