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背景：

1949年的中国，经济形势非常严峻，长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一个无法想象的境地。据有关数据显示，从1936年到1949年，短短的十几年间，国民党的纸币发行增加了1768亿倍，物价上涨了2500亿倍。再加上不良投机资本趁机作乱，市场混乱、民众苦不堪言。

三大战役后，解放军正向全国进军，军费开支日益增大，被解放的大城市的工业及交通等各方面急需恢复，旧时代留下来的公职人员也是一个大的负担，各项支出颇为庞大且一直在继续增加，此种情况下，只能加大发行人民币，这就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但人民币又不能不继续发行。在当时的形势之下，短期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最主要的是要遏制投机资本人为造成的物价大波动。

第一次较量:局部物价之战

1949年4月，河北省因为受灾造成了粮食大幅度减产及天津市因为纺织业还未完全恢复生产造成了纱布供应紧张。于是，平津两地的投机商人相互勾结，趁机哄抬物价，粮食和纱布的价格大幅度上涨，其他商品也随之而动，市场一度危机四伏，到五月中旬为止，天津市的综合物价上涨了1.2倍。

政府随即从东北和山东两地调运大批粮食进行抛售救急。但在销售的环节上出了岔子，本来销售的环节是委托给了一些私营粮店，但这些私营粮店却在关键的时刻见钱眼开背信弃义，并不按照政府规定的价格销售，要么囤积居奇，要么把物资偷运到外地，反而加速了物价上涨，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政府迅速调整战略，在各地建立国有专属销售点及国有专营公司40多个，由国营企业面向市场直接供货，给了投机资本当头一棒，从而稳住了市场稳住了物价，取得了第一次较量的胜利。

第二次较量:银元之战

这次的战场摆在了上海。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跟随解放军一起进城的还有人民币。

当时，国民党的金圆券早已被抛弃，占据市场的是黄金、银元及美元。由于缺乏老根据地的民众基础，人们对新政权的经济能力十分怀疑，所以人民币并不被民众看好，加上上海经常会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和袭扰，人心更是混乱。投机资本乘虚而入，借机炒作银元，银元价格由一开始的一日一变达到一日数变，银元成了上海人心中的硬通货，致使人民币的发行、流通始终无法走向正常。早上发行出去，人们就会立马用最快的速度把人民币兑换成银元，因为银元的价格涨势太快，稍微一耽搁就是另外一个价格。而到了晚上，发行出去的人民币重又被存回了银行，在市面上无法流通，无法购买成批的商品。

当时上海的银元投机十分猖狂，虽然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已被责令停业，其实并没有停止。每天有数千人在此聚集，这里配备有数百部市内电话和大量对讲机，还有数千名打探行情的“银牛”，策划指挥着银元投机交易，操控着全上海所有的大小黑市，成了名副其实的投机大本营和指挥所。上海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银元贩子，最多时达到了每天8万余人，银元占据了整个上海的流通市场，银元的黑市价也被炒到了人民币2000元以上。

而且，上海大小公司及商店都只用银元标价，明确声明只收银元。投机资本更是气焰嚣张，甚至叫嚣:解放军进的了上海，人民币休想。

上海政府为此做了很多努力，试图用经济的方法来遏制银元的暴涨，特地筹备了大批银元在市面抛售，以达到打压银元价格的目的。1949年6月6日，政府在上海的一个城区抛售一万银元，却被投机资本片刻吃掉，毫无波澜，银元上涨势头丝毫没有改变。

看来，敬酒不吃只有上罚酒了，软的不行只能来硬的了。

经过细致精心的研究和准备，并经正在北京筹备中财委的陈云的批准。上海政府于1949年6月10日上午10点整，动用一个营的兵力在200名早就打入证券交易所内部的便衣干警的配合下，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内的投机大本营进行查封。据记载，仅在一个房间内就发现电话机25部。当时，里面的人正在和香港、澳门的市场呼号联络，使用的都是暗语，美元叫糖，黄金叫人参。墙壁上还挂着交易项目的分类表格，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黄金、美钞、袁头（袁大头）、孙头（孙小头），俨然一个投机指挥所。

这次查封颇为丰厚，扣押了238名投机商人，查抄黄金3000多两、银元3万多枚、人民币1000多万元。

与此同时，政府又发布命令，命令铁路交通及税收等要害部门一律只收人民币，奠定了人民币的流通地位，从此站稳了脚跟，导致银元暴跌，从此风光不再，退出流通市场。

至此，第二次较量又获全胜。

第三次较量:生死决战

1949年7月，华东、华北地区遭遇严重暴雨，对庄稼的收获及产量影响极大。上海是纱布生产最多需要棉花也最多的城市同时也也是消费粮食最多的城市。所以，粮价和纱布应声而涨，投机资本随即闻讯而出摩拳擦掌，大肆炒作大米和纱布，引起了新一轮的物价暴涨。

上海的物价暴涨迅速带动了全国市场的波动，天津、武汉等大城市闻风而动、迅速蔓延——这已经不再是局部地区的波动，而是涉及到全国市场。所以，必须要形成全国统一的的认识和统筹协调。

7月12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正式成立，陈云任主任，薄一波、马寅初任副主任。

7月19日，陈云赶往上海，指挥对投机资本的斗争。

7月27日，上海财经会议召开，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各大区领导参会，研究针对经济问题的应对方案和对以后的工作的部署协调，确定了上海为重中之重，上海乱则全国乱，必须确保上海的政策方针。

在中财委的统一协调下，全国各地的棉花、棉布、大米、面粉等物资源源不断的进入上海，上海政府连续不断地抛售物资和加紧加大生产，加上7月底8月初江苏常州以西、安徽芜湖及皖北的早稻开始收获，才把这第一波物价波动压了下来。

问题来了。

上海的物价虽然被压住，但也由此成为全国物价最低的地区，成为了物价洼地。由于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一些新增的解放区工业稀少或生产停顿，对于物资的需求日益加大，华北等主要产粮区因水灾而造成减产。于是，各地的商人开始涌向上海进货，甚至有些军队也派人赶往上海购买物资，全国各地的人民币都在向上海汇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危险又一次来临。

1949年10月中旬，由于华南商人到上海大肆套购纱布，致使纱布严重短缺，引发了第二波的物价暴涨，粮食、棉纱、五金、化工等每天上涨二到三成，飞速狂飙，引起举国恐慌，各地物价纷纷暴涨——投机资本更是趁机推波助澜，要给新中国一个下马威。

陈云对此早有预料，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他必须先稳住北方市场。他一面急令东北粮食源源不断的入关，一面布置打击不法投机资本，打击非法粮商，把平津的物价逐步稳定了下来。

而上海此时已经岌岌可危，华东财委虽然依照以往的经验全力平价抛售物资一个多月，平均每天都要抛出二三十亿元的物资，但依然无法阻止物价的飙涨，反而由于上海抛售的价格低于其他地区，全国各地的投机游资就像闻到了肉味一样，吹响了进军上海的号角，浩浩荡荡杀向上海滩，数百亿的人民币涌入上海，上海物资再多，也禁不住全国投机商的进攻——上海顶不住了。

很多人心急如焚，都建议陈云早早下手挽回危局，陈云沉默不语，按兵不动。原因是中财委可以掌握的物资无法抵消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也就是货币多于物资，这个时候如果全力抛售物资，只能被投机资本以低价统统吃掉，市场依然无法稳定。

要布一个大局。

1949年11月12日晚上，陈云拟定一份电报，上报中央并经毛主席批准立即发往各地金融部门。

电报内容就是著名的12道密令:

其主要内容就是主要物资暂停大量抛售，收缩银根（银行只进不出），暂停任何贷款，开征税收，迟发一切经费，派人到各地调配物资、聚集力量，准备一战。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尽一切力量减少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待物价涨到和流通的货币达到一比一对等平衡时，就可以开战。

11月19日，一切安排妥当，物资充足。

11月20日，一声令下，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等各大城市同时出售粮食和纱布等物资。

投机资本们正在为物资停售而烦闷，一见物资恢复出售，便喜出望外，一窝蜂的抢购物资，统统吃进——他们吃进的同时，却发现政府同时在逐步提高物价，物价一日比一日上涨。投机商们鬼迷心窍，那顾得了这么多，依然照单全收、疯狂吃进，由于银行收紧银根，他们手中的资金明显不足，便转向高利贷借钱。当时，高利贷是按日计息，11月初还是14%，随着投机商们的疯狂借贷，最后飙升到了日息100%——投机商们已经失去理智。

11月24日，市场的物资总体价格与7月份相比已经上涨了2.2倍，政府出售的物资和黑市的价格已经相当，这时候的物资价格水平和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已经达到平衡，双方实力相当，已经完全达到了陈云的预期——决战开始。

11月25日，各地同时大肆抛售纱布，边抛售边调低价格。投机商们依然疯狂吃进，但政府抛售的物资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价格也越来越低，他们手中的资金片刻间被吸光，越来越招架不住。

同时，政府放出大招:

1，突击清查地下钱庄，断了投机资本的后路。

2，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准向任何人和单位贷款。

3，私营企业不能关门，不能拖欠工人工资。

4，加紧征税，拖延缴税每日罚款3%。

这一招如同釜底抽薪，四管齐下，投机资本的后路被抄。企业还不能关门，工资还不能停发，税还不能拖延，这就又套住了他们的一部分资金，投机资本的整个资金链完全被斩断，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这一下打中了投机商们的七寸。投机商们一下子被打懵了，纷纷抛售保本，无奈抛得越多亏得越多，也加快了价格的跌速，短短一天之内，上海的棉纱价格就跌去了一半之多。

政府乘胜追击，连续抛售十天，物价猛跌，投机商们损失惨重、血本无归还欠了一屁股的高利贷，投机资本哀嚎一片，有人自杀，有人出逃香港。很多私营钱庄、私营粮商倒闭破产——政府完胜。

经此一役，投机商们萎靡不振，虽然此后也频有动作，但已经翻不起大的风浪，一一被击破。后来国家为了消除财政赤字稳定市场，发行了大量公债，逐步实现全国财政统一，财政收支慢慢走向平衡，金融物价也趋于稳定。直到1953年全国实行统购统销与发行粮票，市场主动权已经完全掌握在国家手里，投机资本彻底走向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