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亡国前夜,忠臣与降将在元军大营留下了历史的交集。
这是德祐二年(1276)正月,刚刚被擢升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的文天祥奉命前往元军大营议和。在临安城北皋亭山的元军驻地,文天祥与元军主帅伯颜进行了激烈的抗辩,因而遭到扣留。文天祥当场怒斥伯颜失信,此时,早已降元的原南宋将领吕文焕从旁劝解。
见是吕文焕,文天祥火气更甚,转而痛斥吕文焕是“逆臣乱贼”。
吕文焕说:“丞相为什么骂我是乱贼?”
文天祥答:“国家不幸至今日,汝为罪魁,汝非乱贼而谁?三尺童子皆骂汝,何独我哉!”
吕文焕长叹一口气:“我当初死守襄阳整整六年,却等不到救援啊。”
文天祥说:“力穷援绝,死以报国可也。汝爱身惜妻子,既负国,又隤家声。今合族为逆,万世之贼臣也!”
这是一场偶然的见面与对话,却犹如绳子的两端,互相撕扯着:一端象征着道德,一端代表着现实;一端象征着忠义,一端代表着苟且;一端象征着坚定,一端代表着放弃。
两人的见面,亦犹如历史的隐喻,整个南宋走向溃败的最后十五年,便是这股互相撕扯的绳子最终断裂的过程。
在史家的叙述中,有奋发救国者便有自保卖国者,有救民于水火者便有置民于地狱者,有大忠大义者便有不忠不义者。没有一段历史没有奸邪,也没有一段历史没有忠贞。彼此互为镜像,强化着黑白二元对立的预设立场。
但是,抛开历史的教化意义,我们真正想问的是: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个体精英如何抉择?为何如此抉择?事情到底是怎样变坏的?结局为什么会是这样?最后又有什么值得铭记的?
南宋败亡的征兆,是从一起军事骗局显露出来的。联合操纵这起骗局的人,一个是权臣,一个是名将。
景定五年(1264)十月,宋理宗赵昀去世,太子赵禥继位,是为宋度宗。因拥立之功,权臣贾似道获得特别优待——宋度宗不直呼其名,而是叫他“师臣”,亦师亦臣,表示尊敬的意思。但贾似道还吃不透新君的心性,于是提出要负责宋理宗的陵寝和丧葬事务,担任总护山陵使。这实际上是权臣对新君的试探,历史上,老皇帝死后,新皇帝若想打发掉老皇帝生前身边的权臣,就会任命该权臣负责老皇帝的陵寝事宜,委婉地将其赶出权力中心。
没想到,宋度宗同意了贾似道的请求,任朝中官员怎么上书要求他收回成命,他都不听。52岁的贾似道只好离开临安,前往绍兴。这一刻,贾似道或许认为宋度宗是有心计之人,不过事实上,宋度宗可能只是欠考虑和一根筋而已。史载,宋度宗出生前,其母曾被逼服过打胎药,这导致他天生发育不良,7岁才会说话,智力水平有限。当上皇帝后,无所作为,唯以好色闻名,据说曾一天临幸30余名宫妃,创下纪录。
但在当时,宋度宗刚上位,贾似道不知道这名新君是真的愚蠢还是深藏不露,于是便跟新皇帝杠上了。
处理完老皇帝的丧事,贾似道并未返回朝廷,而是选择回到他的老家——天台县。这是以消极的姿态来对抗新君的鲁莽。与此同时,他开始唆使自己的亲信大将、京湖制置使吕文德向朝廷谎报军情,伪造蒙古军队大举南下的战报。这是以主动的姿态来表明自己的重要性。
接到军事急报的宋度宗,果然惊惶无措,连忙下诏请贾似道回京主持大局。贾似道这才慢悠悠地出发,往临安走。等他抵达临安,开始处理军国大事时,军事警报也适时地解除了。
通过这起军事骗局,贾似道成功地营造了“朝中不可一日无贾似道”的氛围,并且从此拿捏住了宋度宗的“命脉”——只要宋度宗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便以辞官还乡相要挟,由此确保他对朝政的绝对控制。这样,贾似道很快被拜为太师,封魏国公。
随后数年间,贾似道多次假意辞官,每次宋度宗都很惊慌,要么发动文武百官劝说挽留,要么不顾君王威严亲自恳求其留任。有一次,为了挽留贾似道,宋度宗甚至要向他下拜。站在一旁的参知政事江万里赶紧抱住宋度宗,说自古无君拜臣之理。江万里是贾似道一手提拔起来的。眼见自己的亲信如此多管闲事,贾似道表面不动声色,后来便指使人攻击江万里,迫使他辞去参知政事的职位。
贾似道此时已经是丞相兼枢密使、太师,封无可封,但宋度宗对其闹辞职总还得有所表示,于是特授其“平章军国重事”,允许他三日一朝,后来又逐渐加码到十日一朝,还特许他入朝不行君臣大礼。当皇帝的恩宠到了极致,贾似道大权独揽也便到了极致。
这种依靠诈术巩固权位的做法,也很符合贾似道的本性。在此数年前,他就是以一个骗局,具体来说,是以一场扑朔迷离的军事大捷达成了个人身位的双重荣耀。
那是开庆元年(1259),蒙古大汗蒙哥兵分三路,大举侵宋,但其本人却在攻打钓鱼城(在今重庆合川)时死于军中。一开始,蒙哥之死并未影响其四弟忽必烈率领的中路军的作战计划。已经屯兵鄂州(今湖北武昌)城外的忽必烈听闻蒙哥死讯,没有立刻班师,而是下令围攻鄂州,他说:“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
鄂州是长江防线重镇,与襄樊同为南宋门户,事关全局。忽必烈十万大军“进围鄂州,中外大震”。南宋朝廷召集各路军队、各地义勇支援,前后出军费“缗钱七千七百万,银、帛各一百六万两、匹”。有大臣请宋理宗迁都以避锋芒,打不过咱就跑呗,当年南宋立国时不也是这么干的。正在此时,贾似道战前受命,被擢升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前往鄂州主持军务。
贾似道到达鄂州后,一夜之间就在城墙内壁建造了一道木栅,形成夹城。蒙古大军来势汹汹,望着鄂州城坚固的防御工事,一时进退失据。忽必烈在城外生擒了两个宋军俘虏,一打听,才知守城的是贾似道,且宋军“事起仓促,皆非精锐”,城中多为老弱之兵。
此后百余日,宋蒙攻防战异常激烈,鄂州城死伤13000人,却愈挫愈勇,始终将蒙古大军拒之门外。到了当年冬天,蒙军粮草匮乏,疾病流行,忽必烈仍未能攻克鄂州,不禁感慨道:“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我为何没有贾似道这样的人才呢?
四个月内,蒙古十万大军竟然未能攻下鄂州。这时,蒙古诸将心急如焚,把气撒在忽必烈重用的南方士人身上,说,如果不是你们向老大建议不可屠城,我们早就把鄂州拿下了。忽必烈听到后破口大骂:“宋军守城的只有一个贾似道,你们带领十万之众不能胜,打了几个月也不能攻下这座城。这分明是你们的罪过,哪里是士人之罪?”
但心里最着急的还是忽必烈,他要尽快赶回北方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没时间在鄂州耗,后方拥护他的蒙古大臣也都写信催促他早日北还。
战局在当年闰十一月发生转变。宋、元史书都记载,贾似道在此时欺君卖国,私自遣使者向蒙军求和,以“割江为界,且岁奉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为条件订立城下之盟,解鄂州之围。忽必烈同意,撤离鄂州城,回家和弟弟争夺汗位去了。
“鄂州大捷”后,贾似道回朝上表称:“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宋理宗表彰贾似道说:“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随后,贾似道被封为肃国公,享受着这场“军事大捷”带给他的无上荣耀。
第二年(1260),忽必烈即汗位,派使臣郝经带国书出使南宋,来进一步商定和议之事。贾似道担心自己私下请和的行为被抖露出来,遂将郝经扣留在真州军营中。有意思的是,忽必烈此后忙于蒙古贵族内部争斗,竟把郝经遗忘了,导致郝经被扣留长达16年。
关于“鄂州大捷”的真相,到底是贾似道私自求和后虚构出来的,还是忽必烈久攻不下、急于北返而无奈退兵呢?目前史学界存在不同观点。但鄂州之战仍能看出贾似道的两面性,一方面他确实有军事才能,同时也是主战派;另一方面他有强烈的权力欲望,希望把自己打造成救世的大英雄。这两面性具有极强的诱惑性,南宋末期一再重用贾似道,就跟养蛊似的,最终遭到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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