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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次英阿战争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失败对印度和英国都造成了广泛的负面影响。第一，英国的帝国威望和军事权威遭到了沉重打击，甚至连最热血的帝国宣传者都无法否认这场战争是一场灾难。英国遭到了羞辱，军队遭遇了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最大的失败。而败在装备简陋、四分五裂、“野蛮”“未开化”的部落人手里的事实，更是在伤口上撒盐。惨重的军人伤亡和高级军官的大量损失，在印度造成了信任危机，有人担忧英国是否还有足够的兵力留下来维持那里的秩序。更糟糕的是，战争开销让东印度公司陷入了严峻的预算赤字和债务中。

英国在阿富汗政治的失败

从政治上看，这场占据行动同样是极具灾难性的，因为其结果和英国官员的设想恰好相反。本就已经穷途末路的萨多扎伊势力被击垮，再也没有一个萨多扎伊人能挑战帕因达·汗的后裔去争夺阿富汗的操纵权。多斯特·穆罕默德被英国认为是不友好的奸诈统治者，获准返回阿富汗后他迅速夺回了王位，建立了一个连续85年的王朝。多斯特·穆罕默德、阿克巴和米尔·马斯吉迪成了“国家英雄”，多斯特·穆罕默德在统治末期被阿富汗历史学者称为“伟大的埃米尔”。一个近现代阿富汗人甚至用和波斯《列王纪》一样的诗律为阿克巴的功勋编造了一段浮夸的历史。时至今日，阿富汗历史学家仍旧认为多斯特·穆罕默德是阿富汗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而阿富汗首都的外交区也以维齐尔阿克巴的名字命名。

那些鼓吹、支持入侵的英国政客们现在不得不承受自己制定的错误政策带来的后果。新上台的托利党政府竭尽全力淡化纷乱的后果，而辉格党尽管现在坐在了反对党的席位上，却也不情愿利用此事攻击政府，毕竟是他们的首相将英国带入了这场战争中。因此，“两党要埋葬的东西比要夸耀的多”。英国政界和军方不可幸免地团结起来寻找替罪羊来挽救自己。如今身为反对党的帕默斯顿采纳了他惯用的拖延策略，拒绝承认他的政府制定的“印度河政策”是个灾难，并坚定地为开战的决定辩护。托利党议员迪斯雷利(Disraeli)试图将责任归咎于治理委员会主席霍布豪斯(Hobhouse)，指责他遗漏或者删减了阿富汗传来的急报是“纯粹的弄虚作假”。但是霍布豪斯拒绝成为替罪羊，他在议会中为自己的立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护，并最终赢得了胜利。

奥克兰遭受了最严厉的批判，尽管他在喀布尔灾难前就辞去了总督一职。但是由于大屠杀发生时，他仍在回英格兰的船上，无法回应对他的批判。直到登陆后，他才听说了喀布尔军团的覆灭，还发觉媒体、政客、总督委员会议会以及治理委员会都在试图将责任推卸给他。治理委员会甚至给伦敦写信称奥克兰一直在阿富汗的局势上将他们蒙在鼓里。至于代替了奥克兰成为总督的埃伦伯勒，尽管最开始是他的印度河政策使得英国介入了阿富汗，但是他公然批判前任的行动。

引人注目的是，伦敦和加尔各答都没有人受到惩戒，那些要为印度河政策和在阿富汗战争败北负主要责任的人也的确没有受到任何职业生涯上的影响。墨尔本在1841年大选中失利后就淡出了政界，但是在1843年，奥克兰成了第一任海军大臣，埃伦伯勒则被任命为新一任印度总督，而墨尔本政府的外交大臣帕默斯顿成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两次担任英国首相。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甚至有以奥克兰、墨尔本和帕默斯顿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以示纪念。

埃尔芬斯通和麦克纳顿，布尔内斯要负责任

这场灾难被归咎于喀布尔政治和军事当权派的不作为，尤其是埃尔芬斯通和麦克纳顿，布尔内斯也要负次要责任。这样评价极为便利，因为这3个人都已经死亡，所以无法再为自己辩护。就连阿富汗人都被指责争取独立时鲁莽冒失，被蔑称为“背信弃义的敌人，染上了刺杀这样罪恶的污点”，而且犯有“彻彻底底的背叛”。结论显而易见：阿富汗人获胜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欺诈。至于英国人留下的纷乱、无政府状态和杀戮，埃伦伯勒将其视为“神圣的报应”，是“他们犯罪的下场”。

随后数年，维多利亚时期的帝国宣传机器竭尽全力将羞辱转变为英勇的行动，这样的做法在20世纪下半叶被称为“敦刻尔克精神”。麦克纳顿的背叛行为被淡化了，同样被淡化的还有布尔内斯和其他官员与当地贵族妻妾的风流韵事。重点反而被转移到了与加齐军战争的英勇事迹，与诺特战胜杜兰尼人和吉尔扎伊人、璞鼎查守卫赫拉特、赛尔守卫贾拉拉巴德，以及波洛克的报应军等方面。

尤其是布尔内斯、洛德、阿瑟·康诺利和斯托达德，他们被重塑成大英帝国事业的烈士，为了将文明的福祉带给不知感恩、“野蛮”“背信弃义”的阿富汗人而白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样的“粉饰”非常成功，以至在以至在第二次与阿富汗开战前夕，印度事务大臣克兰布鲁克(Cranbrook)子爵在上院发表的演讲中能够将1841—1842年的灾难定性为“不幸的”（一种非常具有英国特色的轻描淡写）事件，是值得与会的同僚们“赞许”的：

我们的军队在（第一次阿富汗）战争中遭受的苦难……不是因为我们国家软弱无力无法维系权威、无法以武力镇压对手，而是因为我们运气不佳。我们的政务谈判者是不幸的；我们的将军是不幸的。我们忽视了最常见的预防措施，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而不是由于在战场上缺乏勇气，才导致了令我们感到后悔的灾难性结果。

后来的两幅画作帮助将这场惨痛的灾难描述成大英帝国的英雄主义行为：威廉·巴恩斯·沃伦(William Barnes Wollen)的《女王陛下的第44团在甘达马克的最后一战》（1898年），以及巴特勒太太描述布莱顿医生抵达贾拉拉巴德的《一支军队的残兵败将》（1879年），两幅作品都强化了关于不列颠帝国决心不可动摇的神话。布莱顿医生及其第44步兵团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阿富汗人的野蛮行径形成了鲜亮对比，而两幅画所展现的包围第44步兵团的吉尔扎伊人的冷酷面孔和匕首，以及荒凉贫瘠、霜寒冰冻的背景，正象征着阿富汗人和阿富汗这个国家的“野蛮”。巴特勒的作品绘制于英国军队第二次入侵阿富汗前夕，在画面里，英国国旗在贾拉拉巴德城堡的旗杆上挑衅般地飘扬着。

军事法庭上的回应

有7名军官在军事法庭上回应对自己“有辱军官品质”的指控，但是所有人都被无罪释放了，理由是，他们只是服从埃尔芬斯通将军的指示。只有谢尔顿准将和帕尔默上校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全面指控。在加兹尼投降的帕尔默被风光地无罪释放了，而谢尔顿则面对着四项指控：未经授权下令准备撤退，在全军范畴内对上级使用不尊重的语言，与敌人秘密来往，以及由于没有采取应有的防范和预防措施导致自己被俘虏。但是并没有提及他在指挥贝马鲁高地战争中的无所作为，违背上级指示拒绝参加委员会会议以及坚持主张撤退等行为。谢尔顿最后因为和阿克巴的秘密往来，被定了一个聊胜于无的罪名。尽管如此，因为他在拿破仑战争中的功勋而没有被解雇，后来谢尔顿还复原了兵团的指挥权，1845年他被失蹄的马压住后去世。

阿富汗战争失败引发的广泛政治影响使人们非常担心这场失利会给印度的全体穆斯林带来什么样的冲击。璞鼎查预言说：“如果政府不采取果断行动复原军队的感情……只需一个火花就能让印度士兵哔变。”另一个担忧是阿富汗战争的失败会给英国的欧洲超级大国地位带来负面影响，无疑，在圣彼得堡的权力机构中，很多人为英国受挫而窃喜。英国战败后，沙俄政府对继续在中亚地区执行扩张政策的担忧要小得多，他们认为英国对在开伯尔山口和波伦山口外的军事干预前会三思而行。在接下来的30年里，沙俄帝国军队向南推进兼并了所有的中亚汗国，其间没有遇到英国的任何军事回应。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沙俄在中亚地区的边境已经划到了阿富汗的北部边界阿姆河。

英国在阿富汗军事的失败

从军事上看，波洛克和诺特在1842年夏天和秋天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复原了英国的军事威望。吞并信德以及第二年两次击败锡克人（1845—1846年以及1848—1849年）使得旁遮普也被兼并，并帮助印度军复原了破败的声誉，将英属印度的西北边界扩展到了开伯尔。上述这些及其他胜利与领土收获，让英国历史学家更加轻松地将第一次阿富汗战争的失败描述成是一个例外而不是惯例。

然而英国的中亚政策已经千疮百孔，和阿富汗的外交关系也糟糕到了极点。布尔内斯和麦克纳顿的行为加深了阿富汗人对英国外交的不信任感，也导致他们对英国本身的敌视。英国现在面临着一个重要任务：与曾被它诽谤、罢免及驱赶的统治者重建信任，与一个不愿冒险再和欧洲大国或欧洲文明来往的政府与人民重建信任关系。

参考资料

Rawlinson,Maj.Gen.Sir Henry,England and Russia in the East (London,1875)

Robertson,George Scott,The Kafirs of the Hindu Kush [1896] (Lahore,1995)

Robson,B.,ed.,Roberts in India:The Military Papers of Field Marshal Lord Roberts,1876-1893 (Stroud,Glos.,and Dover,nh,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