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政治學院講學
（5）懷念80年代的文化氛圍
何新說：對我的學術一向有爭議。然而當今又有哪位人物、什么東西沒有爭議？
有人說可是你沒學歷啊！是啊。但是我的學術履歷很完整。
1977年高考復考。次年我考進黑龍江一所末流大學，只讀了三個月不到就主動退學。一年后，我在北京進入國家名牌大學（現在的中央財經大學）當了教師。而聽我授課的那些學生，都是78屆的，本應當是我的同學。
一年后胡喬木和梅益先生又把我破格調進中國社科院。進去后我被直接安排在社科院的最高學術文官機構科研組織局當學術秘書。
在社科院的10年間，我由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到研究員，循序而進，每一次都是破格提名，而后經過院學術委員會的論議評定。每一次都有爭議，但最終都以高票表決通過。80年代中國社科院還是人才濟濟，許多老一輩的學術權威都還在——學術界人都知道當時在社科院晉升到高級職稱有多難！所以當年關于我晉職的信息被作為特例登過《人民日報》。
有人說你年輕時為什么不去投個師門弄個學位呢？但是有什么必要呢？80年代我在中國學術界已經名聲赫赫。學術界當時那些達人，我大體都認識。——誰敢做我老師？木秀于林風必摧之。自從80年代我在學術界出頭到今天，對我的嫉恨誹謗謾罵之詞一向很多。無非就是文人的造謠和臟罵而已。中國一些受過壓抑的文人往往有潑婦、妾婦的變態心理，于網絡的嫉妒與臟罵可見一斑。但是何足介意？——有本事你就從學術上把何新擊倒批臭嘛！
（6）學術問題越辯越明
何新說：我是多事之徒，不怕學術的爭論。一些年來在學術上遭遇的高手如林。批過我的人不少。但是學術論爭，有來有往。你可以批，我也可以反駁，道理越辯越明！迄今為止，那些學術上批我的人，還少有與我辯論能往復兩個回合以上的。以至包括80年代直接批評過我的大師呂叔湘、袁珂那樣值得尊重的老先生，交手僅一個回合也就罷手。
陜西大學有個斯老先生，就一個“德”字的釋義，與我在《人文雜志》上往復討論，但是也不過三個回合，他就無意再辯，高掛免戰牌了。
80年代有史學博士×××，在堂堂的《歷史研究》雜志上以頭版頭條撰文批判《諸神的起源》，指點多處所謂的“硬傷”，來勢甚為洶洶。我只好撰文回應，也發表在《歷史研究》上。我引用史料證明這位博士所提出的諸多異議，并非我的什么硬傷，而是由于他自己讀書少所以不知道我所引用的這些史料。這當然也是嘲弄他。可笑交手只這一個回合，本來我還準備了諸多材料，戰意猶酣呢；他卻偃旗息鼓退下不見蹤影了！
現在《諸神的起源》日、韓都有譯本（文字古澀很不好翻譯）。臺灣木鐸出版社有未經我授權的盜版本。大陸二十年來，則已經反復印刷，出了十幾種版本。每隔兩三年就印一版，因為總有讀者要買。那些反對我的人可有哪本書有這樣的效果？一本學術書有這樣的成績，還不夠經典嗎？
80年代我在中國學術界之所以取得一席地位，不是靠學歷，也不是靠關系，而是靠真學問，靠真本事。英雄不問出身。我很懷念80年代的社會環境和那個文化氛圍。
現在中國有什么“富二代”“官二代”的世襲現象，用人以學歷出身設了重重限制；似乎要重建魏晉九品中正制和世襲門閥的閥閱貴族制度。而80年代的中國還是一個平民社會。全社會禮賢下士，重實才不重身份，重能力不重學歷。所以才能破格用人！政治很清明，社會風尚好，學風也好。
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何新，沒有那種學術開明的氛圍也沒有何新。所以，我始終感念鄧小平。
（7）當前經濟學思想荒謬錯亂
何新：我的確只是半個經濟學家。但是在經濟學上，我也有所建樹。1990年重提“生產過剩”，振聾發聵，“雷倒”當時一片人。
今天“產能過剩”已成了經濟學界的口頭禪。人們忘記了被主流奉為祖師的薩繆爾森在他的《經濟學》中曾經講——“現代資本主義已經永遠解決了‘生產過剩’這一19世紀馬克思經濟學的偽命題。”“主流經濟學”這個辭幾乎就是我的發明，現在這個新自由主義的牌坊有點臭了！
但是，中國的經濟學荒謬錯亂到什么程度？？還是怎么估計都嫌不足！
一個匯率升值問題，經濟學家鼓吹了幾年，大談特談人民幣的“幣值”被低估了，因此應該“升值”——大家卻居然不知道“匯率”是“匯率”，“幣值”是“幣值”，這是兩回事。因此，“匯率升值”不可與“人民幣升值”混為一談，從而誤導國家和廣大民眾！利用匯率升值，做遠期交易的外匯期貨就可以直接套匯賺錢——這在國際貿易中是很基本的常識。而中國經濟學人中竟很少人知道。于是人民幣成為外部炒家奇貨可居的保值期貨，國家的外匯儲備因人民幣不斷升值而大量流失。 這在國際金融史上，將成為由于一種錯誤的經濟學理念而誤國的一個會讓人落淚的笑話!
人民日報1990年發表何新與日本學者長篇對話錄
（8）我很享受孤獨
十幾年來，我頗感孤獨。但是我很享受，自得其樂。能避開文人中的俗人庸人是一大樂事。可嘆往日那些曾經知我、誨我、提攜我、獎掖我，令我尊敬的長者、能者、德者，于今都已逝去。
當今中國已少見真正的文化人，只怕以后再過一兩代，連能通讀《古文觀止》原文的文人也不多了。當今文化表面富麗堂皇，可惜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都是徒有泡沫。價值之沒落，無過今日！令人悲哉痛也!
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我所悲哀的是當今民族文化的衰落——未來找不到讓民族精神棲息的家園。 ”
我時常見到一些猥瑣的不肖文人抄竊我寫的東西。包括我偶然講過一點只言片語，都有人撿起來借題發揮。好笑的是，某幾個罵我最狠的偽“清流”文人往往是竊取抄襲最多的（都是被網友發現的），現眼以后還要強辯，狼狽尷尬之態，觀之好笑。
何新說：當今并不是讀書向學的好時代，外部沒這個氛圍，心態沒這種寧靜。當今的俗文化，叫做“讀圖時代”，“全娛樂時代”。
“阿堵”當今就位為尊神。淺薄、輕薄、庸俗以至惡俗，是時尚。大家一起來惡搞——此即佛經所謂“末法時代”。一切嚴肅的東西都已變形，一切神圣的東西，都已經解構。一切莊嚴的東西，都被打成了碎片。在這個時代，認真作學問，談論真學問，似乎是自瀆、自褻，是一種愚憨。
現在的“市場轉型”幾乎成為又一種政治運動。未來歷史會證明——以全面私有化為目標的這種“轉型”，是文革以后我們這個不幸民族所遭遇的又一次浩劫！是文化的浩劫，是人道的浩劫，也是自然生態的浩劫！
生態之破壞，有史以來莫如當今之嚴重。根源就在于市場化私有化過程中人們對金錢的瘋狂追逐、官員對GDP的掠奪式榨取！現在又在鼓吹農宅地私有化。所謂私有化無非就是再發起又一場掠奪。但愿各級官員不要再在農村走大搞房地產的歧路。
現在的農村，應當在農產品市場的基礎上重建農民的新型合作組織（歐盟、日本、以色列的農民合作組織有成功之模式可資借鑒）。
當今農已棄業，糧有近憂，再隨著沿海經濟衰退而卷起一個返鄉農民的失業潮，天下豈得安寧乎？！但是，劫難必有終結！——總有一天人們還會回歸莊嚴而反省今日。即使世界大戰以至天崩地裂，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總會存留下若干種子，天不能死，地不能埋！總有一天，劫后復生，還會再出現一種文化昌明的好時代、新時代，真正的文化盛世；還會再出現新一代文化上的智者們。太陽依然會明亮！
（9）看未來淡如清水
何新說：我對自己的未來看得淡如清水。
我平生經受過凡人不能想象的大苦，也享受過俗人不能想象的大福——而今回看人生，一切，宛如一場游戲。只留得一抹微笑而已。
我身體外強中干，表面似還好，其實眼半瞎，腦半殘，心半死（我的心臟有個窟窿，動脈上有一血管瘤）。惜命的人遇到這種情況，早嚇得半死，會食不好睡不安，恨不得天天要去泡醫生。可是我自十年前檢查出來至今，連再復檢都沒去過。國家給我安排可享受副部級的高干醫療待遇，每年都有公費體檢，但是十多年來我基本沒去檢查過。每年暑期我可享受一次去名勝地公費休養的待遇。但是我給國家省了錢，十幾年來一次沒去過。我很少去醫院。中西醫藥理、病理、生理，我略知一二，一般生病我自己調藥自我治療。如果將來身體真有狀況，那我的態度是恬淡寧靜，順天由命。
死生有命，萬法皆虛。我是隨時準備放下眼前身外的一切，皈依涅槃去見佛祖的。來時赤條條，去時無牽掛。而今天但凡我還活著——那只有一種意愿就是，再寫點東西，利樂眾生，利樂有情，利樂他人。
我現在凡所言、所寫、所愛、所喜、所恨、所苦——皆非關自我，是以大悲之心觀世——警世，為后代，為國家，為蒼生！如此而已，夫復何求？！
天象異常，危機四伏。善善惡惡，因果相循。命也夫，隨之去，過眼云煙而已。就個人而言，上天給我的恩寵已經夠多了！
這就是我的六十歲感言。
【注解】
[1]錢學森命名何新提出的一種動態集合論為“何新·樹”。
[2]何新在古歷法學上有獨到的發明和考證，著名天文學家陳久金先生有文評論過。
[3]中國引入“地緣政治學”這門英美偏門之學，是老何在上世紀80年代最早研究并介紹給中央高層而引起重視。
[4]中國民主與法制出版社，2009年出版。
[5]原文是“推倒”。
[6]指王引之、王念孫、錢大昕、戴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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