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基伟那时是太行军区司令员，属于第12执行小组的中共方面首席代表，需要到北平开个会，汇报下情况。一有一天，他们两个闲来无事，便从翠明庄溜达到了前门。刚一进门，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招待员便热情地出来迎接：“两位长官想吃点什么？”也不怪女招待员误会，要知道，当时北平驻扎着不少国民党将士，由于军纪松散，常常有一些兵痞子上街调戏良家妇女，或者找姑娘花天酒地。出了馆子门，黄镇边走边偷着乐，秦基伟看他那个模样，气不打一处来，恨不得踹他一脚：“你就知道在一旁看笑话，也不知道帮我解释下。”二外界如此，部队里也是如此。三老战友们一提起秦基伟，总说他爱玩，当支队长时玩炮、当军分区司令员时玩相机、当纵队司令员时玩汽车、当军长时玩无线电、在朝鲜时玩喀秋莎。

1946年，秦基伟第一次坐上了开往北平的火车。

当时抗日战争已经取得胜利，在广大民众的强烈呼吁下，国民党终于同意停止内战，表示愿意和中共达成停战协定。

为此，国民党、共产党以及美国代表专门在北平设立了一个军调处，军调处下面则设立了一些执行小组，便于执行停战令。

一到北平城，秦基伟乐了！

全国各地执行小组的负责人齐聚一堂，有不少是秦基伟的老战友，大伙一见面就高兴不已，谈工作谈得热闹不说，空闲时还能约着一块出去玩，痛快得很。

不过，这些老八路们大都是头一遭进皇城，所以出了不少洋相。

到了北平，秦基伟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协和医院向叶剑英报到。在协和医院里，他们就闹了个笑话。

当时，叶剑英同志把大伙召集起来开会，会议开到一半时，秦基伟拉上马芳庭一起上厕所，他结束得快，出来时顺手一带门，啪的一声把门给关死了。

马芳庭在里面又拉又拽，怎么也打不开，他以为自己要被关在厕所里，急得大呼小叫。

秦基伟在外面也急得直冒汗，他对着厕所门上的铜疙瘩捣鼓了半天，左抠一下、右抠一下，弄了好半天，终于把门给打开了。

门一开，马芳庭慌忙冲了出来，秦基伟问他：“你解过手了吗？”

马芳庭抹了把额头上的汗，连连摇头，说道：“不用解了，都变成汗跑出来了。”

谁知，这俩人在厕所里忙活半天后，一出去，才发现自己竟然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医院的门长得都一个样，两人没了方向，只好到处乱窜，一个扫地的老头看他们窜来窜去，问明白是咋回事后，朝着一个方向伸手一指，秦基伟和马芳庭瞬间羞得恨不能钻到地底下，原来，找了半天的门就在他们眼前。

这还不是最尴尬的一次。

在北平，这些将领们有的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有的住在翠明庄，这个安排也是有讲究的：住北京饭店的大都是喜欢吃西餐的，比如陈赓；住翠明庄的则是习惯吃中餐的，比如秦基伟和黄镇等人。

黄镇当时是太行军区的副政委，同时也是第十执行小组的首席代表，和秦基伟算是老熟人了。

黄镇这人好吃甜食，走到前门时，他看见有个卖烤红薯的，香味扑鼻，便跟秦基伟说：“老秦啊，咱们买俩烤红薯吃吧。”

秦基伟也想吃，不过他看了看身上的衣服，有些犹豫。

从根据地出发时，他们这些人穿的还都是土里土气的粗布军衣，到了北平后，他们便换了笔挺的呢子军服，还佩着少将军衔，一个个精神抖擞、神气得很。

秦基伟觉得穿这身衣服在大街上吃烤红薯影响形象，他想了想，对黄镇说：“要不咱们到前面找个馆子，好好吃一顿。”

黄镇一听，这主意不错，于是，俩人左看右看，挑了一家山东人开的饭馆，一前一后走了进去。

秦基伟开口问道：“你们这儿有没有红薯？”

女招待一愣：“什么？”

秦基伟以为她没听清楚，又重复了一遍：“我们想要吃红薯。”

女招待员呆呆地看着秦基伟。

原来，秦基伟是湖北人，说话带着浓重的湖北腔，他说红薯，发的音类似于“讧许”，女招待员根本听不懂，秦基伟说了一遍又一遍，她还是不明白。

最后，秦基伟实在没办法，干脆连说带比划：“这么长、这么大，长着红皮皮......”

秦基伟自认为比划得很形象，他寻思着这下对方该明白自己想要的到底是啥了吧。

可没想到，那个女招待员一看秦基伟的手势，瞬间脸色涨得通红，她狠狠地瞪了秦基伟一眼，往门外一指，怒道：“长官，你要找的东西俺这里没有，你到对面巷子里面去找吧，挂灯笼的那家就是！”

说罢，女招待员冷哼一声，扭头就要往店里走去。

这下，秦基伟懵了，他不知道对方为啥会突然这么生气，只好看向在一旁站着的黄镇。

黄镇憋着笑，脸色古怪得很，秦基伟脑袋一个激灵，忽然想明白这究竟是咋回事了。

原来，女招待员误会了秦基伟的话和手势，还以为这俩军官说的是下流的话、是在调戏她，所以她才会那么生气，至于她所说的挂灯笼的地方，那自然就是妓院了。

秦基伟搞清楚了原因之后，又尴尬又焦急，他向来注意形象，自己堂堂的八路军将军，怎么能让人误会当街调戏妇女呢？

秦基伟急得满头大汗，突然，他眼前一亮，瞬间拔腿就跑，留下黄镇和那个女招待员目瞪口呆地站在门口，不知道他要去干什么。

没过一会儿，秦基伟抱着几根烤红薯，气喘吁吁地跑到饭馆门口，他指着红薯，对着女招待员解释道：“这就是我要的红薯！”

红薯这东西，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叫法，湖北人管它叫红薯，北平人管它叫白薯，山东人管它叫地瓜，叫法不一样，再加上秦基伟说的是一口浓重的湖北方言，也难怪女招待员听不明白。

直到此时，女招待员才知道眼前这位军官并不是在调戏自己，她看着满头大汗、一脸色通红的秦基伟，大笑不止，笑得腰都直不起来。

闹了这么大一个笑话，红薯也已经买过了，秦基伟和黄镇自然没心情再进这家馆子里吃饭了。

黄镇乐呵呵地道：“你还别说，你那么一比划，别说人家招待员误会，就连我都以为你说的是那个下流玩意。”

秦基伟才不信这鬼话，他狠狠地瞪了黄镇一眼，气呼呼地说：“你明明听得懂我说的话，又会说北平话，可你偏偏不接腔，光看我在那儿连说带比划的，你这家伙实在太狡猾，下回我说啥也不跟你一起上街了！”

秦基伟真没冤枉黄镇，黄镇虽然是安徽人，平日里说的也是方言，不过他早年毕业于新华艺术大学，是个妥妥的高材生，怎么可能不会说北平话？

（顺带一提，新中国成立后，黄镇先后被派往匈牙利、印度尼西亚、法国、美国等国做大使，还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可见他的文化水平是相当高的。）

看到秦基伟恼怒的模样，黄镇忍不住哈哈大笑，他故意道：“等我回去后就讲给陈赓听，他能把这件事传到毛主席耳朵里。”

秦基伟想了想，也笑了：“那好哇！毛主席肯定会问，那个黄镇干啥去了，为啥不帮忙解释一下，非要故意为难我们的秦基伟同志？到时候一板子打到你屁股上，把乌纱帽都给你打掉！”

就这样，俩人笑骂着回到了住处。

这件买红薯时闹的笑话，并不是什么大事，可是，谁都没想到，过了十多年后，这件事竟然派上了大用场。

1957年，我国开始大力推广普通话。

当然，推广普通话的目的是消除各地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就像周总理所说的那样：不可能也没必要要求每个人都能说得像北京人那样。

但是，由于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异很大，不少干部和群众对说普通话这件事非常抵触，觉得讲普通话没什么用处。

“学了普通话，还不是洗锅巴”、“普通话是干部话，不是群众讲的，干部做官说官话，我们老百姓学它干啥子”……

受舆论影响，人民群众对讲普通话的热情并不高，普通话的推广工作自然无法顺利进行下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秦基伟专门给大伙开了个动员大会。

在会上，他把自己当年在北平因为买红薯说方言出的洋相讲给大家听，战士们哄堂大笑，笑过之后，众人也意识到了在部队推广普通话的确非常重要。

要知道，战士们来自全国各地，如果各自说各自的方言，不仅会影响交流，说不定还会影响军民关系。从那之后，大伙才开始真正重视起讲普通话这件事。

秦基伟将军不仅爱玩，还把这些都玩出了名堂。

朝鲜战场上，他娴熟地使用喀秋莎火箭炮，打得美军战机招架不住、打出了威震世界的上甘岭战役！

秦基伟将军虽然出身农家，文化基础不高，可是，自打投身革命后，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竟然一步步成为了一名文武全能的大将军。

将军曾骄傲地说，自己一生中经历了很多次重大转折，但是每一次他都转得很好，每次从一个环境转到另一个环境、从一个工作岗位转到另一个，他都能很快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归根结底，这都是因为他牢牢抓住了一个武器——学习。

秦基伟将军好学习、肯下功夫研究新事物的精神，太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