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自1982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已走过40余载春秋。
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建立40周年之际,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推出“规话名城”专栏,该专栏为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分会发起的征集文章,讲述他们守住变化中“不变”的文化根脉的故事。
本文字数:400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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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沈旸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分会青年委员,东南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副所长 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大运河边上的塔,著名的我都去过。
如临清舍利塔,是2003年跟着我的导师陈薇教授及一众师门调研大运河沿线城市时去的。记得那天特别冷,就在城北的卫运河边上,旷野里的塔显得特别寂寞。登临凭眺,还真就惊喜地发现“三百里外忽见遥山”,“朝宾岱宗暮太行”,确有“灵收八表”之意。塔下运河如带,翠堤蜿蜒,塔檐上有铜铸的小钟铃,随风动发出清脆悦耳之声,“塔岸闻钟”不亏为临清八景之一。
如通州燃灯塔,则是2007年独自考察文庙时去的。那天到通州的时候,已是金乌西坠,落日余晖下很容易就找到了在大运河转弯处高高矗立的、俗称“通州塔”的燃灯佛舍利塔。乾隆帝曾谓之“郡城塔景落波尖”,此塔后来被美国建筑师墨菲作为设计北大未名湖畔 “博雅”水塔参照物。塔下即所谓“三教庙”,文庙奉孔子,佑胜寺奉燃灯古佛,紫清宫奉太上老君,儒释道三家各安其所。
再如扬州和淮安沿河的塔,因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涉及这两座城市,去的次数可就更多了。
观之唐代扬州地理形势,长江近在咫尺。北宋真宗天禧间(1017—1021年),为减少长江的直接冲激,江淮发运使贾宗由仪扬运河和瓜洲运河之交汇处扬子桥引江入运,开凿扬州新河。河经新河湾,绕扬城南,连接古运河,经黄金坝、湾头镇东行,史称“近堰漕路”。此举减少坝堰三座,以免漕船驳卸之烦。为减慢水速,新河在扬州城南故意曲折迂回,俗称“三湾”。
明万历十年(1582年)“僧镇存募建浮图七级,因并建寺,俱以文峰名”,三湾遂称“宝塔湾”。扬州旧有民谣“宝塔有湾湾有塔,琼花无观观无花”,宝塔即为文峰塔。塔内尚存长形石碑“文峰禅寺”:
“盖邗水迅驶直下,东南风气偏枯,故造塔以镇之。……文笔矗起,厥利科名,自是捷南宫者倍昔,盖其应云。”
清康熙七年(1668年),“地震,塔尖坠。明年(1669年)天都闵象南捐资重葺,得良材,较旧尖高一丈五尺。合尖后大放光明,如万缕千丝盘旋而上,水陆之人皆仰瞻惊叹”。关乎文运,塔之存亡自是牵动扬州上下,懈怠不得。
旧时宝塔湾一带,河阔地广,林木扶疏,宝塔巍峨,古刹庄严,为乘舟进入扬州城之第一胜景。文峰塔如孤峰耸秀,矗入云宵,足可镇江淮之水,收吴楚之胜,“登塔之最上层,南眺隔江京口三山,北顾蜀冈三峰诸胜,临风放歌,慨然有遗世之志”。
俯观塔下殿宇静谧安祥,运河流淌,形成动静对比。不远处即是荷花池,池在“九峰园,旧称南园,世为汪氏别业”,塔影倒悬运河之中,荷池居于绿荫之内。扬州人将塔喻笔,池喻砚,一笔一砚,互为借景,有“砚池染翰”一景。(清)郝譬《文峰塔》云:“拔地浮图蘸水涯,借来天笔焕文葩。瓣珠不必三王子,已见云升五斗霞。”
北眺为扬城通衢大街,向南极目则长江静如练。塔外有“古运河”碑,唐时高僧鉴真东渡扶桑即从此扬帆远航,清时康熙、乾隆南巡亦均由此过。
砚池染翰全景
历史渊源,虽劫难不断,然古塔尚存。弯弯运河流水,悠悠行舟竞发,巍巍宝塔倒影,幽幽静谧寺宇。古往今来,宝塔湾一地成为扬州塔、寺、园合一之景观佳处。
淮安亦有区别于其他大运河城市的独特之处,河道频繁的地理变迁使得观察视角不应局限于府城之内,应将淮安府城,及沿运河北上、因漕运而兴的板闸镇、清江浦等统而观之。
现在的楚州区是个老地名,以前叫淮安,而离之不远的现在的淮安以前一直唤作淮阴,一者是韩信被封为“淮阴侯”,二者周恩来总理还手书过“淮阴”二字,当地人对于改名字很长时间都不适应。
城西北隅有勺湖,以水面弯曲如勺得名,濒古运河,乃因构筑修补城墙取土而成。水面洁净,菰蒲飘香,为寄情怀、避尘嚣的绝好去处。自晋代建城后,环勺湖先后有法华禅院、文通寺、龙兴寺、千佛寺、老君殿等诸多名胜,(清)刘鹗《老残游记》中多有记叙。
湖西南巍峨兀立一座文通塔,本是佛寺浮屠,原为木塔,属龙兴寺,始建于隋文帝仁寿三年(603年),重建于唐中宗景隆二年(708年),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984年)改建为七层砖塔。明崇祯二年(1629年)重修时易名文通塔。今为砖构空心塔,七层八面,黄身青檐,塔身收分趋势较为明显,稳固雄伟,塔下碧波潋滟,湖堤蜿蜒,桥榭点缀。
建于明崇祯二年(1629年)的淮安府城南门护城岗上的龙光阁,与文通塔南北相应。两处“文峰”,一东南,一西北,为壮淮安一地文风。
淮安文运风水形势(文通塔、文渠与龙光阁)
自大运河往西北行,约十里即达淮安钞关重地所在,板闸镇。板闸再往西北约十里达漕运转输重镇——清江浦。自明代开始,随着清江浦开凿,四道闸修建,转运仓落成,造船厂投产,清江浦遂逐渐繁华,淮安的漕运咽喉地位在很大程度为其所取代。淮安府城文渠的文泽亦至,达清江文峰塔止,汇入玉带河。
淮安府、板闸镇、清江浦
因运河极重关隘之所在,清江闸周遭舟货云集、寺观林立,迄至清末竟形成“五教合一”的巍巍大观:县学文庙祀孔子;慈云寺乃佛教圣地;大王庙,奉金龙四大王;关帝庙,内除关帝外,有专祀陶公、马公等治河名臣的祠庙,皆属于道教庞杂的民间信仰之列;清真回教寺,殊为常见的设置在运的北岸。另有,耶稣堂,乃清末外国传教士循运河一路传教留下的产物,著名文学家赛珍珠曾于此渡过她的童年时光。
现如今,作为旧时大运河上的标志,清江闸周边的两座塔都没了,中洲的文峰塔没有再建,慈云寺的国师塔再建了。大运河成了世界文化遗产,这些消失的和依然存在的塔,在新的时代、新的环境中应当如何扮演新的角色,也是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问题。
幸运的是,慈云寺国师塔的周边环境提升工程给了我付诸实践的机会。
慈云寺,原名慈云庵,始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顺治帝召当时的武康名僧玉琳进京“慰劳优渥”,送居万善殿,不时前往“临访道要”,“恨相见之晚,特赐号大觉禅师”。后又晋封“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名闻一时。康熙十四年(1675年)已近垂暮的玉琳国师只身云游,挂单于淮安慈云寺,八月十日说偈趺坐而逝,为佛法作了最后一次布施,以自己的肉身来兴隆此一方道场。雍正十三年(1735年)以清江浦慈云庵为大觉圆寂之所,诏拨淮关银照大丛林式兴建,置香火地,命内务大臣、淮关监督年希尧督建,钦赐“慈云禅寺”匾额,改庵为寺,至乾隆四年(1739年)大功告成。今日再建之国师塔,即为当年纪念玉琳国师、后毁于战火之法王塔。
国师塔的设计单位只完成了一座塔,却始终没有提出令人满意的针对周边环境提升的方案,个中曲折不足为道。辗转到了我这里,过去十几年的大运河考察经历和思考派上了用场,环境设计思路在半天内就确定了下来。
首先要突出清江闸的地位,南船北马在此调换,是个重要的转运之地。有意思的是,扬州、淮安都有类似情形,如面河而置的清真寺,五教环伺的清江闸。
在古代基本以交通为上,其实并没有考虑到这些重要建筑和大运河的景观互动。如通州,文庙和寺庙都是后墙对着大运河。虽然人们说燃灯塔是大运河上的灯塔,到了这里就知道离北京不远了,可这是在大运河上看到的,人的身体和岸上的塔并没有发生实质上的空间关系。
今天,大运河和原来不一样了。虽然还有航运,但水运线上的人们看河岸的情况已经改变,其作为文化遗产需要被本地人更多地享有。大运河本身大多是缺乏观赏性的,关键还是沿途的景观,这些景观怎么塑造,才能既符合文化遗产的保护要求,又可以更好地融入今天的生活?
这就涉及基于历史研究、遗产保护、城市形态学和类型学的大运河周边的城市设计问题。要是再拔高点,就涉及曾多次在国际文化遗产论坛上被提及的“入遗效应”了,这是一项在遗产保护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
“入遗效应”指的是价值受到国际肯定的文化类型遗产地被提名入遗后所带来的一系列潜在利益与发展或复兴的机会。而这些潜在的利益与机会包括:赋予遗产地全新的标识及形象;带给市民自豪感并提高生活素质;协调策略性的投资;获得媒体界的认同与价值肯定;保留文化并重新演绎;更好的社区服务;激发文化与创意;实现城市再生;引进业务;实现教育;文化遗产特征的保存;高质量的基础设施等等。
这些是“入遗效应”的起点,同时也是“入遗”的真正目标。然而这些连带的“入遗效应”必须在一套完整的遗产保护手段、宣传以及相关保护组织(如,遗产保护和新工作人员与咨询委员)的妥善管理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对遗产地的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与复兴的推动力作用。
在世界上各个不同遗产地,“入遗效应”的体现有高有低,呈正负两面。错误把控“入遗效应”甚至会影响遗产地原有的价值而被名录除名,如违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德国德累斯顿易北河谷(Dresden Elbe Valley, Germany)。
因此,人居型历史城市的“入遗”效应及活化,才是真正的设计命题和社会使命:入遗的主要目标是否现实?入遗对于当地社区民众的意义何在?入遗效应如何影响了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慈云寺国师塔项目中,我希望多多少少可以涉及上述人文关怀。
做好针对周边环境提升的方案,需要理解中塔只是寺庙的组成部分,弄懂应当对今天的城市做出怎样的贡献。我极力要求塔要转变方向,不是作为慈云寺轴线的末梢端点,而是作为大运河和慈云寺之间的转换节点,应把传统的封闭在塔院中的塔释放出来,使其成为可以激发城市活力的场所。
虽然甲方认可了这个理念,但是实际施工时却无法执行。我只能退而求其次,再改总图,着力点仍是力图将传统的塔院转换成大运河上的塔“院”,面向城市开放。
未实现的轴线扭转
塔的西侧做了个小园子,保留了原有的梧桐树,放几块石头。靠寺庙的后墙造了个二层小楼。临河面仿潘谷西先生的高邮盂城驿鼓楼做了个小阁,这样就和高耸的塔连成了起伏,也标识了小园子的性格。在园子里,在楼阁上,喝喝茶,发发呆,或抬眼,或俯视,塔可入景,河亦川流。
塔的东侧是一圈空廊,屏蔽了周边的商业建筑,且与塔西侧的空廊相对,一左一右,两座亭子,两处卷棚,将塔围而不合。
塔的北侧还特地做了个照壁,以转换寺河之间的轴线,可惜没有实现。
面对文化遗产和城市生活,我们应该如何保护和利用?我们可以采取的平衡的手段是什么?最后的效果,从城市设计的角度看有很多遗憾。倘若没有这个虽然很小但是基于城市设计出发的思考,这个塔可能对于城市产生不了太大的意义。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淮安的大型户外活动大多选择在大运河上的塔“院”举行……
供稿单位: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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