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研究团队在AXA的大力支持下完成了这次研究项目。本研究是世界银行与CAFI合作研究“中国财务日记”的延续,为了寻找金融行为的城乡差异,也为了提升低收入人群的家庭福祉,了解并理解他们家庭的财务生活是一项基本但却重要的工作。理解并掌握中低收入家庭的财务状况、财务变化和金融需求能让政策制定者和金融机构更好地制定政策和设计产品,从而通过金融的形式帮助中低收入家庭提升家庭的生活水平,助力共同富裕。
本研究通过对样本197户家庭金融生活数据的分析和实地一对一的访谈总结了丰富的结论并提出了政策建议。填补中低收入金融需求鸿沟、促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赋能新市民群体、推动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和坚实基础。
这一章节将会着重关注财务日记家庭的支出特征,希望能从中发现伤害家庭金融健康的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发掘中低收入家庭在支出方面金融的需求所在。
“我们平时花钱大手大脚惯了,遇到喜欢的就买,遇到想吃的就吃,觉得好像也都不贵,但是一记账就发现这些大大小小的开销累在一起就是一笔大数字了。”朱女士说道:“反正感觉什么也没干,钱就没了。有时候为了周转开钱,我们也不得不借微粒贷或者借呗。”
——CAFI团队2021年11月记录于上海
收入高、没有其他多余的负担(如高额房贷、父母赡养压力等)的家庭就一定意味着财务状况优秀吗?朱女士的回答表明了这个问题:并不一定。
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捉襟见肘”“朝不保夕”等收支无法平衡的现象往往是家庭经济状况较为拮据才会出现的情况。而CAFI在全国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收不抵支的比例在固定工资群体中总体占比达到35.9%,在灵活就业者中更是达到44.4%;即使是中高收入的群体也有四成左右的比例面临收不抵支(收入略小于或远小于支出)的情况。如图3.15所示,虽然收不抵支的比例在低收入群体中的确最高,但在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灵活就业者中也都在40%左右;即使是年收入50万元以上的固定工资群体,也有超过四分之一面临着收不抵支的境况。 由此可见,支出的方式也是决定家庭金融健康的重要一环。
在开始深入研究支出之前,我们同样要先对记录的支出项目进行一个大致的分类,我们将支出分为如图3.16所示的几类。通过将支出进行分类,并统计支出的具体费用,同时结合线下访谈的所听到的故事,发现了以下几个中低收入家庭在支出上的特征。
农村与城市收入支出时间特征具有异质性
小城镇有农村和城市双重特征
在支出上,三地同样具有这样的特征。上海和宜君具有显著的差异,而平江则同时具备两地的特征。在图中的区域1(春夏两季),平江的支出变动基本和上海一致,具有城市的变化特征。而在区域2(秋冬两季),平江的支出变化基本和宜君一致,可以说以平江为代表的小城镇具有城市和农村的双重特征。城市支出的顶峰一般在10月和2月到来,一个是商业中经常探讨的“金九银十”,另一个则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而宜君则不同,支出的到达顶峰是三月(各地不尽相同,取决于农业节气),因为三月份是春耕的重要节点,有大量的生产类支出,比如种子、化肥、农机、人力等。这个变化与收入的变化很类似,我们推断主要是由于“春耕经济”带动了整体的收入上升。因此对于具有农业生产需求的农村来说,在重点农业投入季节的金融服务就显得尤为重要,保证农业投入和收入的平衡、填补时间差、保证农民生活和紧急风险不会在这一时期影响家庭生活福祉将是普惠金融服务农村的重点之一。
农村支出结构区别于城市与小城镇
在三地的支出结构上,我们也发现了明显的城乡异质性。小城镇代表的平江和城市代表的上海在支出结构上非常类似,各部分支出的比例比较接近,比如接近的日常类支出和教育类支出。其中日常类支出的占比大约为三分之二,可以推断,城市和小城镇中的低收入人群的日常类支出占比大约为2/3。而以宜君为代表的农村地区,这一比例下降到了38%,而生产类支出占比上升到了28%,成为了占比第二大的支出来源。保障类支出由于宜君农业生产有大量的农业保险,所以出现了7%的占比,而上海主要是个人财产和人身保险,占比也接近5%。相比之下,平江的保险支出占比很低,这一现象值得注意。而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商业发达,其娱乐类支出占比是三地最大,达到了7%。
从支出结构的不同我们可以推断出金融服务的机遇所在。从个人信贷来说,对于城市和小城镇,投放的领域应该集中在日常消费领域,而对于农村地区则应该在注重日常消费信贷投放的同时,注重生产性信贷的投放。
农村地区支出波动大
三地支出波动的来源不尽相同
作为影响家庭财务状况的另一重要因素——支出,其是否也拥有同样的波动特征呢?Moduch 和Schneider(2017)指出花费的波谷和波峰以及接连不断的麻烦事广泛存在于美国的财务日记家庭中,这些事是引发了家庭紧张财务状况的重要推手之一。为了探索我国的中低收入家庭是否也存在如此的问题,我们统计了三地不同支出种类的情况如下表:
我们将三地各类支出的波动性质单独列出后发现,宜君依旧是三地中支出波动最大的地区,CV值达到了0.3,虽然相比收入波动的0.61(表3.3),支出的波动较低,但依旧是三地中最高的。宜君日常类支出的CV为0.23,低于总收入CV。考虑到日常类支出占宜君总支出的比例,我们可以推断,宜君支出波动的主要来源并不是日常类支出,而是占支出总比例第二的生产类支出。宜君生产类支出的CV高达1.01。再看平江,平江日常类支出的CV为0.37,为三地最高,也高于总支出的CV 0.28。因此考虑到平江日常类支出的高占比,我们可以推断,平江的主要支出波动来源是日常类支出。之所以出现总支出的CV低于日常类支出,并且低于基本全部细分类支出,是因为在记账月份中,各类支出出现了较好的相互平衡,在某一项花费较多时,其余的消费类别就会出现下降,从而形成了总量的相对平稳。上海的总支出CV为0.21,高于日常类支出的0.19。说明上海的支出波动来自于其他的类别。其中保障类支出、医疗类支出和娱乐类支出的CV为三地最高,而教育类支出的CV也高达0.75。所以我们推断上海的医疗、教育、文娱等开支是上海支出波动的主要来源。
不同年龄特征的家庭的支出结构差异明显
当我们探讨这个家庭年龄特征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户主(也就是财务日记采访的家里主要收入来源或者主要管账的人)的年龄。我们将各年龄段家庭的花费结构绘制于图3.19中,可以发现,保障类支出在30-39岁家庭中占比达到最高,然后在40-49岁家庭和50-59岁家庭保持稳定。我们线下了解到,在30-39岁家庭中,很多保险是为年纪还小的孩子买的。因此我们认为,30-39岁家庭的保险消费能力是最强的,尤其以人寿保险、年金险、教育险等为主。
购置类支出在20-60岁家庭中基本占比区别不大,但在老年人家庭中出现了急剧的下降。教育类支出在40-49岁家庭中占比达到了峰值,对应的正是还在上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在30-39岁家庭中也不低,对应的是孩子九年义务制教育中兴趣班、补习班等费用。日常类支出从20-29岁家庭到超过70岁家庭呈现了逐级递减的趋势。生产类支出在60-69岁家庭中达到峰值,考虑到生产类支出主要集中在农资采购方面,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样本中,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人群已经是年过花甲的中老年人。医疗类支出从20-29岁家庭到超过70岁家庭呈现占比逐级递增的趋势,尤其是在超过60之后增加比较明显。这也与我们线下访谈中了解到的有很强的一致性。
老年人家庭的医疗开支问题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尤其是独居老人。如何将利用普惠金融生态系统使金融服务取信于老人、造福于老人也是未来普惠金融发展需要重点考虑的地方。
三地医疗和教育负担时间特征有区别,
城市有孩家庭教育压力大
住房、医疗和教育被大家普遍认为是现在中国人财务压力的主要来源,它们正在抑制中国人的其他消费。由于我们财务日记样本中的家庭大多都有自己的住房,所以我们更加关注教育和医疗。从图3.20可以看出三地在10月-11月出现了一个医疗类支出激增的情况,尤其是上海非常明显。据此我们推断,10-11月,正是对应入秋气温骤降的日期,是医疗类支出触顶的时间,尤其需要关注这个时间段的家庭财务状况,以应对非预期的医疗开支。在冬季1-2月,也有一个小增长,但是并无10-11月显著。
从教育类支出来看,上海主要存在四个时间点,分别是暑假、第一学期开学、年底和寒假合并第二学期开学。暑假主要是孩子托育和兴趣班的花费,这个在上海的增长非常明显,而在平江和宜君不够明显。同理寒假也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虽然宜君和平江都有上升,但是考虑到第二学期开学也集中在二月,学费也是一笔可观支出。据此我们推断,大城市的中低收入家庭寒暑假期孩子的托育和兴趣班费用成为一年中教育支出触顶的原因,这一现象在小城镇和农村并不明显。另一个高点出现在9月份,是第一个学期的开学时间,三地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上升,以平江和上海最为显著。在年底,上海的教育费用也出现了另一个高点,具体原因还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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