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军盗卖油料和车辆的贪腐行为

旧中国是个贫油国，汽油主要靠进口，每升价格高达0.4-0.7元，而当时一个普通职员的工资，也不过是8-14元。也就是说辛辛苦苦干一个月，其实还不够加一箱油的。高昂的油价让外国洋商赚得盆满钵满，而国内代理的买办也是跟着吃得脑满肠肥，对开发本国油田自然毫不积极。

而这种短视的买办做法，在中日全面开战之后就有了极大的恶果。当时中国得到开发的油田，只有甘肃玉门、新疆独山子，陕西延长三处油矿。据史料记载：1939年玉门油田生产原油418.85吨，当年炼制出汽油11.6吨，煤油13吨，柴油23.5吨。每吨原油提炼汽油0.277吨。直到1940年，随着钻井数量的增加，原油产量才上升到1346.756吨，炼制汽油211吨，煤油100吨，柴油193吨。

而从需求来说，这点油料自然是远远不够的，只能千方百计省着用。当时这有限的油料除了少部分自用之外，其余的全部由国府军政部收购，运往全国各地的抗日战场。而为了让这些来之不易的油品，能够在战场上产生更大的激励作用，还刻意把炼制出来的汽油染成了红色，用汽油象征着战士的鲜血，以显示其珍贵和难得。

一、司机贪腐盗卖油料

可是由于当时的汽油价格很贵，而国军内部又贪腐横行，就有些人就上下勾结，盗卖军用汽油牟取暴利。比如在1941年12月13日下午，江西省泰和县公路运输站的两个司机，一个叫李贱根，一个叫易经江，他们两人就打起了油料的主意。

他俩开着运输站的一辆卡车出门时，就在中途从油箱里偷出5加仑汽油，然后把这些汽油寄存到一家染布店里，准备过些日子偷偷卖掉。不巧的是，他们寄存汽油时粗心大意，被江西省警察总队第三大队第七中队的一个巡逻警察发现了。他们被当场抓捕而且人赃俱获，立即被警局收押。

非常时期偷盗油料，自然是要被严办的。当时上峰批示道：“李贱根等身为公务人员，竟敢盗卖汽油，殊属不法，决遵照国防最高委员会最近核定公务人员盗卖军用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第二条第三款，严办！”而根据1940年12月修订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有左列行为之一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一、克扣军饷者，二、建筑军工或购办军用品从中舞弊者，三、盗卖军用品者。”根据当时的处罚条例，两个人因为倒卖军用品的罪行，被判处了死刑。区区五加仑汽油，就害了两条卿卿性命。

但是实际上，这只是国府杀鸡给猴看，“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惯用手法。这两个司机没有后台，却敢染指盗窃汽油这样的军用物资，那就纯属找死了。而达官贵人们做事手法自然隐秘得多，事后处理也聪明得多。

二、军需官放火后倒卖汽油

比如在“西安事变”时，为了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让步，国府就组织起了“讨逆军”前去镇压，而在讨伐部队里面，就出动了当时宝贵的战车教导营。不过呢，这“讨逆军总司令”何应钦是个外行，他听任战车教导营的官兵肆意领取油料，结果当时出动的时候，每个连竟然都能领到上千桶汽油。

要知道那时候的每桶汽油可是有95升，这一个连平均有近10万升汽油可用，价值至少在5万大洋以上，可谓是前所未有的宽裕了——国府之“内战内行”、打内战从来不惜血本，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而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战车营长官彭克定先行返回了南京。战车营的大部分返回任务，就由营部军需官方俊三，副官室副官彭大钧以及第2连连长汪文彦等人负责。这几个人看着数万升的油料心生贪念，仗着自己是营长彭克定的族亲，便密谋在过江时烧掉几十桶汽油，制造失火假象来盗取汽油，制造了震动国府高层的下关码头失火事件。

而在事后，则由军需官方俊三向国府负责调查报告：由于意外失火，此次运输的大部分汽油和部分车材被焚烧殆尽。在此之后，这几人暗中将大批汽油在黑市上私自倒卖，从中牟取了暴利——从这操作手法上来看，前些年毛熊家的弹药库油料库经常失火，那真的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了。

不过呢，这几个人自己吃独食不说，还办事不周密，此事被战车教导营第1连连长郭恒建（浙江人）所发觉。没有得到好处的他在受人（此人不可查）指示后，愤然向国府调查团上告，检举了营长彭克定伙同族亲的贪污行为。

自己最宝贵的战车教导营居然出了这样的丑闻，老蒋自然是暴怒，他亲自指示杜聿明和何应钦“务必严惩要犯”。最终在1937年1月30日，何应钦下令将营长彭克定以贪污腐化为名送到陆军军法处禁闭，并撤职查办，其同伙也受到了军法的严惩。

三、高官盗卖油料物资

不过这只是因为底层人员分赃不匀，而暴露出来的一些特例而已。至于国军的那些高级官员干起这种事来，那就是肆无忌惮、百无禁忌了。比如那著名的四大害“水旱蝗汤”之汤恩伯，就在军中明目张胆的盗卖汽油、备件、粮食等军用物资。

当时的民国著名学者吴国桢，曾经亲眼目睹了汤恩伯部吃空饷，盗卖军用汽油等行为。而由于长官庇护，上行下效之下，其军中各种投机倒把行为也十分猖獗。而且他们不仅自己盗卖，还经常和隔壁西北王胡宗南部沆瀣一气，相互倒卖军事物资，甚至形成了产业链。这样的部队能有战斗力，那就真的是奇了怪了。

而到了抗战胜利接受的时候，各大员更是“五子登科”，从中赚得盆满钵满。1946年7月，联勤总部报告各地接收日伪车辆情形时，在接收的28501辆各式汽车中，报废的废车即达七千八百余辆，占比达到了27.4%！当时老蒋震怒，要求手下特务彻查此事。

到了1946年9月21日，由郑介民呈报调查结果，查出舞弊有据者计六十七案。而在这之中，舞弊情节较重者，就有计十一案：

（1）辎汽二团接收汽车一千六百辆，将零件拆卸盗卖，新车卖与商人者甚多。
（2）前六路军司令郝鹏举盗卖一千余辆。
（3）海州接管委员会盗卖二百八十辆。
（4）广东军政部特派员莫与硕出租接收车八十辆营业。
（5）粤桂南区副指挥朱晖日出租十余辆行走玉林、柳州线营利。
（6）湖南公路总局第二处长沈可达拆卸能行走之车辆机件轮胎盗卖，得款五亿八千余万元。
（7）军政部琼州派遣组。（一）私自出租车辆六百余辆。（二）接收新胎二万余个，收购旧胎顶替。现数仅九千余个。
（8）军政部广州湾接收组，拆卖轮胎零件，并与各公司合股营业牟利。
（9）河北经济部接收华北电业公司办事处，盗卖零件。
（10）第二十一师师长郭惠苍盗卖轮胎及隐报车辆。
（11）辎汽二十三团隐报及盗卖车辆。

要知道，这还是盗卖有数的车辆和轮胎，至于作为消耗品的油料，那更是压根没有个准数，想怎么卖怎么卖了。看看这些有后台官员明目张胆的盗卖，再想想当年因为五加仑汽油丢了性命的两个小司机，真的是让人莫名感慨啊。

四、盗卖行为严重影响了战斗力。

这样自上而下的盗卖行为，自然严重影响蒋系国军的战斗力。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之后，由于这种种的贪腐和盗卖行为，当时蒋军的车辆和油料供应，就已经捉襟见肘了。就连老蒋爱将张灵甫的整编74师，按照编制想要装备24辆美制十轮大卡车，居然千方百计都配不齐，最后只能以14辆卡车、8辆特种车、1辆摩托车充数。

而为争夺东北这个战略要点，老蒋把编制和装备齐全的炮7团和炮12团调往了东北，企图靠着6英寸重炮的威力，赢得对我东北野战军的火力优势。当时的炮7团是全骡马化的，装备有36门日式大正4年式150毫米榴弹炮，炮12团则是更为先进的摩托化，装备着36门美制155毫米榴弹炮。

但是这样的精锐部队到达东北后，却没有发挥应有的战斗力。蒋军高层都忙着“劫收”，各级军官则上行下效，纷纷忙着倒卖汽油和备件。更有甚者，他们还挪用炮12团的牵引汽车和炮7团的挽马，去搞运输和走私谋利。最后的结果，就是这72门重炮因为缺乏牵引车、汽油、骡马等千奇百怪的理由，长期都动弹不得，只能日复一日地蹲在沈阳城里晒太阳。

而与此同时，我军的炮兵则不断发展壮大。到了辽沈战役前夜，东北地区国共双方炮兵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我军都以压倒性优势胜出。在义县攻坚战中，蒋军只有8门山炮守城，而我军却有4个炮兵团的强大火力。在锦州攻坚战中，我军更是出动了炮兵主力，参战的5个纵队炮兵团及炮纵主力共有各型火炮591门，对蒋军形成了绝对的炮火优势。

哪怕是到了最后，在双方生死攸关的决战当口，蒋军高官居然还在中饱私囊，他们调走了炮12团的大部分牵引汽车，用于把彰武“缴获”的大批粮食运回沈阳，以在黑市上倒卖捞钱。结果到了廖耀湘第9兵团出辽西时，因为重炮团的挽马、汽车和汽油严重不足，最后廖长官只能弃炮7团不用，只带着炮12团1个半营，共计18门美式155毫米榴弹炮出动，也就此踏上不归路。

综上所述，这蒋军最终失败，绝不是一城一地甚至一两次战役的胜败，而是骨子里的千疮百孔。这自上而下的贪腐都烂到根了，又焉能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