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前，我因抑郁复发，住进了某医院的心身病房，前后有大半个月。 住院有大把空闲时间，我一边治疗一边写日记。 出院时，不仅收获了病友的友谊，还多了洋洋洒洒数万字的日记。这之后，日记连带住院的种种经历，都被我尘封了起来，再也没有打开过。

出院后，我做心理咨询、自学心理学知识，在网上认识了一些和我有相似经历的患者，通过交流来自助互助。这样的生活让我的状态渐渐好了起来。今年有次出门游玩，在地铁里见到有人背着“某某精卫中心出院纪念”的布袋子，脑海中那些关于住院的记忆一下子被激发出来。

后来才知道这个袋子在网上卖得挺火， 买的人大概只是觉得很有个性，真正住过院的人看到了心里却五味杂陈。回去后，我产生了重新整理日记并分享的想法，将其中过于个人化的见解删去，只留下我认为具有普遍性的部分。

本文主要记录住院期间几位病友的故事，以及一些住院观察，未来有机会也将分享我对抑郁症的社会思考，对治疗方式的看法，我对患病原因的个人剖析……只是作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一家之见，如能给大家带来些许启发和思考，不胜幸甚。

初入心身病房

心身病房是心理卫生科所属的单独住院区，在和医院一条马路之隔的僻静巷内。这里收治的大多是患有抑郁、焦虑、躯体化障碍等精神疾病的患者。第一天入院，我提着行李，开导航，找到挂着“XX医院心身病房”牌子的独栋小楼时，反应了好一会儿，才想到，这里是俗称的“精神病院”。 将“精神病院”改名为“心身病房”，未尝不是一种人文关怀和社会进步。在保护患者自尊的同时，也可以让人觉得，这是由“心”引起的“身”体躯体障碍，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综合性身心问题。

入院前，我十分忐忑不安，充满了各种先入为主的想法，满脑子都是法国哲学家福柯笔下的疯人院、全景式监狱，想象中有铁窗禁闭、大呼小叫的病人、一脸凝重的医生，进来之后，观感却完全不同。

这家医院的心身病房是开放病区，我在这里没有看到神志不清、丧失理智的人，即所谓的“神经病”、“疯子”，病人看上去和别处的没有什么两样——几乎所有的住院病人，都是一副病恹恹、闷闷不乐的样子，有谁生病时会有一副好模样呢？况且，心身病房的人身上没有手术留下的疤痕，没有纱布绷带，也没有疼痛哀嚎，他们穿着自己的衣服而不是医院的病号服，看上去反而不像通常见到的住院病人。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寻常，这里的病人似乎更缺乏活力，一部分人明显行动迟缓、眼神凝滞，这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典型抑郁症状，抑郁让人失去生机。

另外，住院期间，许多病友都给我留下了温柔谦逊、彬彬有礼的良好印象，感觉要比外面的人好相处得多。不少人处事小心翼翼，“对不起”、“麻烦了”总挂在嘴边，生怕集体生活中自己的行为给旁人带来不便。我想这或许正是他们患病的一种原因， 凡事过度在意和迎合他人的看法感受，忽视了对自我的关爱，久而久之形成了心理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心身病房的医护人员普遍态度和气。尤其是在这里值班的几位常驻护士，对待病人总是轻言细语、笑意盈盈。我猜想，这里的护士可能受过专门的叮嘱或培训，她们知道，自己照看的是一些正处于情绪敏感和脆弱期的人，因而， 营造轻松愉悦的氛围，时刻给予病人关爱和体贴，有助于后者的最终康复。

在门诊看病时，我便听医生说，精神科病房如今是医院的“紧俏”病房，床位常年满员，许多人排队等着住院。办住院手续时，发现果然是出去一个、补进一个，只有一个三人间有刚空出来的床位等着我。 于是提起行李搬进去，这里已经住进一对夫妇，妻子是病人，丈夫当陪护。在我之后几天，又住进来一个女病人，这下就满员了。

上午八点，医院正式上班后，医生开始巡查病房，一般会由一位教授级别的医生带队，后面跟着几个资历浅一点的医生和实习医生，不知为什么，这总让我想医疗剧中，每日例行院长巡视那煞有介事、阵仗浩大的有趣场景。教授巡视前，护士会督促病人将走廊上晾晒的衣服收回，将自己的个人物品整齐归位。

过一会儿，一些白大褂如风一般由门而入，白大褂下边许多的脚，穿着各式各样的鞋，男女皮鞋、运动鞋、厚底鞋，一下就把我的床给围住了，口罩上方探出的一双双眼睛齐盯着我看，犹如观察一个研究对象。

负责我的一位年轻医生向教授医生介绍我的病情，他拿着笔记照着念，态度紧张，犹如学生向老师作汇报。教授医生开始询问我目前的情绪状态和服药反应，不时地对着底下的年轻医生传授一些经验知识，后者皆恭恭敬敬地聆听。

住院病人的生活是非常有规律的，我的生物钟比在家时提前大约两个小时，每天大概五六点钟起床，早饭后会有护士送药，装在薄薄的透明小袋中。午饭、晚饭之后和睡前，还会各送一次药，九点钟基本所有的病房都已熄灯睡觉。

我天性喜静，我原本想着是否有合适的单人或双人间， 此时只好安慰自己，和别人相处，好歹有个说话的伴儿嘛，而且正好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别的病人，既然已经来到了精神科病房，又怎能错过大好机会，去观察形形色色的心理疾病患者呢？

两个农妇

和我住同一间病房的两位病友，都是五十岁上下的农村妇女。

我对床的桂香（化名），从边远农村辗转求医而来。夫妻两人以种玉米和黄豆为生，他们的田地在山坡上，家里养着耕牛。我这个久在城市的人只看过拖拉机耕地，只知道新闻里的“现代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殊不知，牛耕仍是一些山区农村的主要耕地方式，坡度陡的地方，拖拉机容易翻跟斗。真是要感叹自己一句“孤陋寡闻”！两人每天四点起床喂牛，开始一天的劳作，农闲时就去钓鱼、打麻将，言谈之间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很是满意。

让我有些惊讶的是，桂香夫妇在四十岁不到的时候就当上了爷爷奶奶，我的家庭两代人的时间跨度，他们已历经了三代。大儿子和他们一样，二十岁之前就结了婚，夫妻俩对此一度有些不满，认为儿子在重复自己的老路。然而，小儿子今年不过二十四岁，整天在外奔波，完全没有结婚的念头，这又让老两口很是犯愁。

桂香夫妇对我这个终日抱着电脑的城里“小闺女”（他们对我的称呼）感到好奇，夫妻俩说话声音一高，就相互提醒着小声点，不要打扰我工作。我常常感慨于他们的简单淳朴。他们请我以后有空去家里做客，让我拿一些自家园子里种的苞米带走，桂香和我说，地里种的、用来卖的苞米全是打了药的，虽然长得大，口味却比不上自家园子纯天然无污染的苞米。

另一位农妇宗华（化名）来自附近郊县的农村，一年大部分时间在城里的餐馆打工。她也有两个儿子，是双胞胎，年近三十，听她说大儿子在北京做程序员，收入不错，每月工资两万多，年底有五六万的奖金，加班一小时15元，有时加班到凌晨三四点。大儿子不指望在北京买房，也没找对象，想着赚些钱后再回老家城市定居。小儿子在某省会城市一个比较清闲的单位上班，和对象已同居几年，却不急着结婚要孩子，这让想抱孙子的宗华也很是犯愁。

宗华和桂香都是农民，她们一见面很快就交流起有关种地的事情。

说到她俩的病情，两人症状差不多， 都是家庭琐事加更年期内分泌失调引发的焦虑伴有抑郁，刚来的时候都有明显的躯体障碍，头晕心慌、身体忽冷忽热。在家时已有好几个月躺在床上，无法做饭和干活。先开始好转的是桂香，她那活泼爽朗的天性渐渐显露出来。她脸庞宽阔，眼大嘴大，笑起来整个走廊都听得到。用桂香自己的话说，她是个“嗷嗷叫特有劲儿”的一个人，同村人谁也想不到她会得这个病。

与桂香相反，宗华却是个极其敏感多疑的人，经常絮絮叨叨、自言自语。窄小和皱缩的脸如一枚干枯的枣，眉头永远紧锁，好像在忍受某种莫名却巨大的苦痛。她疑心病极重，一会儿怀疑丈夫和村里小媳妇有染，一会儿又怀疑自己得了新冠，如此种种，结果把自己弄出了心病。在这许多的煎熬下，她把自己奉献给了上帝，每晚在那已经本土化的、悲苦兮兮的圣乐中入睡，终于寻得了安慰和寄托。

从桂香和宗华身上，我惊讶于， 焦虑、抑郁这些精神疾病其实并不挑人，同样的病情竟可以发生在性格截然相反的人身上。

出院后一段时间，桂香还经常联系我。她和我用微信视频，给我看农村一排排整齐簇新的砖瓦房，家门口的柏油马路和花花草草，屋里砖头砌成的大锅灶台，锅里刚蒸好的热腾腾的馒头。她和我说，准备办一个慢性病医保，这样以后看病能多报销一些，后来我们的联系渐渐少了。 时间过去了这么久，也不知道 她和宗华 现在怎么样了？

还有两位满头银丝的老年人，据护士说，这样的老人往往是感到身体不适，在做了所有检查后也查不出什么毛病，被有经验的大夫转至精神科。

我想到我的一位老年亲戚，连续做了两场手术，身体也没有好起来后，产生受迫害妄想，怀疑周围人给自己下毒，拒绝与家人同吃同住，最后独自一人搬进了养老院。 据他的家人讲，老人从小丧母、无人关爱，形成了敏感偏执的性格，也许很早就伏下了隐患。如今他足不出养老院，家里人怕他犯疑心病，也几乎不敢前去探视。对于家庭来说，他变成了缺失的一员，再也无法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老人一生要强，绝不认为自己精神上出了问题，更妄提去看病和治疗。

经过几天住院，我对我们这一层的病人多了一些了解。 这些男女中有公务员、科研人员、企业上班族、个体户、农民、退休职工，年龄从20多岁到80岁都有。 现代人对于抑郁症可 以 说愈发重视，心理疾病不再是羞于启齿的秘密。 不过我们社会关注的重点对象多为学生、中青年等压力较大的人群。 在网上，人们无比热烈地讨论着鸡娃、社畜打工人、内卷、原生家庭、精神内耗等时兴词汇……

可是，以上几乎都是年轻人的话语场，中老年人似乎“失语”了。 许多老年人受制于自身认识水平的局限，不知道或不愿承认自己患上了精神疾病，心理医生的咨询室更是鲜少出现他们的身影。 而且，老年人的抑郁往往与身体病痛交缠在一起，不易辨认。 伴随着人的衰老、病痛、孤独和死亡临近，抑郁也会像乌云一般飘然而至。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在关心明天的自己。

爱用头撞墙的少年

桂香出院之后，补进来的患者是一位少年。回首在医院的日子，最不忍想起的便是他。

先走进来的是他的姥姥，瘦瘦小小，佝偻着背。后面跟着浓眉大眼的年轻人，穿着帅气的深蓝色西服，提着大包小包，约两米高的小巨人，几乎是顶着门框进来的。姥姥进来后便很快卧床休息，我只当是老人来住院，一问才知，住院的竟是那看上去十分活泼健康的17岁少年。

那少年是个自来熟，一进来就亲切地喊我“小姐姐”，和我聊些他喜欢的网络音乐和游戏。可惜我这个三十好几的“小姐姐”，对他这个年龄段人喜好的事物实在不够了解，没说上几句话，他便觉得索然无味，一个人打起了游戏。护士进来后，两人久违一般热切地聊起来。我才知这少年是个“二进宫”。

我只当他是个常见的患了抑郁症的中学生。事情的转折发生在他入院后的当天中午。他正在走廊上，毫无征兆地突然抱着脑袋哀嚎，紧接着身体打了个趔趄失去平衡，后背直直摔在地上。他在地上扭动，十个脚趾头都在痉挛。过了一会儿疼痛仍然难以忍受，他将头对着墙，一下又一下，不要命似的甩头撞击。“咚、咚、咚”的闷响惊动了许多病人，站在走廊上观察动静。

病友们赶紧找来护士，护士束手无策，又找来几个医生，几个人边劝边抬，好不容易将他挪到了病房里。大家都被惊动了， 只有少年的姥姥坐在房里，对走廊上发生的事情几乎无动于衷，表情悲切麻木。

原来这样的头疼病每天都要发作好几次，几年来，老人便是这样天天在家陪着孙子，看他翻滚撞墙，心痛又无力。她瘦削而衰迈的身体怎么抬得动两米高的巨人呢？少年住院期间，每每头疼发作，便无法躺在床上，只能平躺在地上缓解，或是以头撞墙，令一墙之隔另一房间的病人听得心惊胆颤，有时晚上也会发作，我常常睡着睡着便被咚咚的声音惊醒，几天之后我便申请换到了对面的病房。 少年在走廊上看到我，面色明显不悦，但什么也没有说，想来他应该早就习惯了别人对他的回避和惧怕了吧？

我和老人聊起少年的病情。老人说，孙子的巨型身材可能和垂体分泌激素过多有关。以我有限的医学知识，垂体分泌异常确实可能引起头痛，不是应该到神经科或内分泌科就诊，为何要来心理科？

老人又告诉我，少年的父亲在若干年前便抛下母子二人，至今也没露过面，头疼和焦虑等症状是在父亲离去后出现的；母亲远在国外打工，因为疫情阻隔只能由老人在国内陪着孙子到处跑医院。 她说起少年因无法忍受病痛已数次寻死，而她已年老体衰，不知还能再陪几年，许多病人听后皆动容。

我无法想象，如果多年来日复一日的头痛欲裂降临到我身上，我还能坚持多久？

大概因为长年病痛折磨，少年养成了任性和暴躁的性格。住院有两种餐食可选，一种美名其曰“营养膳食”，饭多菜少，又贵又不好吃，还有一种盒饭，荤素搭配，美味可口，价格还便宜得多。病人们几乎都订第二种盒饭。少年却偏偏认定“价高必定物美”，一日三餐，餐餐必订两大份“营养膳食”。

老人眼馋我的盒饭，好几次小声地向孙子提议换订，都被他不耐烦地挡了回去。“营养膳食”每份五六两米饭，每天三份，老人根本吃不完，大部分只能扔掉。孙子完全不为所动，浪费就浪费，每餐照订不误。

我有些心疼他的母亲，那是个身材矮小敦实的女人，经常从国外和少年视频通话，我从屏幕见过她的样子，坚强柔韧，总是笑着给祖孙俩打气。

他们在医院没待多久，由于其他病人不满他用头撞墙的“扰民”声音，医院只能让少年提前出院，转往门诊治疗。 时间过去了这么久，不知他的头痛病缓解了没有？最近疫情缓和，少年的母亲可以回国探亲，一家人该团圆了吧。

被看见的少数与看不见的大多数

尽管有专业人士的发声和媒体孜孜不倦的科普，时至今日，我依然觉得我们社会对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存在的种种偏见， 除了污名化，还有精英化、浪漫化等倾向。比如，一位工作上的前辈在得知我有抑郁症后，回顾了自己认识的抑郁症朋友，得出结论“抑郁症一般是比较优秀和聪明的人得的病”。我自己在求学时代，由于热爱文学，在研究了许多作家和诗人的性格特质，也常常认为忧郁是一种“文人病”“天才病”。

可是，如果我们把视野从自身抽离，看得更广阔一些，就会发现，和其他身体疾病一样，抑郁其实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疾病，阶层、职业、收入状况、教育程度，甚至是人格、个性，都和是否罹患抑郁症没有必然的关系。不过，抑郁症也确实有自己的偏好对象，许多国内外权威的科学研究和调查都显示，弱势群体才是罹患抑郁症的“主力军”。 比如桂香和宗华所属的人群，农民、女性，其实都是抑郁症高发人群。

最近几年的新冠大流行，以及次生的经济压力，又给抑郁、焦虑等精神问题增加了新的时代特征。我自己在抑郁发作难以忍受时，有时会拨各地心理热线助，一个很直观的印象是， 相比从前，疫情这几年来的热线电话越来越难打进了，总是提示有多人在排队，询问在心理热线工作的朋友，看来这不是错觉。 隔离、丧亲、经济窘迫、生活不确定性，给人们的心理健康带来了严重冲击。

我看见太多辗转求医只为一线希望的病人和家属。他们来自全国各地，风尘仆仆、面带倦容，和我在别的科室门诊见到的病人没有什么两样，就是中国最常见的普通老百姓 。

希望人们除了关心大城市的中产、白领抑郁人群，也关心偏远地区的人，关心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群体；除了关心清华北大完美主义的抑郁症学生，也关心普通的本科大专院校学生，关心高校贫困生的心理健康；除了关心青少年这些“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也关心行至暮年、形影相吊的老人……

我常感谢一些名人、公众人士勇敢公开自身罹患抑郁症的经历，带动了社会对精神疾病的关注。 但无论任何圈子，无论是网络还是实际生活中，拥有话语权的永远是少数人 ，精神疾病这个领域更是如此。

我盼望着，社会可以借由关注“名人抑郁症”、“精英抑郁症”，关注更多普通人的抑郁症。

封面图源：Pixab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