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是经过两千多年的开挖和维护的工程奇迹，它的贯通促进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运河的水带来了南北贯通，东西连接，两岸许多城镇、乡村因河而生，因河而盛。南端的杭州被誉为“古运河南端的水城”，北方的北京被誉为“大运河飘来的古都”，中间的济宁被誉为“因河而盛的运河之都”等。运河孕育催生了一座座历史名城，它缠裹着一条经济繁荣带，在中国东部地区形成了一个南北纵向的的强劲辐射域。地处南运河地段的泊头市，千百年来的历史进程演变中，它的兴起、繁盛、发展，与大运河是休戚相关的。

泊头运河商埠的形成

隋炀帝杨广在完成通济渠、山阴渎两工程后，又决定在黄河南北开挖一条运河，目的是便利漕运，北征高丽。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朝廷“暮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

泊头市区处在华北大平原腹心地域，这一带适宜人们居住和经商。由于永济渠馆陶至沧州（长芦）段，大部分利用了汉代屯氏河和大河沽渎开挖疏通而成，而此前自然形成的沽渎河道，因多次受到黄河泛滥的冲击，大都弯弯曲曲，蜿蜒迂回。尤其是泊头南行七华里处，有一个长达三华里左右的由东南向西北转向的天然大弯。古诗中“七里弯头南运断”就指此处。紧接着，今天小何庄村至今南三里村又有一个长2公里的大弯，南三里村往北至大王庙村又有两个迂回处。运河进入泊头市区，至少有十二道弯。这些弯曲的河道，使行驶的船舶到此自然就会慢了下来。河道里即能避风躲浪，又能歇脚休息，适宜船只停橹靠岸停泊。泊头，一个停舟泊船的码头，日久天长自然就形成了，而且一步一步走向壮大。

大运河开通后，很长一段时期，仅限于一条供皇家朝廷专用的后勤补给线，老百姓称之为“贡河”。运河对我国经济真正产生作用，始于宋末，盛于明清。宋末以后，社会生产力大大地提高，农业开始自给有余，以纺织业为主的手工业向小规模作坊发展。商品生产也有所发展，对运输的要求与日俱增。同时，随着北方农业的发展，朝廷对江南粮食的仰给程度降低，统治者开始允许客商船航行，许官船（漕船）捎带一定比例的土产沿途交易，其比例逐年增大，并免税赋，整个运河慢慢变成了促进商品流通的大动脉。一方面，漕粮的逐年大增，促进了商埠的形成。元朝定都大都以后，满城官兵、百姓的粮食消耗量极大，每年需调入外粮700多万石。到明永乐年间，河运量大增。永乐十三年（1415年）明成祖朱棣命平江伯陈蠧于湖广江西造平底浅船3000艘，自是漕运直达通州，而海陆运废。永乐十五年（1417年）漕运至北京的粮食达500万石以上。宣德七年（1432年），水运漕粮最高达674余万石。明代“运船之数永乐至景泰大小无定，为数至多。天顺以后定船万一千七百七十，官军12万人”。每船运米约500石。

成化八年（1472年），漕粮运量“始定四百万石，自后以为常”。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以后，黄河屡决，运道受阻，但年运量还保持在200万石以上。清代漕运承袭明制。顺治二年（1645年）“户部奏定每岁额征漕粮400万石”。清初，运河漕运基本上保持每年400万石水平。试想，每年都有几百万石的粮食在泊头经过，河道帆樯如林，河岸上，自然货堆如山，有的货物和粮食还要在此转卸各州、府、县。“官船和客舫，日日此经过”。停船歇息的，喝水用餐的，打尖住宿的，购买日常必备品的，此间的商贸活动自然就兴旺起来。

另一方面是朝廷漕运政策的放宽。漕船本来是运粮食的，明政府因悯其运军、役夫之苦，准其携带一定数量的土产货物沿途交易，以博微利，并逐步放宽所带货物的各种限制。到清代，“凡漕船载米，毋过五百石，永著为例，旋准各船头舵工带土产三石，水手每船带二十石”。嘉庆四年，规定每船最多可带二十四石。各省漕运，除官船外，还雇佣大量的民船，这些漕船“到水次，即有牙侩关税，引载客货，又于城市辐辏之处，逗留迟延，冀多揽货以博微利”。同时，粮船还“藉免国课”。这样以来，不但官船民船并行，而且各船只携带土货特产，大大超过官方规定。船工舵头，在辐辏之地，又逗留，又迟延，进行互换交易。泊头已是人员集中，商品辐辏之地。来来往往中携带货物，使南北物资大交流，促进了运河沿岸城镇形成和发展。

再者就是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特色产品的繁荣。

泊头区域，历史上“背负瀛海，前抢广川，地势平衍”，河渠纵横。由于黄河、漳河、滹沱河的长期冲积，造就了这块土地深厚的地层，河流沉积物构成了沃土的母质，自古勤劳的人们种植稼穑，农业生产相对发达。“凡东吴之杭稻，楚蜀之糟谷，河间交河之近河者或播植焉。”境内除谷、麦、黍、玉米、荞麦、豆类、薯类以外，还有种植稻米、糟谷者。尤其是经济作物棉花、花生、芝麻，蓖麻、向日葵等多有栽种，蔬菜、瓜果类更不必说。农业的繁荣，粮食、果瓜、菜蔬的丰收，不仅促进了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而且若运销在外，必沿运河航行。特色产品鸭梨的种植和外销，使果品突破了自然经济的局限，进入商城领域，成为社会交换产品，有利的交通条件和商业经济环境，促使泊头商业都会的形成。泊头鸭梨早在东晋时代就有一定种植规模，隋唐时期，梨树种植已较为普遍，更广泛的种植在明代。宣德年间，交河知县林俊颁令民家务种梨枣。天顺年间的《后天下一统志》称：“梨又称香梨，交河县出。”说明当时已为国内名产，人们用大车和木船把成千上万的梨品运到当时京城出售，以至于出现了《河间府志》所讲述的“都人称贵”的情况。以清代漕船附带运销而论，清代规定每船可附带土特产60石到50石，在沿河交易，空载南返可全数贩运土产，漕船来到泊头码头装上部分梨品北运天津，南返时可全部载梨达苏浙。从《交河县志料》（1931年）记载来看，当时中国东部沿铁路干线的城市都成为泊头鸭梨的销售中心，北到天津、北京，南到济南、上海，甚至广州都有销售泊头梨的商号，而且还进入了国际市场。据统计，19世纪仅由运河运至天津的干鲜果品就价值白银180万两，其中大部分是鸭梨。所以说，商品经济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梨果贸易的迅速扩大，农业经济带动了商贸都市的繁盛和壮大，促进了和加快泊头商埠的发展。

来源：陈金升《运河泊头史话》

编审：石增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