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8日晚，灯火通明的人民大会堂内，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正在为西萨摩亚国家元首马列托亚·塔努马菲利第二殿下举行答谢宴会。

宴会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突然一阵急促的铃声响起。华国锋接起电话后，脸上原本洋溢的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担忧和焦虑。挂断电话后，他匆匆告别外宾，离开了宴会厅，赶往中南海。

电话是中南海打来的，对方告诉华国锋，毛主席的病情突然恶化，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让他赶快过来。

华国锋赶回中南海后，径直去了毛主席的住处“202”。他心心念念希望能见到毛主席最后一面，但当他走进毛主席的卧室时，却错过了这个机会。

1976年9月9日凌晨0点10分，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心脏停止跳动。

看着心电图上只有一条直线，华国锋悲痛不已。尽管内心痛苦至极，但他不能过分表露出来，因为还有许多大事等待他去处理。

华国锋带领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默哀鞠躬致敬毛泽东同志的遗体后，强忍巨大的悲伤，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他提出了三个问题：

一是商议如何举行毛主席的追悼会；

二是毛主席的遗体如何处理；

三是是否邀请外国代表团亲自前来北京吊唁。

与会者在这三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同意从9月9日上午8时起，全军立即进入一级紧急战备状态；同意成立治丧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毛主席追悼会，并在全国设立分会场同时悼念；同意不邀请外国领导人和代表团前来北京吊唁。

然而，在是否保存毛泽东同志遗体的问题上，与会的同志们产生了强烈分歧。

一部分同志主张将主席遗体火化，他们的理由是：1956年，毛泽东同志亲自签署了《关于死后遗体火化的指示》。从那时起，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去世时都采取了火化的方式，除了破例同意许世友土葬。

其实，早在1963年，毛主席就和护士长吴旭君聊起了死后的事情，他提到：

“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如果没有人死去，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这是物质的新陈代谢。我在世时吃鱼很多，我死了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告诉鱼儿，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好为人民服务。这叫物质不灭。”

因此，有一些同志认为，应该按照主席的遗愿将他的遗体火化，这也符合之前中央定下的政策。然而，很多政治局领导同志对“火化”方案表示反对。

无论如何，毛主席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受到人民群众的深深尊敬，他的遗体自然应该永久保留下来，供后人瞻仰、怀念。

后来，在华国锋主持召开的紧急政治局会议上，出于政治需要和社会影响的考虑，会议最终决定将毛主席的遗体永久保存下来。

因此，在9月9日凌晨毛泽东逝世4个小时后，卫生部部长刘湘屏、中国医学科学院专家杨纯、徐静被紧急召集执行保存遗体的任务。

徐静与医科院解剖教研室副主任张炳常、形态教研室副主任陈克铨组成了一个三人工作小组，对遗体进行了初步的应急防腐处理，并为毛泽东的遗容做了细致的整理，以展现他生前的风采。

9月11日晚，陈长江组织8名警卫员使用担架将毛泽东的遗体从中南海搬运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的灵堂。在那里，毛主席的遗体将停放一周，接受各界人士的吊唁和瞻仰。9月12日，中央特派6人医学专家团前往越南，了解和学习胡志明遗体保藏的方法。

与此同时，为更好地保护毛主席的遗体，中央决定修建一个世界一流的水晶棺，供人们瞻仰毛主席的遗容。但是，在水晶棺做好之后，面临的问题是放在哪里。

中央做出了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并积极确定最终选址。为了确定纪念堂的位置，由“毛主席纪念堂设计组”主导，经过两个多月的考察和报告，最终选定天安门广场作为纪念堂的位置。

因为天安门广场从解放战争初期开始就被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视为人民最喜欢的地方。天安门广场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见证了五星红旗第一次在这里升起，也见证了许多重要的集会活动。

天安门广场对新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而且广场的西侧有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东侧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广场中央矗立着一个巨大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1977年8月20日，毛主席的遗体在4名卫士的护卫下，由中南海769室运送到纪念堂。当众人小心翼翼地将毛主席的遗体放入水晶棺时，他们发现主席的面容红润、慈祥庄重，就像是在棺材里睡着一般。

大家看到这一幕，不禁再次流下眼泪，那滴眼泪充满了对毛主席的思念和敬仰。

1977年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正式向公众开放。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民纷纷前来瞻仰和缅怀这位伟大的领袖。

毛主席去世对国家、人民以及整个国际社会来说，都是无法估量的损失。然而，尽管毛主席已经离世，但他为人民谋福祉、为国家创造未来的伟大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激励我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毛主席永远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