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自古以来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因其高低起伏、复杂多变的地貌历来是兵家易守难攻之要塞。
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因日寇攻陷南京,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向西南地区转移,蒋介石首先想到的便是贵州地区。
因此,在贵州的许多山区中,至今都保存有当年抗日战争时期留下的战时遗址,包括著名的遵义会议纪念馆、黔南深河桥抗战遗址、黔西南晴隆二十四道拐等。
其中,位于桐梓县娄山关镇的天门河水电厂正是在抗战时期修建,其建造之初是为了国民党政府的四十一军工厂提供生产能源,但是在此后的六十多年中,却不间断地为当地数十个乡村提供宝贵的电力。
作为贵州省的第一座水力发电厂,天门河水电厂无论是从修建之初的艰难险阻,还是修建过程的艰苦卓绝,以及使用后的命途多舛,都在默默无闻中书写了一段传奇历史。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座水电厂最开始的设计初衷,除了便于隐蔽之外,还作为当年被蒋介石囚禁的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的临时居所。
而当初负责天门河水电厂设计与建造的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陈祖东,却在文革时期自缢于圆明园。
由此可见,关于这座深藏于贵州地下的水电厂,有着太多传奇故事值得被诉说与铭记,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追随历史的脚步,重温天门河水电厂的前世今生。
建造之初的困难
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作为战争过程中的重点打击目标——国民党政府计划将国内的主要几个军工厂迁往西南腹地——贵州。
之所以选择贵州,一方面是因为其地理位置较云南、四川更加靠近前方战场,方便指挥与调度,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贵州省内山地纵横的复杂地形,有利于军工厂的隐蔽与生产。
于是蒋介石亲自带领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前往贵州现场勘查,最终选择了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的桐梓县,当然,被蒋介石一同带往贵州的,还有前文提到的西安事变的两位主角——张学良与杨虎城。
于是自1938年起,国民党的诸多兵工厂企业都被有序迁入了黔东南地区,其中就包括产能最靠前的石林兵工厂、江陵兵工厂以及沈阳兵工厂等。
就这样,本来只是一个贵州普通县城的桐梓县,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成为了整个国民党政府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核心。
自1938年开始,桐梓县不但人口激增了几万人,随着几个重要兵工厂的迁入,国民党政府决定将这些兵工厂进行合并,统称为四十一兵工厂。
四十一兵工厂作为国民党军政部的直属机构,肩负着为抗日前线提供军备武器的重要任务,然而对于当时的国内生产制造水平而言,虽然多家军工厂的机器设备都被运到了桐梓县,但是生产线高速运转所需要的能源问题,却迟迟得不到解决。
起初四十一兵工厂依靠柴油作为能源,还勉强可以每天生产七九式步枪200多支、轻机枪八九挺、子弹几千发,但尚不能满足前线的作战需求。
而随着日寇对于贵州周边运输线路的封锁,关键能源柴油往往半路上就要损失掉半数以上,这让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寻求更为有效的办法。
时任四十一兵工厂厂长的钟道昌提出,可以就地取材,依靠桐梓县娄山关镇附近的天门河建造一座水力发电厂。
这个想法在当时可谓是前卫而又大胆,一方面是放眼整个贵州省内,彼时都没有一座水力发电厂,因此在没有前车之鉴的情况下,建造难度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就是当时国内无论是水利专家还是机电设备都十分紧缺,更是缺少水力发电厂最为核心的电机。
可以毫不客气地讲,当时这个想要在桐梓县建水力发电厂的主意,可以说是一穷二白的天方夜谭。
但是形势所迫,因为彼时全国上下正全力投入抗日战争之中,没人知道这场战争会持续多久,更没人能预料战争的结果,不解决能源这一核心问题,前方战场迟早要功亏一篑。
最终,钟道昌与时任国民党兵工总署署长的俞大维共同决定,不但要建水电厂,而且要建一座利在千秋的水力发电厂。
但是两个核心问题还是摆在眼前,便是人才与设备,设备方面或许还可以慢慢筹备,建造水力发电厂的总指挥尚未确定人选。
毕竟彼时的华夏大地,正处于烽火燎原之际,仁人志士虽多,水利专家却少。
直到一个人挺身而出,此人便是前文提到的后来的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陈祖东。
建造过程中的一波三折
陈祖东,生于浙江湖州,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专业,此后在美国、欧洲等地考察与交流,直到1940年应聘天门河水电厂的总工程师。
事实上,彼时才28岁的陈祖东,正处于求学与钻研的关键上升期,其本人更是做好了赴美留学深造的准备。
毕竟其陈家已经出了陈国夫、陈立夫等国民党政府要员,陈祖东已经做好了向这两位堂兄看齐,并立志在水利工程上成为业界权威泰斗。
然而抗日战争不但打断了他原本的求学计划,更是在目睹了日寇在华夏大地的暴行后,令这位热血男儿燃起了投身报国的热忱。
于是不到三十岁的陈祖东,只身来到了贵州桐梓山区,肩负起了设计、修建天门河水电厂的重担。
于是经过半个月的实地勘查后,陈祖东提出了充分利用贵州山地的喀斯特地貌,将水电厂建造在地下溶洞之内的大胆想法。
很快,该方案被一致通过,陈祖东知道这既是四十一兵工厂对自己的信任,也是国家命运的关键决择。
于是在经过慎重考虑后,陈祖东又找来了自己过去在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同学与专家,共同着手天门河水电厂的初步设计工作。
与此同时,另一项艰巨的任务也在同步进行,便是水力发电厂的核心——发电机的运输。
因为当时世界范围内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多数国家都自顾不暇,而具备大功率发电机生产制造的国家更是屈指可数。
最终,凭借多方的努力与协调,国民党政府从美国通用公司购得了两台满足要求的大功率发电机,然而,如何将其运输回国却成为问题的关键。
首先,直接从美国空运至国内很不现实,一方面两台发电机质量跟体积都过大,整体运输过来需要多台飞机联动,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实现。
另一方面便是当时中国的领空正处于日军的严密监视与防守之下,很有可能出现半路被击落的可能。
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身为总负责人的陈祖东决定,先将两台发动机进行拆解,由二十多架运输机分散运输,之后经由印度转运,最后从驼峰航线进入贵州。
该方案前半程虽然较为繁琐,但是安全运输有所保障,最为关键的便是从印度阿萨姆邦经由喜马拉雅山脉进入中国的有死亡航线之称的“驼峰航线”。
这条驼峰航线作为整个二战时期中国与盟军最为主要的一条航空通道,因其需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因此不被日军所盯防部署。
也正因其十分危险的航行线路,导致有多架运输机在其上空失事,可谓是一条用无数生命支撑起的一条空中通道。
所幸的是,满载着两台发电机零件的二十架运输机都平安飞过驼峰航线,跨越半个地球终于将水电厂的“心脏”运至了贵州山区。
在此后将近四年的水电厂建造施工周期里,经历了难以计数的日军空袭,还好当初陈祖东的方案起到了作用,隐藏于溶洞之内的水电厂建造均幸免于难。
尽管如此,彼时各种资源都十分匮乏的生产现状,还是让整个天门河水电厂的建造过程滞后了不少,尤其是水泥这一重要原材料的短缺,导致主体工程推进十分迟缓。
还好在紧要关头,贵州当地参与工程建造的老百姓想到了用糯米以及黏土混合的方法,研制出了可以替代水泥的胶凝材料,为水电厂的建造补上了最后一环。
除此之外,整个长达四年的建造过程,得益于数千名本地民工的血汗与辛劳,要知道当时并没有现今的诸多工程机械,所有施工I都依靠人力,很难想象那是一段多么艰苦卓绝的岁月。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虽然历经千难万险,天门河水电厂还是在1944年成功建成,整个水电站可蓄水达到近50万立方米,可谓是当时的国内之最。
更为巧夺天工的是,从空中鸟瞰,整个水电站都隐藏在一处湖面之下,搭配上周边同时建造的几处楼台亭阁,堪称黔东南的小西湖。
这便是后来在张学良个人回忆录中多次提及的虽处黔东、如在西湖之出处。
值得一提的是,在张学良的回忆录中还有过一段对天门河水电厂总工程师陈祖东的描写。
“陈华夫(陈祖东又名陈华夫)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实干家,心思缜密、饱含热情。”
然而,这两位因天门河水电厂而短暂相识的风云人物,后半生的人生际遇却截然不同。
张学良虽然在此后五十多年里都被禁足于台湾,但是好歹还爱妻相伴、共度晚年。
而对于后来的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陈祖东来说,却自缢于圆明园废墟之中。
而作为那段风云历史的客观见证——天门河水电厂却一直运转延续至今。
运转了六十年的发电机
尽管在天门河水电厂投入运转后不久,日本政府就宣布战败投降,四十一兵工厂也分崩离析,国民党负责运营该水电站的工作人员也大部分撤离,只留下十几名维护人员。
但是天门河水电厂却持续为周边乡村的老百姓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电力供应,许多当地人甚至自发轮流在水电厂值班,以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事实上,多亏了这些值班的村民,要不然天门河水电厂已经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被炸毁。
1948年前后,由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蒋介石以及多位国民党政府高官已经着手布局实施撤退台湾的计划。
而就在贵州国民党驻军撤退之际,蒋介石竟下令炸毁天门河水电厂,试图以此做最后的挣扎与抵抗。
但是遭遇了当地村民的一致反对与抵抗,最终这座贵州省唯一的水电厂被保留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该水电厂持续为周边工业、居民供电,成为桐梓县一张靓丽的名片。
然而,由于天门河水电厂高负荷运转多年,其中诸多零部件也因年久失修而导致故障频发,直到因部件损坏而不得不暂停运行。
但是由于建国初期美国尚未与中国建交,以及朝鲜战争的影响,中国想要从美国通用公司获得发电机的零部件进行更换已经是不可能的现实。
面对此等困境,天门河水电厂的两位维修师傅不得不自己钻研,尝试使用替代零件的方法进行多次尝试,最终竟然试验成功,两台发电机又重新恢复了动力。
在此后的四五十年中,天门河水电厂一直默默无闻地为周边地区供电,尽管随着我国工业和水利行业的发展,贵州当地建起了一座又一座产能更大、更为壮观的水电站,但是天门河水电厂在当地老百姓心中的地位,却丝毫未减。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该发电机的制造厂家美国通用公司在得知自己生产的两台发电机竟然持续运转了五六十年这一惊人事实后,曾提出用三百万美元的高价回购这两台发电机。
但是却遭到了天门河水电厂的严词拒绝,因为这两台电机虽然出生在美国,但是经过多年的维修与改造,已经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更为重要的是,这两台发电机见证了中国从落后挨打走向强盛复兴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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