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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最冤的冤案，那么发生在安徽省的“张氏叔侄奸杀案”肯定榜上有名。
就因为心存善念，让17岁少女搭载顺风车，叔侄二人被打成奸杀犯，惨遭逼供。即使证据不足，检察官求情，他们依然在监狱里整整待了九年。
直到正义检察官将接力棒交到一位传奇律师的手里，他们的冤情才被揭开边角，继而大白天下。
“女神探”为何要对叔侄二人“上手段”，逼供？
传奇律师如何逆风翻盘，用什么方式做了无罪辩护？
1、
2003年5月18日，周日，晚上九点。
安徽歙县的张高平和张辉叔侄二人正驾驶着货车，前往上海送货。
在路上遇到了前去杭州的同乡少女王冬。
于是，他们顺道捎上女孩，并在凌晨一点将她送到，挥手告别。
却不知这次的好心之举，给二人带来的无尽的祸事。
次日清晨，王冬的尸体出现在杭州西湖附近的一个水沟里，下半身赤裸着。
那么，“最后”和王冬见面的叔侄二人就成了最大嫌疑人。
2004年，叔叔张高平被杭州法院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侄子张辉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2005年，二人被从杭州监狱押往4000公里之外的新疆服刑。
张辉被分配在南疆的库尔勒监狱，年轻的他努力表现，积极劳动，所以从死缓改成了无期，又由无期减刑到了19年。
而张高平则被分到与张辉相隔千里外的，北疆的石河子监狱。
夏季的戈壁滩白日漫漫，烈日暴晒下，炙热干燥。
在距离石河子500公里外的戈壁无人区，张高平呆坐于监区的土坯房中，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一眼望去，是荷枪实弹、高度戒备的武警，是隔绝希望的铁丝网，看不到头的荒漠大地。
同其他积极参加劳动改造，争取减刑的重刑犯不同，张高平是监狱里最有名的“A类顽危犯”。
什么是A类顽危犯？就是绝对“叛逆”，绝对不服从，一个不留神就逃跑自杀的危险犯人。
张高平的表现，完全符合这个定义：他成天喊冤，坚称自己是清白的。
而且，不向狱警“报告”、不写思想汇报、不唱劳动改造歌，还顶撞一切管教。
和闷头干活苦往心里憋的侄子不同，张高平简直是头倔驴。
他不为减刑做任何努力，甚至“大放厥词”，说自己只接受无罪释放。
张高平就像监狱里的窦娥，成天逮着人就诉说自己的冤屈，请求别人为他代转申诉材料，伸冤的纸片多到可以装满一麻袋。
监规条令，他不屑记，更背不出来，但要是说报纸杂志上的冤假错案，没有人比他更熟悉。
熟悉到，可以脱口而出这些冤案中的嫌疑人何时入狱，又是何时比他多一份幸运，洗冤出狱。
监狱里的狱警耳朵都快长茧了，无奈之下，只能把情况反映给上级。
于是，改变张氏叔侄命运的人，出现了——石河子市检察院监所科的驻监检察官，张飙。
作为“典狱长”，他的职责就是了解服刑人员状态，监督检查监狱工作。
管理张高平这个“刺头”的任务，自然也就落在了张飚的身上。
第一次见到张飚，张高平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
他拒绝遵守监狱内的管理流程，瘪着嘴，不愿意报告姓名、罪行、刑期、余刑等服刑人员情况。
但是张高平没想到，通情达理的张飚一点没生气，还示意他坐下说话。
要知道，平常犯人被问话，可只有蹲在地上回答的待遇。
就是这样微不足道的善意，直接击溃了张高平的心理防线，他瞬间泪眼婆娑，涕泗横流，一股脑倾泻出重复了无数次的冤屈苦楚。
事实上，做了25年检察官的张飚，不知见过多少重刑犯的哭冤，但十个里面有九个半都是歪曲事实。
毕竟，嘴硬是人的天性，在犯人身上更为明显。
而那天，他却被实实在在地触动了。
张高平最后的哭诉在他的脑海里格外清晰：“不管你信不信我，我相信你，相信法律，总有一天会还给我清白。”
这样的信任，驱使着张飚着手调阅卷宗和判决书。
尘封了五年的案件细节，终于在他的眼前，再次清晰起来。
2、
回到案发时的2003年的5月，非典疫情肆虐，一时间人人自危，紧闭家门，街道上冷清萧条，空气中充斥着对疾病的恐慌，对未知的不安。
然而，安徽歙县的张氏叔侄是两个“不怕死”的。
张高平的两个女儿正在上学，28岁的张辉刚定亲不久，正需要钱筹办婚礼。
他们合伙跑长途做货车生意，商量着赌一把，在同行们不敢出门的时机多跑几趟上海，多赚它几笔。
5月18日晚上9点，两人驾驶货车开往上海，途中经过“老竹铺”镇非典检查站时，女孩王冬上了车。
谁都不会想到，这一趟看似平常的旅途，会让如花的少女饱受虐待，赔上性命；会让叔侄二人倍遭苦难，含冤十年。
四小时的车程后，已是凌晨1点，张高平好意让女孩用自己的手机联系了亲人。
夜深人静，年长的张高平有些不放心，便把女孩送往比约定的钱江三江大桥更近的艮秋立交桥。
二人继续上路，到达上海后卸货、洗车、回程，一切如常。
然而5天后的晚上，二人再次前往上海，驾车通过“老竹铺”非典检查站时，又被叫停。
一杆黑洞洞的枪随即抵住张高平的脑门，一帮警察围了上来。
原来，就在19日上午，王冬的尸体在西湖区东穆坞村路边的溪沟内被发现，女孩下身赤裸，显然遭受了侵害。
因此，二人被锁定为头号嫌犯，被西湖刑警大队拘留。
张高平叔侄本来以为自己只是去配合调查，尽快追凶。
谁知道，警方认为他俩就是奸杀案的真凶，直接上强度。
从5月23日到5月30日，整整7天，为了拿到所谓的“认罪材料”，号称“女神探”的杭州市公安局预审大队长聂海芬对二人分开进行审讯。
她想利用所谓的“囚徒困境”，对叔侄二人逐个击破。
而她采用的手段，是不给吃、不给喝，要求张高平扎马步、金鸡独立。
一旦张高平坚持不住歪倒在地，牢头就揪着他的头发跟手铐把他提起来，用拖把棍狠戳他的脚。
张高平疼得哇哇叫，审讯人员却变本加厉，胶带封嘴，凉水灌鼻，烟头烫脖……
各种下三滥招数倾巢出动，一拥而上，将叔侄二人折磨得不成人样。
再坚强的意志力也无法忍受这些非人的待遇，二人屈打成招，承认奸杀王冬。
然而，没做过的事，又怎么编得出来？
二人供认的作案细节完全不一致，与凶案现场的证物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为了做戏做全套，警方特意把张辉安排在了“狱侦耳目”袁连芳的号房里。
刑侦耳目也是犯人，不过是警方安插的“线人”，只要完成任务可以免入监狱，“留所服刑”。
一般情况下，这种“线人”是帮助破案的，但是这一次的安排的，却是专门作伪证的奸猾老油条袁连芳。
之前就“帮忙”制造了冤案的他利用暴力压迫，很快搞定了张辉认罪的笔录和“自守书”。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而看守所外，张高平的妻子着急忙慌地找到了刚拿到律师资格证的王亦文。
办好辩护手续，王亦文开始在歙县和杭州之间奔波取证。
从张高平的妻子那里得知，这个爱干净的女人在二人返程后特地清洗了卡车坐垫，这却成为日后警方怀疑二人清洗犯罪现场的“把柄”。
不仅如此，她还扔掉了5月19日凌晨，卡车驶出杭州城的收费票据，票据上的时间，正好可以证明叔侄俩不具备作案时间。
王亦文只得寻找别的切入点。
他开好介绍信前往杭州二桥高速收费站，希望能调出当天二人驶出收费站的录像，从时间上证明二人没有作案、抛尸。
然而由于系统原因，监控录像只保留一个月，作案当天的录像无法恢复。
从工作人员的交谈中，王亦文得知杭州警方根本没有来查过。
人命关天，怎么能潦草办案，草菅人命?
不仅如此，根据DNA鉴定报告，死者王冬指甲中末端检验出的混合DNA，是王冬与另一男子的，而非叔侄二人。
这样关键性的科学报告本应该成为二人洗脱罪名，绝地翻盘的“实锤”，却在庭审时被荒谬地判定为“与本案无关”。
最终，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否认了所有证明二人无罪的有力证据，却采信整案中唯一直接指向张辉杀人的证言——袁连芳的证词，
因此，杭州中院一审判处张辉死刑、立即执行，张高平无期徒刑。
然而，张家人并没有放弃努力，张高平的哥哥张高发，为了弟弟和儿子，踏上了申诉之路。
可是他只是一介草民，无权无势，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又有谁能帮他们呢？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被介绍到了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阮方民那里。
再次上诉，阮教授为二人作了无罪辩护。
虽然证据不足，但好歹减轻了量刑。
张辉的死立执改为缓期二年执行，张高平的无期徒刑改为15年有期徒刑。
不管怎么样，命先保住了。
就在二人被判决后仅一年，杭州发生了一起奸杀案，尸体下身赤裸，但经检查并未发现强暴痕迹。
嫌疑人勾海峰在3个月后落网，并被判处死刑。
这起案件，和张氏叔侄的案子相似点实在是太多了：同样的抛尸地点，同样的作案手法，同样的尸体状态。
巧合多了，就是刻意为之。
毫无疑问，这背后肯定有蹊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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