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要说监狱工作的“治本安全观”，这个标准是有点高，因为这也不是监狱一方的问题。但是，狱警起码要做到一点，就是不能让这些光头变得更差。

写在之前的话

2018年冬天，我和自己过去的管教一起，在一家肝病医院里见到了狱警老吴。

老吴挺着个大肚子，面色黑黄，眉心两道刀刻般的皱纹。见到我后，他看起来很激动，紧握着我的手，先是好生夸赞了一番我的作品，而后又感叹了几句自己当初的文学梦想。

见我有些不知所措，管教便在一旁解释说，老吴住院期间看完了我这两年发表过的所有文章，有些还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甚至做了读书笔记。

我一听就紧张起来，悄声问管教：“该不会又要对我进行思想教育了吧？”

管教拽了我一把，压低了嗓音说道，老吴肝腹水，活不长了：“带你来，就是让他和你聊聊文学，他有这么个梦。”

我心头一紧，方才明白眼前这个病老头的大肚子原来不是胖，是极恶的病态。管教这才又说，老吴好酒，原本还有7年才退休，酒精却泡烂了他的肝脏，只好提前病退住进了医院。

说话间，老吴转身从床头柜上端来一盘水果，招呼着：“虫安，夏龙。你两个笔名我都晓得啦，来来来，吃点水果。”

我赶紧迎上去，他却又一次握紧我的手。他的手潮红发烫，有股邪劲儿。我试图挣了一下，竟然脱不开。老吴拍拍我的手背——他有拍人手背的习惯，亲近之中带点难以抗拒的威严感——直接问道：“你可晓得现在的监狱管理理念和以前的有什么区别吗？”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问这种问题，只好搭腔说：“我晓得哎，变好了很多哇。”

老吴松了手，我这才得以把自己的手撤回来。他吁一口气，继续说道：“以前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现在反了，叫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以前讲‘底线安全观’，不死不逃，守住底线；现在讲‘治本安全观’，就是这帮子光头出去能不能过上安生日子。”

我不知道怎么接，只能点头应和。

老吴扭过头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让我很不自在。等我躲过他的目光，他忽然拉了我一下，悄声说道：“虫安啊，明天给我带瓶酒。我晓得你在到处跑题材写作，我给你点不一样的故事线索，肯定对你有帮助。”

往后的日子，我大概前后往肝病医院跑了五六趟。

第一次我带去了一瓶五粮液，那是我前女友送给我爸的酒，我拿去雅贿了老吴——当然，也不是次次都这么奢侈，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是从路边的小门脸里直接抓了一小瓶二锅头。

那天，我人还没进病房，就看到病恹恹的老吴，身体像被输入了一股内力一般，竟然冲到门口来迎我。我们偷偷摸去天台，老吴将酒紧紧抱在怀里，蜡黄的脸就像瞬间活了血。

他的肚子已经很大了，病服一半的扣子都扣不上了，加上头上又顶着一蓬卷发，从后背看过去，就像妇产科走廊里那些扶腰散步的孕妇。

天台上一阵一阵的大风掠过去，云层前仰后合，天色忽明忽暗。老吴坐在轮椅上，两根手指捏住小二的酒瓶，吱溜一口，再吱溜一口，每口酒都会品上好一会儿。几口酒下肚，他抬头看看我，说，太不经喝，下回捎瓶一斤装的。

我脱了衣服盖在老吴胸口，说：“天冷呢，散散酒味儿就回病房吧。医生要查房了。”

老吴品着酒瓶里的残汁儿，吧唧着嘴，问道啊：“跟你讲一个我打算带进骨灰盒的秘密，换瓶一斤装的二锅头，行不行？”

我笑笑说：“你这秘密这么廉价，就值当一瓶酒啊？”

老吴苦笑一阵儿，再问：“你答不答应吧。”

我说：“别说一斤装的，桶装的我也能给你带，关键你得过医生那关。喝完，你回得了病房吗？”

老吴不答，自顾自地说起那个秘密：

80年代末，他当兵提到连长，就在部队干不下去了。转业回到地方，四处攀关系找熟人，一番折腾，才在当地的监狱谋到了差事。

当时，他分管的监区有个犯人刑满前和人吵架，他赶去现场处置，掏出橡皮棍抡了那人后背两下。人当时被他打趴下了，但没什么大碍，第二天那人就被释放了。

那人独自坐长途车回家，在车上因为和一个乘客争抢软背座椅，竟把对方打死了。因为他是头天刚出的狱，这个消息很快就反馈到了监狱，狱警议论说那人怎么如此暴虐，抢个座位也能把人打死？没几天，新闻记者也来报道，报纸上更是起哄乱写，说这种暴徒怎么不死在监狱，居然放出来祸害老百姓。

那段日子，刚参加工作俩月的老吴有点魂不守舍，他不了解那人以前有多穷凶极恶，但他心里有数——那人想抢软背座椅，肯定和后背的伤有关。

老吴跟我说，他很后悔抡那人那两记橡皮棍：“治本安全观，这个标准是有点高，因为这不是监狱一方的问题。但是，狱警起码要做到一点，就是不能让这些光头变得更差。想来我那两记橡皮棍，无疑是让他带着仇恨出去的。”

到后来，我也没兑现那瓶一斤装二锅头的诺言，因为此后没多久，老吴就转去市里的医院了。

转院那天，老吴给我发了张照片，是他病床前围着的一圈同事，里面有李管教、张教导员、马科长。这3位我很熟悉，过去这段时间，他们都是看在老吴的面子上，容忍了我很多穷追不舍的采访疑问。整整一个冬季，我都在这些故事线索中反复奔波，而老吴也总借着即将病危的由头，将同事们约到病床前“谈心”，为我提供采访便利。

李管教跟我讲了他在一个厕所内成功完成了的教改工作的故事；张教导员曾负责一项“服刑人员退赃认赔”的活动，他的故事中有位经历特殊的毒贩用最不思议的方式主动退赃；马科长在监区搞了几十年教改，给一位曾在中华骨髓库捐献过造血干细胞的犯人做通了思想工作，最终让其答应救助一位白血病儿童。同时，他们还积极联系事件中涉及的教改对象，让我得以通过电话采访的方式，最终完善了这些故事。

在老吴的不断引荐中，从狱警视角下获得的教改故事在不断积累。有时候，这些采访对象问我，为什么不先写写老吴？我笑笑，想起老吴讲给我的那个秘密，其实就已算是婉拒了他自己的故事。

但书写老吴同事们的教改事迹，其实也就是写老吴自己——写那个和我们一样，想要努力做好、却终留遗憾的自己。

不过，我还是觉得自己挺对不住老吴，也怪我那当口的日子实在有些捉襟见肘，不然一定给他多捎几瓶好酒。不过我也知道，老吴不在意这些。他说，希望我把这些故事尽快写好，他着急看，等着看。

教改往事 | 连载01

1

张教导员是个慢性子，走路外八字。来探望老吴的那天，老吴开他玩笑，竖着大拇指说：“还是你狠，龟的寿数。我就不行了，马上要见外婆。”

张教导员笑笑，轻拍老吴的大肚子，问：“你这儿还能装几两酒？”然后瞥了一眼靠窗而站的我，我赶紧礼貌性笑了笑。

张教导员扭头问老吴：“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作家？”

老吴够到床头柜上的酸奶，递给他一杯，他拦住老吴，回头看着我，慢吞吞地说：“老吴让我跟你讲讲20年前的那桩事，那确实是一桩不错的教改案例。但平心而论，也有着运气成分——人哪那么容易改变观念？他本来就信佛，我所做的事，就是把同事们之前做的推波助澜了一把。”

我靠近一些，笑着说：“张教太谦虚，老吴跟我说了个大概，那事换谁都蛮感动。有些细节，我还想听您自己讲讲。”

老吴之前给我说，20年前，张教导员和他同在服装厂干管教，不光要管理犯人，还要学习缝纫工艺，琢磨如何保质保量地解决一堆生产订单。那时候，张教导员警院刚毕业，有天教改科领导差了他一桩苦活计，去搬卸一车新“电脑机（工业电动缝纫机）”。张教导员带了100多号犯人出工，却在狱内主干道遇上了雷雨。那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令他没能完成领导交办的差事，却让一名毒贩完成了灵魂的洗礼。

眼下，病床上的老吴还在到处摸吸管，摸吃力了，粗喘了一声。张教导员抚了抚他的背，将床头柜上的酸奶拿远了，说不吃这种小孩子零嘴。老吴这才顺了气，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忽然问了一句：“那犯人是不是在花瓣上写佛字？”

“你记性真不错，那时候电脑机还没来，服装厂的订单都暂停了一阵，接了一单手工塑料花卉的小劳务。”

“跟昨天似的，怎么一晃都20年了。”老吴又叹起气来。

1998年，监狱彻底停了外务劳动，先后开办了服装、箱包、电子厂。张教导员被分在服装厂，管教工作刚上岗不多久，厂里就出事了。

事情不大，就是几批外贸服装的单子搞错了样，工艺上不过关，要返工。新调来的副监狱长分管生产，揪着此事不放，生产大会开了好几次。服装厂的领导挨多了批评，索性在会上诉了番苦，发了设备的牢骚，说现有的一批二手机子没效率，产量质量都没保障。

副监狱长要面子，当即拍板说要买新机器，还让几位发牢骚的领导都立了军令状——半年内生产再搞不上去，就都自觉看大门去。

新机购入之前，厂房调整，老设备要搬空，电路也要重新布置。服装厂停工一周，犯人都被锁在了监房。但劳动改造一天都不能松懈，这一周的空当，必须给犯人们找活儿干。

每日例会上，管教们一起讨论找点什么活儿合适，什么搓二极管、缝皮球，还有人提议剥大蒜做糖蒜罐头。可是，这些活儿要么破坏卫生，要么存在安全隐患，都不适合在监房劳作。最后大队长提议，不如接一批手工塑料花卉的订单。这活儿又“雅”，劳动边角料还可用来布置节日。

手工制作塑料花需要用胶枪黏花瓣，胶枪通电导热，可以迅速熔化长条胶棒，然后从枪口打出液体胶水。常规的操作方法是给每片花瓣打一滴胶，再用手捏紧，胶水迅速凝固。可犯人中有个叫马乐乐的，在粘花瓣时，偏偏非要用胶枪给每片花瓣上都用胶水写上一个“佛”字，手速还快，一天能黏好几袋的花骨朵。但不巧订单里有一批花是“白玫瑰”，胶水凝固后，每个花骨朵上都渗出一个丑陋的“佛”字，跟踩扁的橡皮泥似的。

于是，整个单子被厂方拒收，还遭到了索赔。

2

“马乐乐这个独眼怪还和你联系吗？”讲到这里，老吴插嘴问张教导员。

张教导员走去窗口，吐了口痰，摸出口袋里的烟，想起是在病房，又揣回去了。折回来摇摇头，说：“这都过去多少年了。”

我凑上去问：“马乐乐那只眼怎么瞎的？”

张教导员应该是烟瘾犯了，老吴朝我俩推了推手，示意我们去天台放风（抽烟），他要睡一会儿。

在天台上，我给张教导员点烟送火，他跟我讲了讲马乐乐的事。

当年马乐乐26岁，他的左眼是15岁时弄伤的，做过义眼台手术，装了义眼片，这个大家都知道。之前，张教导员还给他办过二级病残犯证明。

马乐乐的老家在山西，家门口就有运煤的火车道，两边是茂密的杂木林子。一入秋季，枯秃秃的林里就躲着一群偷煤的孩子。他们扒火车、然后从车厢往下铲煤，家长们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觉得危险，不鼓励，但也不刻意阻拦——这样冬天家里好歹也能省些煤钱。

孩子们三五成群，分工协作，大点的带着铁铲，小点的背着麻袋。等拉煤的火车慢悠悠地从铁轨上滑过时，他们就从林子蹦跶出来，大孩子先将手里的铁铲投掷进车厢，然后猛追到车厢旁，伸手够到车厢沿，使劲翻进去。在煤堆上站稳之后，便拼力往下铲煤。小孩子就提着麻袋，一路收拾。一趟下来，铁道两旁都是他们的收成。也会有家长拉板车过来，将这些“脏煤”运走，挨家挨户分匀。

马乐乐是在15岁那年接过上车铲煤的活儿的。这活儿很光荣，那把铁铲有包浆圆润的木柄，是“铁道游击队”的代代老人传新人传下来的，像丐帮里的打狗棒一般，是权杖的象征，对孩子们有着天然的号召力。

不过，他头一回铲煤就十分不顺，翻进车厢时一条腿被挂住了，人还没动手，就被一根细小的树枝撂倒了。

那天火车的速度稍微快了点，但疯跑的孩子们仍旧能够追上。马乐乐被树枝挑倒在车厢里，一直都没有爬起来，等又有几个孩子爬进车厢找到他时，他的左眼已被某根韧劲十足的细枝割开了，眼珠像剖开的鱼肚子似的，从眼眶内鲜血淋淋地挤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