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德械师，是接受了德式（仿制德式）装备、按德国顾问建议编组、接受德国顾问系统训练与指导的部队，由享誉国际的抗日儒将、蒋介石对德外交顾问厉麟似等人创建。

1930年代，中德合作期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下按照德国的军事训练标准所改编和组建国民革命军，故对其统称为德械师。

当时能达到德式标准的有：国民革命军第3师、第6师、第9师、第14师、第36师、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以及不属于正规军系统的税警总团。这些部队堪称当时国民革命军主力。

组建背景

1927年合作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便迅速驱逐了苏联军事顾问，开始向德国寻求军事援助。

德国适逢一战战败，根据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只能拥有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大量职业军人被迫离开军队，这些除了军事知识以外对于其他领域知识、技术一无所知的军人，便成为各国争相聘用的名师。

但是，凡尔赛条约有明确规定不允许德国公民在外国军队担任军事顾问，而德国军方则希望他们去外国担任军事顾问，以使这些退役人员能利用在国外军队服务的机会，获取最新发展的军事知识和技术，使德国军队不至于在军事学术方面出现断层，同时更含有希望这些人员在以后归国后能继续在德国军队中服务的深意，所以德国军方对这些人员远赴国外担任军事顾问是暗中鼓励与支持的。

国民政府确立了“从德国聘请军事顾问，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协定防务，筹措军火”的国防改革方针。

1927年11月，蒋介石正式会见了曾经当过德国名将鲁登道夫高级助手的兵工炮兵专家马克斯·鲍尔上校。

鲍尔接受经济事务顾问委任，并且回国挑选了46名德军退役军官来华，组成了一个精简而又实用的军事顾问团（后在历任军事顾问团团长的发展下，阵容扩大到120人）。在鲍尔的居中联络下，德国著名的军火商哈布罗（又称合步楼）、西门子、克虏伯、法本公司纷纷与国民政府签订军火贸易合同。中国也在鲍尔的牵线下，派遣军事、经济代表团访问德国，中德军事合作正式开始。

1933年合作

德械师单兵装备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大选中获胜，出任德国总理。在中德军事合作领域，阿道夫·希特勒见蒋介石政府驱逐苏联顾问、与苏联交恶、发动四一二事变、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等行动与其坚决反共的立场非常合拍，同时中国蕴藏的丰富自然资源（特别是如钨、锑等战略资源）和广阔的工业品市场，也正是德国复兴的重要便利条件，而且作为苏联的邻国，完全可以作为有效的牵制力量和共同反苏的政治盟友，加之他上台之后废除了凡尔赛条约的种种限制，因此来华德国军事顾问的级别与规模逐渐提高，由原先带有遮掩耳目的私人性质而逐渐转为公开的官方援助。

中德军事合作因此渐入高潮，不仅双方签署了《五年军事工业发展计划》，德国开始帮助中国建立军事工业，并在中国军事工业尚未建成前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而且第四任德国军事总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上将在协助中国整军建军方面，提交《陆军改革建议书》，提出了以有限的物力财力，首先建立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小型核心示范武装，再分批分期完成全国60个师的整编。

他认为中国有这样60个师的精锐常备军就足以应付各种状况了，这就是国军30年代60个整编师方案的来源。

整军方案

具体过程

1928年北伐胜利时，鲍尔向蒋介石提出《改组中国军队的备忘录》，改革了中国军队的中枢指挥体系。继任团长格奥尔格·魏采尔将军则在1933年提出了《关于整理中国陆军的建议书》，他的重点是改革军官的培养制度，使当时的中国军队完善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通信兵的专业培训，并推动中国装甲兵的发展进程。而真正推动中国军队改革的，则是第三任团长汉斯·冯·塞克特将军。

第三任团长汉斯·冯·塞克特将军

长城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就计划整建军队，扩充军备。

按照德国军事总顾问塞克特的提议，准备组建60个国防师，每个国防师直属一个炮兵团。

全师人员编制为11423人（野炮挽马师）或11579人（山炮驮马师），装备野（山）炮12门、小炮24门、82迫击炮24门、重机枪74挺、轻机枪336挺。

这些部队称为调整师，它的特点是步兵连为9班混合制，班增编轻机枪；原来的团属迫击炮分属各营为排，增强战术单位火力；原来的营属小炮排集中成连，由团直辖，作为战防火力。

在编制上，调整师的步兵、炮兵数目与日军的师团接近，师直属部队则较日军师团略小，全师人数相当于一个日军常备师团的75%—80%左右。

而没有列入调整师的部队，则从中挑选出60个，按照1932年6月颁布的《陆军师暂行编制表》进行整理，这60个师称为整理师。

蒋介石接受了塞克特的建议，并挑选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为试点部队，接受德国军事顾问的训练和改编。

同时，国民政府与德国政府官方正式签订了多项军火购买合同，以国内特产的钨、锌、锡等战备物资作为购买“资金”，从德国进口装备。

截止到1935年11月，中国从德国进口到的、可用于装备步兵部队的轻武器计有1924年式毛瑟步枪一万支（含一亿发子弹）、ZB26轻机枪5000挺、M1932型毛瑟自动手枪（俗称盒子炮或驳壳枪）5000把（含500万发子弹），20门Pak35/36型37mm战防炮、迫击炮240门及其他若干单兵装备，这些装备悉数拨给了第一批入选为“调整师”的10支部队。

但因财力有限以及军事工业薄弱。国民政府无法组建60个国防师。

到了1935年在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接替塞克特，法肯豪森不仅继续推进塞克特的改革计划，还倡导国民政府自行发展军事工业，以最终完成自给自足的目标。

按照法肯豪森的建议，国民政府需要整改60个师及10个重炮兵团。每个师管辖1个炮兵营、1个战车防御炮连、1个高射炮连，团直属1个步兵炮连、1个小炮连。

完成这一整改，光150毫米重型榴弹炮就需要240门，这还不算别的轻、中型火炮，这些武器绝大部分要从德国进口。轻武器上，根据德国毛瑟1924式步枪的图纸仿制出了的中正式步骑枪。之后，国民政府又成功仿制出捷克式ZB26轻机枪、马克沁重机枪（二四式重机枪）和二十式82毫米迫击炮等步兵武器。但由于综合国力限制，截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仅调整了30个步兵师。

这30个步兵师因接受德国军事顾问的训练，官兵头戴德国M35钢盔并装备及少量的德式武器，因此日后被称为“德械师”。

根据塞克特的《陆军改革建议书》之方案，全国60个师称之为整编师。

德械师

1935年下半年开始进行第一批10个师的整编计划，由于此时这10个师的德械装备尚未运抵中国，只得在编制体系和武器装备方面进行一些内部调整，故称调整师。

除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全部按照德国陆军步兵师的编制编成，与国军其他师级部队全不相同。

1935年3月1日，陈诚被任命为陆军整理处处长，负责具体的“调整”事宜。

但要在100多个陆军师中挑选出10个师进行“调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中央军嫡系部队最好是全部入列，但又不能不兼顾那些杂牌部队。毕竟不能落人口实，不然今后还有什么杂牌部队会为中央军卖命呢？在这种想法下，每一期的调整师都会留出一个名额给杂牌军，以堵众军之口。同年7月，经过陈诚的“严格筛选”，第一批调整师应运而生。

唯一完全按德国步兵标准编装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

第一批入选的师有第2师（师长黄杰）、第11师（师长黄维）、第14师（师长霍揆彰）、第25师（师长关麟征）、第36师（师长宋希濂）、第57师（师长阮肇昌）、第67师（师长李树森）和第87师（王敬久），以上总计8个师。

在这8个师中，第11师、第14师、第67师属陈诚的土木系，第36师和第87师出自国民政府警卫军系统，第2师和第25师源自黄埔军校教导团，这7个师都是中央军嫡系中的嫡系，而第57师则是孙传芳五省联军的余脉，因师长阮肇昌向陈诚“靠拢”而得以成为第一支入选的杂牌军。

1935年10月，第二批10个师挑选完成，虽然第一批和第二批总计20个部队已经根据德国军事顾问的要求开始整编和接受新的训练，但实际的武器换装仅有第一批10个部队的轻武器，而且因数量不足，而没能完全更换完毕。至于重武器以及第二批10个部队的所需装备，因无存货，只能先行根据编制要求整编部队。

为了加快调整师的“调整”进程，国民政府派往德国的代表团于1936年5月续下订单，其中用于步兵部队的装备计有22万顶德式M35钢盔、步枪子弹1亿3000万发（其中3000万发为钢芯弹），子弹盒600万套、马克沁重机枪1131挺、高射机枪120挺、37mm战防炮224门、战防炮炮弹124000发。1937年3月又续订马克沁重机枪900挺、手枪30000把、手枪子弹1200万发、37战防炮124门、战防炮炮弹50000发、le.IG18型75mm步兵炮60门。这些订单大部分都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到货并拨给调整师各部，但也有因故而无法运抵的事例。

根据计划，1936年有两批计20个部队接受“调整”，但由于陈济棠和李宗仁于同年6月联合发起“两广事变”，导致国民政府不得不调兵南下平变。

事变平息后，张学良、杨虎城又在12月联合发起“西安事变”，部队又都纷纷北调。

这么一来，1936年度的“调整”计划被迫全部中止，甚至连陆军整理处也被裁撤。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政府军政部直接担负起“调整”职责，并于1937年3月挑选出第三批的10个部队进行整编。这10个师是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挑选并呈报蒋介石批准的，它们的成分也相对复杂。

比如第1师和第78师是代表黄埔标杆的胡宗南嫡系，第98师是陈诚土木系部队，第51师原是军政部补充第1旅，第58师原为由浙江省保安部队改制为国防部队的实验性部队，第5师、第13师、第16师和第85师都是由杂牌演变而来的中央军旁系部队，第56师则是标准的皖系杂牌。

和第二批调整师所要面对的问题相同，部队无装备可换，只是先调整部队编制，装备需要由已经具备仿制能力的兵工厂以及与德国的后续订单，在之后的半年到一年中陆续解决。有鉴于此，国民政府不得不继续追加订单，如再次订购10万支步枪、1.2万挺轻机枪，另外又订购了50万套防毒面具。但由于抗战全面爆发，这些装备或是减少订单（如防毒面具降为仅需10万套），或是因中德合作中止而无法运抵中国。

1937年6月，在第三批调整师因装备问题无法完成“调整”之际，第四批调整师根据年初的计划开始调整了。全部从被中央收编的东北军中挑选。同第三批调整师一样，第四批的10个师依然是从编制着手。但一个月后抗战即全面爆发，第四批的10个师仅调整完编制，武器装备全无更换。

原本计划的60个调整师，只有20个完成了“调整”，10个“调整”到一半，10个刚开始就夭折，后两批则再无“调整”可能。

概念提出

操作德制战防炮的德械师官兵（淞沪会战）

在整军过程中，对各种不同编制的部队有着不同的名称，主要有整编师、调整师、整理师、新编师等四种称谓。

所谓整理师是根据1934年12月整军计划分批进行编组，未轮到编组部队根据1932年6月军事委员会颁布的《陆军师暂行编制表》的四团制师为标准进行整理，故名整理师。

这种师编制为两旅四团，师直属骑兵1个连、炮兵1个团、工兵、通信、辎重各1个营、卫生队1个、特务连1个。

行进中的德械师

1936年，军事委员会对整军方案作了进一步的规划，确立了减少大单位、充实小单位特别是充实团以下部队的战斗力以及人事、经费等方面的整军原则，根据这一规划整编的部队称为二十五年调整师（1936年即民国二十五年），初步计划年内完成20个师的整编。

整编先从中央系和东北军中开始，中央系37个师共186个团，除正在围剿红军的一线部队外，其余部队一律改为四团制的整理师。各军师直属的骑兵、炮兵、工兵等兵种，则集中进行整训。预定中央系参与整军的135个团中先整编出18个四团制的整理师，再将其余63个团合编为32个团，在此基础上组建8个新编师，新编师基本上以2个整理团合并为1个团。

东北军18个师54个团计划整军为10个整理师（由原来40个团组成）和2个新编师（由原来8个团组成）。

新编师特点

1942年杂志封面上的德械师

整理师的各级军官基本还是以原来的各级军官为基础，而新编师则完全打破原来的人事，由来自不同部队的各级军官进行混合编组，以彻底清除军队内部派系林立的现象，建立一支完全新型的国家军队。

整军过程中，当时担任第五任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的法肯豪斯对该计划提出了建议：各师应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编制和装备为标准，如果暂时没有条件组建工兵营和通讯营的，可以先组建工兵连和通讯连；加强炮兵建设，各师应尽量配属一个辖3个炮兵营的炮兵团（山炮营、野炮营和105毫米榴弹炮营各1个）；轻武器方面应统一武器制式，并在师建制里组建一个修械所负责武器的保养维护和修理。

整军计划

淞沪会战中，正持轻机枪作战的德械师

至1937年7月抗战爆发前，整军计划一共进行了两期，计20个师，第三期10个师正在进行之中。

实际在已完成整军的20个师中，其接受德式装备和德国顾问的训练程度也各有不同，实际接受过德国顾问系统训练与指导的部队只有下述各师：第3师、第6师、第9师、第14师、第36师、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以及不属于正规军系统的税警总团。

至1937年7月，国民革命军中中央系共调整35个师、整理24个师，东北军调整10个师，运用调整方式而未完成的有5个师，另有粤军10个师、川军26个师、9个独立旅被整理。在中央系的30个师里，基本上都接受了一些德式装备，其中还有几个师是接近全部实现了德式装备，并接受德国顾问的系统训练。

以经过这样的整军而面貌一新的中央军，堪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现代化的陆军。

在抗战初期，就是以这些经过整军的德械师担当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