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25日－2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天津美术学院、湖北美术馆、云冈研究院、峰峰矿区人民政府主办，峰峰矿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响堂山石窟研究院承办的“再造像——当代文化视阈下的石窟艺术学术研讨会”在响堂山石窟召开。此次会议分六场，共有31位专家作主题发言 。天津美术学院造型学院雕塑系教师黄文智、王朝勇，以及艺术创作研究中心教师孟媛参与会议并作主题汇报。发言完毕后，孙振华老师对发言内容作了全面、深入的总结。
学术研讨会学术主持、召集人
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中国美院教授
鲁虹
著名当代艺术批评家、武汉合美术馆执行馆长
冀少峰
湖北美术馆馆长、著名批评家、策展人
赵立春
响堂山石窟研究院学术院长
再造像——当代文化视阈下的石窟艺术学术研讨会学术主持、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中国美院博导、著名批评家、策展人孙振华
研讨会现场
“再造像——当代文化视阈下的石窟艺术学术研讨会”会议总结
孙振华（根据录音内容整理）
我们这次会议意义非凡，成果丰硕。
这次会议是文博系统研究石窟寺的人员、石窟寺考古学系统的研究人员、美术史领域研究石窟寺的人员还有从事艺术实践，研究石窟寺的艺术家之间的大聚会，以上四方面的人员终于第一次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来讨论问题，是不容易的，所以，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大会师。
历时两天的学术研讨，总结起来，大概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本次研讨会的研究内容和成果；第二是石窟艺术研究的方法论方面在本次研讨会上有了哪些新的进展；第三是本次研讨会上提出了哪些问题以及关于不同意见的讨论；第四是佛教造像的未来以及关于佛教艺术研究的未来趋势。下面我分别就这四个问题跟大家做一个汇报。
第一、本次研讨会的研究内容和成果本次会议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对石窟造像相对整体、综合的研究。
这部分的研究不针对某一个具体石窟，而是针对某个石窟群、某个时期，某种造像现象而言的。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赵立春的对响堂山石窟百年研究现状的整体回顾，这个非常重要，他响堂山石窟的研究为例，比较全面地为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背景。还有黄文智对北朝到唐代佛教护法形象演变的肉身观的研究；有专家对丝绸之路沿线佛教造像面部造型的研究；有的专家从有机生命体的生长的角度来看佛教造像的不断本土化、民族化的过程；有专家从技法、材质和工艺的角度，对邺城北齐佛教造像进行研究；还有专家集中谈对古代雕塑传统的传承，例如通过古代工匠的画诀、塑诀来研究他们的造像观；还有对河北艺匠与青州背屏石造像表现形态关系的研究；对南北响堂山及水浴寺石窟神王像的研究；对云冈石窟供养天的研究等等。总之这些是相对集中对某种现象的研究。
第二方面是对石窟寺的个案研究。在个案研究中，我们看到了一些非常好的研究成果：例如四川美院张强老师对响堂山北齐神武皇帝高欢魂魄冢的研究，提出他非常鲜明的观点；再如陕师大的沙武田老师，以莫高窟b47窟为例，研究石窟与丧葬的关系，我觉得这是我们研讨会发布的非常有价值的成果。另外，还有其他一些相对比较年轻学者的研究也很值得注意。比如说，孟媛从视觉文化入手，对水浴寺西窟进行视觉分析；还有对响堂山石窟宝珠火焰纹文的研究；对云冈石窟第三窟寺外龛窟的研究；对武安千佛洞的研究；对江苏连云港六神台佛教造像的研究；对莫高窟第428窟五塔图的研究；对平遥镇国寺万佛殿的空间研究；还有对响堂山帝后礼佛图的研究；对全南殿关羽形象的研究；对安岳卧佛寺藏经洞的研究；对响堂山常乐寺遗址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是比较具体的个案的研究。
第三方面是新材料的发现。
新材料的发现主要有对国立北平研究院考察响堂山老照片的发现和研究，这应该是我们这次研讨会所发布的新的研究材料，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第四方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这次研讨会非常重要的成果。就是石窟艺术研究的当代转化、推广和运用。
这一方面我觉得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张俊沛谈到的以敦煌石窟的图像元素作为图式来源，借助文创产品来推广石窟文化，让古代的石窟艺术在今天得到活化。今天我们谈创意文化、创意经济的时候，常常会谈到活化和再生的概念。这方面台湾、香港以及海外较早就开始重视。我们佛教造像实际也存在一个如何走出书斋，走向社会，走向当代的问题；也存在如何活化为今天所用的问题。
另外，姚远发表的论文谈到了佛教艺术的当代转译，利用当代的数字化的手段，对石窟艺术进行复制、保存、传播的问题。她在讲的当代转译的时候，还谈到一种现象。就是在当代艺术的创作中，一些艺术家有意地运用佛教造像的元素，这种转译显然和借助新媒介复制、保存、传播造像艺术是不一样的。它们有的是当代创作中的挪用或者说是借用，也有少数人是恶搞，这种情况比较复杂，我觉得这两种情况其实是需要加以区别的。她举了黄永砯、喻红的例子。其际西方当代艺术中也有借用经典图像的例子，例如借用蒙娜丽莎、维纳斯的图像等。有的是对经典图象的再创造；有的是对经典的颠覆和反叛，总的来讲，它们跟当代发生了关系，这是第二种情况。
王凯在发言中谈到了对他们做的新书《佛像之美》的介绍，他的介绍我听了相当震动。我们知道今天是一个电子传播的时代，纸质印刷品四面楚歌，包括纸质报纸现在都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表现佛教造像之美的书籍，定价也不低，它出版发行后居然能够在社会产生如此的反响，有如此的销量，这种现象其实应该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也就是说对佛教造像的欣赏，在今天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的。对佛教造像的研究者、学者而言，一方面要把学问做得专精，另一方面在学术殿堂里也要高度重视大众文化。在今天大众文化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思考如何把我们的学术成果，转化成公众能够接受的精神产品；让古代如此精彩的佛教艺术走出高楼深院，走出学术的圈子，让它们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知晓，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同时，造像艺术以及对它的研究如何跟文创产品结合起来，跟创意经济结合起来，我觉得这都是本次研讨会给我们的启示。
这是我们论坛的第一方面的内容，关于我们研讨会的内容和成果。
第二、关于石窟寺研究的方法论
我们这次论坛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关于石窟寺和佛教造像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首先，想说说方法论问题的背景。
对石窟寺和佛造像的研究是对历史的研究。历史是什么呢？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以及人们对它的回忆、记录和整理。我们的历史研究包括对两个方面的研究，这是历史学上经常讲的，一个是事实的研究，这就是要搞清楚是什么的问题？搞清楚历史的真实的事实。除此，还有价值的研究，就是这些历史事实说明了什么？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对我们产生了什么影响？事实和价值这两大方面决定了我们在研究历史现象的时候不同的方法。
拿石窟寺和佛教造像来说，在事实研究和价值研究方面而言，在研究方法上，有四大传统，大致上有四部分人在运用不同方法进行研究。
第一是石窟寺考古学。这个学科是北大宿白先生开创的。我跟赵立春老师研究交流后才知道，宿白先生的这个传统和我们文博系统的研究还不一样。它有着自己确凿的学科规范和方法论体系。石窟寺考古学的重点是事实的研究，它完全是按照科学的、理性的态度，来探明石窟寺的基本事实，首先通过类型学断代，搞清楚石窟寺的年代；要把石窟寺的每一个痕迹都要记录下来。它强调真实，完整、客观的态度，不带有主观偏见地记录和还原一个历史的现场，把石窟寺真实的事实呈现给大家。某种程度上说，所谓石窟寺考古学的研究，就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关于石窟寺研究的事实基础。正因为石窟寺考古学的严谨，或者说客观，他们常常跟我们搞艺术史的，特别是跟艺术家的研究区别很明显，他们一定要拿事实说话，不同意推测、估计和想象。所以，过去石窟寺考古学的人和艺术史家、艺术家不太能坐在一起，可能坐在一起就会吵架。
举个例子，黄文智，是清华美院的博士，他本是学雕塑的，后来转向学考古，应该说他在方法上和美院研究佛教造像的人明显不同，在麦积山雕塑论坛上，我几次鼓动他们争吵起来，看看在方法论上有什么不同？但这个架一直没吵起来。我认为他们各自的报告和说法最大的区别就是方法论上的分歧。
第二是文博系统的专家，包括考古的专家对石窟寺和佛造像的研究。实际上，文博系统专家的研究方法跟美院美术史研究的方法，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但是也有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表现在：第一、文博系统的专家相对与美术史家，他们还是会更重视材料一些，特别是考古材料；第二、文博系统的专家与做美术研究的专家相比，相对比较综合、比较全面，比如更重视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等等；美术史专家也强调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但是由于专业的关系，他们相对更重视美学、重视视觉、重视图像、重视风格、重视造型。当然，这种区别不是绝对的，有很多时候，文博系统专家和艺术史研究的专家在某些课题的研究中，也看不出在方法论上太多的差别。
第三是艺术史学者的研究传统。艺术史上对中国石窟寺的研究是从二十世纪开始的。今天看来，也是源远流长。像西安美院的王子云老师；像中国美院的史岩老师。史岩老师1942年就到敦煌千佛洞去做研究，是沿途骑着马过去的，当时还考察、发现了过去人们没有注意到的石窟。还有中央美院的金维诺先生等等，也是石窟寺研究的前辈。美术学院中属于美术史系统的这些老先生他们在研究石窟的时候，也和文博系统的专家一样，也是是非常重视考古学的第一手材料，他们做研究的时候也是旁征博引，但他们毕竟和做现场考古的专家不同，加上他们更关心的是时代的风格变化、造像形态的变化和艺术价值的高低，所以他们的主观的判断比石窟寺考古和文博系统的专家突出。希望能够广泛的引用资料啊，所以这个传统我觉得他们跟艺术家又不一样。
第四就是艺术家、实践者对石窟寺和佛教造像的研究，他们的方法论也非常鲜明，比较突出的是央美雕塑系六工的张伟、杨靖为代表的一批雕塑家。
我觉得央美雕塑系第六工作室是我国雕塑专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室。它有鲜明的学术立场，有它独特的方法论。它们的方法论与石窟寺考古学截然不同，它们强调个人的眼光、经验和直觉，他们通过反复在现场的观察、体味，产生个人的体验，从而形成自觉的判断。这种方法和中国传统的感觉的，印象的审美观照是相同的。拿他们的说法，就是培养“眼力劲”。
不能小看这个眼力劲。拿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观念来看，人的眼睛是实践的产物。就是说，人的眼睛是历史形成的，人的眼睛经过了长期的审美实践，通过大量地对审美对象的观照，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直觉判断看起来没有经过论证和推理，也不需要事实的分析和理性的思考，但是这种审美的直觉判断有可能是非常准的。因为这个直觉里包含了往日大量的思考和分析在内，最后形成了一种“眼光”，可以在你看到对象的一刹间形成直接判断。看起来，没有理性思考的过程，但是，在这个眼光里蕴藏了过去大量临摹、比较、体会的训练过程。
艺术家对佛教造像的方法论传统可以追溯很早。根据四川美院龙德辉教授回忆，1954年四川美院雕塑系主任郭德乾教授就带着他们一帮学生在大足翻制石刻造像。听朱晨说，这套翻制像中国美院有一套早期的版本，现在还保留完好。还有，中央美院袁运生老师申请了一个国家课题，也是复制佛像，做了很多年，这是一个几千万的庞大课题。
观察、临摹、翻制，这是艺术家的方法。在艺术家的研究群体中，张伟和杨靖的方法论是一个标本。我虽然也和他们讨论其它方法的可能，但是我觉得他们坚持不改变立场也非常好，这就是现在我们说的，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杨靖在发言中介绍了三篇同学考察石窟寺之后的体会文章，很典型地说明了艺术家研究的方法论。从同学的文章中看到，他们有一种反学院、反架上的态度，强调现场观看，强调艺术家用自己的眼光和古人产生神交。这种古今的神交不需要很多。他不是要找很多资料、而是强调现场用眼睛观察，用心的体会。
以上说了这么多，只是谈了关于方法论问题的背景，只算是一个铺垫。就像赵立春老师他们调查石窟一次一次的去量。这是对石窟研究的我认为的四个传统，这是我谈方法论的一个铺垫。
其次，想说说我们本次学术研讨会在方法论上有哪些有意义的尝试和突破呢？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总结的。
四川美院张强教授、清华美院博士孟媛，他们采用的是视觉文化和视觉史的研究方法。这在石窟寺研究中，是新的东西。
天津美院的黄文智，他采用了雕塑创作中的一种方法，即在做着衣任务的时候，先做人物的裸体，了解他的结构。他在研究佛造像的时候，对一个古代造像的时候，有意把造像的外衣剥掉，把它还原成一个裸体像，在再来看它的人体，研究它的结构。他的方法就是把雕塑创作方法运用到佛教造像的研究中。这种方法也许是一般做考古的人，做文献研究的人所想不到，也做不到的。
李惠东在写作《佛陀的容颜》这本书的时候，采用了体质人类学的方法，又利用了雕塑家的造型优势，对人物的眼睛，鼻子，眉毛，嘴巴，胡须，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形体比对和分析。这也是李惠东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和《造像度量经》还不一样，《造像度量经》是相对静态的，是类型化的，模式化的，是对模式的套用。李惠东不同，他是从现象出发，历史地看造像，然后总结不同时期在造像上的区别。同样是眼睛，在不同的时候会发生不同变化，把体质人类学和雕塑造型结合起来，这是艺术家研究的强项。
王朝勇的研究也是另辟蹊径，作为艺术家，他给石窟艺术研究带来了一个新的角度，这也与他的艺术实践相关。王朝勇这个人很低调，在中央美院从本科读到博士，获奖无数，尤其擅长木雕。他现在分到天津美院工作，他的演讲谈造像，谈的是刀法、工具、材质。他站在一个创作者的立场，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佛造像在不同工具、不同技法、面对不同材料时候可能产生的不同效果。从一个实践者、一个艺术家的角度来看，这种工作难能可贵，相对于书斋里、从文献、从考古出发来研究石窟寺和佛造像的人来说，他的研究至少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途径和方式。比如说王朝勇谈的技法、工具、刀法、材料等，这些是雕塑上是很讲的，什么材料用什么工具。也就是说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当时的工具也是非常重要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在方法论上，值得注意的还有央美的杨靖，他今天介绍的三篇学生的文章，虽然没有讲完，但是把央美雕塑系六工在方法论上的特点说出来了。他讲到，通过对眼睛的训练入手，来培养学生对佛像的感悟能力，展开对佛像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六工的方法论是一种人类学的本体论。它提出的问题是，是借助一个工具来把握对象，还是通过人的眼睛来直接把握对象。这其实一个工具论和人本论的问题。为什么民间工艺中会产生很多巧夺天工的东西，如微雕艺人，它们是对人的感觉的训练的开掘。有很多东西可能是人和机器之间的对话中，机器所不可取代的东西。
还有一种方法，是郭继峰在论文中提出来的，从古代的画诀、塑诀来讨论传统造像的问题，体现出雕塑创作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关系。拿西方的观念来看，可能会认为有些传统造像比例不准，但是民间只有自己的说法。比如说：造像口诀中有“身长腿短是贵像”说法，显然，人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西方雕塑腿很长，现在大家都欣赏大长腿，可是古代认为身长腿短才是贵人像，要那么长腿干什么？所以，民间文化及其观念确实是影响到了我们过去的造像。我觉得像郭继峰提出来的这个角度，他对我们研究造像，应该有相当的启示意义。
另外王岩的方法也值得注意，他是把佛教造像和文人书画之间放在一起来讨论，试图在他们之间建立一种联系。我觉得从方法上讲，他进行这种跨学科的比较，挺有意思的。但是，其中也有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文人画在中国有如此具有成就的发展，取得了如此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很难直接、单向地与佛教造像产生关联。虽然宗白华先生提出了中国古代有过这么好的雕塑，为什么古代文人画家就无动于衷呢？于是，我们为了回应这个问题，就说造像实际对文人画产生了很大影响，得出佛造像汉化的高峰之后出现了世俗化，导致了宋元书画的繁荣。应该说，这是两个系统。佛造像的发展和文人画的发展有着各自的逻辑，它们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重的，全面的,全方位的。很难简单地在它们之间直接建立一种线性的因果联系。这个意见当然仅供参考，但是从方法论角度讲，他的这种比较的、跨界的方法，对不同研究方法论的探索是有意义的。
我们这次研讨会。在方法论上最激动人心的成果，是在数字化人工智能的时代，把高科技融入到石窟寺研究领域，它在方法论上所产生的革命性的突破，在这个会议上看到了端倪。
云冈研究院陈洪萍的论文是其中的代表，如果大家习惯了传统的论文，可能觉得她只是谈了如何运用人工智能、数字技术来修复、释读北魏的残碑的问题。然而，这个研究的方法论的意义是巨大的。我听了她的演讲后，很受触动，也许这种方法会带来石窟艺术保存、研究、观赏、传播上的巨大变化。如果我们要评选本次研讨会的最佳论文的话，我愿意投她一票。因为她所运用的方法代表未来，代表了一种新的突破，它突破了我们现有的研究模式。
还有西安交大贾濯非，他承担的研究课题是用数字化的技术对《帝后礼佛图》的进行造型的还原。贾老师论文的价值更多也是体现在方法论上，他是把高科技人工智能、数字化引入到造像的研究上。这个方向所产生的未来影响不可估量。说的很尖锐一点，这种新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取代传统的考古学的一般方法。我们设想，假如说有个学习能力超强的智能机器人来做考古的绘量工作又会怎样呢？它可能具备高度的视觉识别能力，发现人眼也许都容易忽略的细微指出，如果拍照，它可以伸出任意的长臂的拍摄，取代过去搭架子的方式，而且还能避免透视的偏差……从石窟寺的观赏角度看，人们完全可以运用虚拟技术、增强现实的艺术，通过数据的采集和扫描之后，可以无视角，无偏差的欣赏石窟艺术的各个侧面……这些做法目前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高科技的引入，代表了石窟艺术研究的未来的方法论，即使它不能完全替代过去的研究方法，也会在很大程度上解放研究人员的生产力，利用高科技做大量的基础性的工作，这也许将来石窟艺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第三、本次研讨会提出的问题和不同意见的讨论
敦煌研究院麦积山石窟研究所的项一峰老师在发言中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这种不断提问、质疑、反思的态度是学术研究所需要的。
1、高欢陵寝的问题。大家似乎觉得这个问题似乎是板上钉钉的问题了，项老师提出，还有没有其它的可能呢？
2、项一峰老师经像并传的问题，从佛教史的角度看，这是一个传统，造像不能脱离对“经”的研究。
3、项老师还提出，对皇家石窟的说法，过去容易笼而统之，觉得似乎皇家石窟就高人一等，就会格外重要。像云冈石窟、响堂石窟等皇家石窟，是不是还要做一些具体的分析？向老师的这些提问都很好，有助于我们思考的深入。
4、沙武田老师在进行点评的时候谈到的研究深度的问题，他提出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在考古事实认定的基础上，应该开展多方面的考察，不要仅仅满足于一种事实的呈现；应该全方位的来思考石窟艺术现象背后的原因，进行综合考察。
5、沙老师还提出，在石窟艺术的研究中也应该有开放胸怀，应该有更多的资源共享。例如，云冈研究院进行了技术开发以后，表示愿意和大家来分享，这样很好。以后响堂山石窟也好，或者其他石窟也好，都应该尽量地给大家分享研究资源。
6、项老师在点评中提出来，在佛教造像资源的推广和运用方面，要尊重历史，运用要严肃，要尊重佛教信众的宗教感情，不能出现任何亵渎和不尊重的情况。如果用到不合适的产品上，可能会让信仰者产生一些抵触和反感的情绪。
7、项老师在点评中提出，说佛教造像中国化、民族化，汉化，的时候，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要尊重历史，应当从当时的历史情境来考虑问题，例如不能泛泛地说“中国”，要具体分析。这个提示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古代，中国是一个建构的概念，从来没有一个静止、不变的中国。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是一个历史形成的大家庭。
8、项老师还提出，在石窟艺术的研究中，要呼吁采取比较宗教学的方法。用一种更广阔的视野，在更宏大的背景中来思考我们的石窟艺术。有时候不能够就佛教谈佛教，就石窟艺术谈石窟的艺术，可以和西方的宗教艺术等等来进行一些横向比较。
9、在石窟艺术的研究中间要充分考虑佛教史上已经有定论或已经约定俗成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仪轨、配置等等，这样的东西在研究中不能够任意的想象和发挥。
10、关于安岳卧佛院藏经洞的问题。除了演讲者提出的观点之外，张强老师在评议中提出，它可能与四川的崖墓之间，是否存在着存在着关联？对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的研究。这是我们研讨会提出的问题和一些不同意见的讨论。
第四、佛教造像的未来与佛教艺术研究的未来趋势
虽然我们的这次研讨会的题目叫《再造像——当代文化视阈下的石窟艺术》，其实大家在“再造像”方面谈的不是太多。
首先，中国美院朱晨教授提出了一个观点，针对佛教造像在当代日渐式微的情况下，他提出我们今天可能又会进入到一个无相的时代，这是他个人的一个判断，这个说法倒是很契合哲学上所说的否定之否定的思想。
最早的时候，佛教无相传播了很多年。后来才变得有相，未来会不会再次进入到一个无相的时代呢？至这个问题大胆提出来的很好。就像胡适先生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个人宁愿相信深刻的片面。不希望看到那种面面俱到的无懈可击。在科学哲学看来，理论总是建立在假说的基础上，如果一个理论不能被批驳，不能被证伪，不能够被质疑，就不可能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只要是理论，就有被证伪的可能，这是波普尔证伪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第2，从未来趋势的角度讲，对于石窟艺术的多学科跨界别的综合研究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研究方法论的日趋丰富，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引入石窟研究领域以后，对未来佛教造像的研究格局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和革命性的变化。这是我参加这次会议后观察到的一个未来趋势。
第3，石窟艺术研究将呈现出由过去相对专业的研究。走向专业研究和同时借助各种媒介进行传播的综合研究的趋势。将来的研究会是一个开放多元的态势，石窟艺术研究成果如果能被活化、运用，就要顺应时代的变化，一方面在做好专业的，精准的研究之外，还要加强它的传播性，做好普及工作。
第4，石窟艺术除了传播、普及外，还应该与文创结合起来，成为文创产品，让学术资源和传统元素能够走向社会，为当今所用，运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走入到大众的生活空间。当然，它的前提仍然是要建立在严谨、认真的学术基础上的，这样才有运用的基础。
以上就是我四个方面总结。不到之处，请各位老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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