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丨孟兴国 文丨徐晓

我是在文革期间念的中学，1971年初中毕业时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没机会上高中。我还算比较幸运，没有去插队，1972年16岁参加工作，当年在北京东四十条路口有个自来水笔修理部，我就在那儿修钢笔。1975年起又在本单位内的一个小印刷厂工作了三年。

1977年恢复高考，就参加了一次，没考上，但分数过了体检线。所以我就挺有信心的，好好学习了半年，1978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因为我已经工作六年半了，按照当时的政策可以带工资上学，就是原单位在我大学期间继续发我工资。

基本工资36块钱，还有点补贴，一个月大概能拿到40块钱左右，这在当时的学生里算是“有钱人”了。在我们班带工资上学的人不少，但有的人已经拉家带口，所以他们也不敢乱花钱。像我们年轻轻的，23岁，还带着工资上大学，比较敢花钱，那时候下个饭馆才两块钱。

我工作的服务修理行业，基本是集体所有制单位，工资比较低。

当年八王坟、大北窑、永安里这一带，有很多大型国企，像北京内燃机厂、北京化工总厂、北京酿酒总厂、北京市第一机床厂，都在这一带。感觉都是现代大工厂、大车间，因为待遇好，青年男女都容光焕发，考大学的人比例不高。我们那种小工厂、小作坊，修自行车、修钢笔、修鞋的，拼命想考大学，改变命运。

大学上到第三年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你在最后准备接受分配工作，还是考研究生？我上学前的单位当时叫东城区服务管理处，有时候他们跟我开玩笑，就说等你毕业了，把你要回来。

我在人民大学学的是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还要回修管处去做什么？不想回去，那就考研究生吧，接下来是考什么、选什么专业的问题。我不喜欢理论性的东西，当时的强项是数学、法律、英语这些课，但是资本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课都学不好。

我就琢磨，有没有比较务实又不那么枯燥的专业？我们班有个同学叫李中原，他父亲李绍禹是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当过农业银行恢复以后第一任行长，他们家跟人保总公司的李嘉华在月坛北小街住对门。

他跟我说，有一个专业你可以考，叫保险专业。那时候都不知道什么叫保险，一说保险马上想到是保险柜。

他大概说了一下，我自己也看过小说《红岩》，那里边有个地下党员李敬原，公开身份是安平人寿保险公司副总经理，就记住这个了。

李中原又给我从李嘉华那儿要了一本李嘉华、魏润泉和陈继儒他们三个编的《保险常识》，就是一本小册子，但是写得挺好的，虽然简单，但说得挺清楚。

这是1981年，开始准备要考试。当时还有一些其他的消息，李中原跟我说，你就考这保险吧，因为保险公司刚恢复不久，特别缺人，保证分宿舍，还能出国，别说大学生，那儿高中生都能出国。

我看了那些书也觉得很有意思，原来有这么多可以保，还能保卫星、核电站什么的，觉得挺有兴趣，就选这个了。然后我就把学校图书馆里所有关于保险的书都搜罗来看了一遍。书都比较老，还是繁体字，好多都是引进苏联的教材，没有什么现代教材。

1982年春节过后就考试了，成绩发布以后不久就被通知去五道口面试，见了林震峰、王永明等几个老同志。提的问题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是你对经济改革和保险未来的发展怎么看。

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要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企业变成了责任主体就要自己承担风险，就要有手段去解决风险问题，我就从这个角度回答的。

可能还有人问了保险要不要国家专营这类问题，当然我回答都是很正面的，觉得保险将来一定大有可为，是个非常好的机制等等。老先生们听完以后都是微笑点头，我面试完出来就觉得没什么大问题。

就这样上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在五道口，开始正式接触保险。

我们五道口那个院当年破得很，就是海淀区东升人民公社的一个卫生院，它不用了，给我们长租过来，后来是买过来了。那房子都是简易房，我们宿舍的窗户都关不严，每次都要拿锤子砸才能关上。

当时的保险专业导师有施哲明、李嘉华、王永明、林震峰四个人，我们第一届保险专业六个硕士研究生都是分在这四个人名下，李嘉华带我和王育宪，王永明带郑培明和陈宪平，施哲明带魏迎宁，林震峰带刘渝。

专业课主要是李嘉华、王永明讲课，林震峰和施哲明大概是碰到什么专题做个讲座。

李老师的课是比较受欢迎的，因为他讲的都是务实的，海商法、海上各种各样的风险、海上的保险组织、保险的惯例、船东保赔协会、劳合社，再保险是什么样的情况，风险是怎么经过评估以后估出的费率，等等。

王永明讲风险管理，用的书是国外翻译过来的，叫《危险管理》，当时对risk management翻成“危险”还是“风险”，大家还有讨论。在这三年之内，就是不断地学习，上各种各样的课，还有其他基础课像信贷这些课我们都要学。

我们在校的1982到1985年这个期间，也是中国经济、金融改革比较活跃的时间，比如说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职责定位的明确、保险业在发展变革中碰到的问题等等，我们作为研究生，也参与其中。五道口研究生部的特点是没有自己的老师，都是把其他学校的非常棒的老师请过来。

比如经济学，请北大经济学院的厉以宁、胡代光等；统计，请秦宛顺；国际金融，请人大陶湘；英语呢，就把北外的俞天民请过来。这个平台把北京能找到的优质资源都集中过来，还有就是人民银行、各商业银行及保险公司的高管、专家。

五道口分前后院，前院是人民银行进修学院，后院是研究生部。两边也有沟通，比如前院在办保险公司培训班，我们特别愿意跟人家聊天，因为我们都是学校里走出来，没有做过一天实际业务。人保财会部的童一翱也给我们介绍过保险会计。

在这过程中认识人、聊天，还能打个小算盘，夏天我到哪里去实习。所以有很多机会让你迅速地把学校的学习跟现实拉得很近。

逢假期必实习。大家都希望到外地走一走，谁要留在北京实习，觉得好像挺没劲的，都想借机会到广州、上海走一走。这都是几个导师给安排的，他们一打招呼就可以去了，所有地方也都挺欢迎的。

我1983年第一个寒假在北京市分公司国外业务处实习，看看外贸单子是怎么样的，提单怎么样的，保单怎么配，中间那些手续，信用证是怎么要求的等等一些流程的东西。

还去看理赔，有一次跟着去首都机场，一个英国进口的纺织机器设备，箱子被铲车叉了一个大窟窿，肯定机器有损失。这台设备不是我们保险的，人保属于劳合社的全球检验代理，去帮着看现场、照相、写个报告发回给英国。

1983年夏天，我去的是大连，也是在国外业务处，记得分公司的同事带着我们坐驳船上泊位外轮，也没什么事，就是说来看看，瞎转一圈，坐那儿跟老外抽几根洋烟，聊聊天，就完了。但有一次验损是船舱漏水，出口小麦受潮结块了。

1984年夏天，我们去北京市分公司国内业务处实习。1985年毕业前夕，论文成稿以后，我跟郑培明打着毕业实习的名义去了广州，但是正赶上广州春交会，当地保险公司的所有精力都扑在广交会上，对我们来有点怨言，就给你找个住处，你就自己这儿聊聊、那儿聊聊的，没有人正式安排你的实习接待。

还有就是参加一些会，比如列席参加全保会，远远地坐着，听各分公司汇报，讲各种各样的新鲜事。三年内边学习、边实习、边接触各种各样保险理论和实务，过得挺充实的。

毕业论文我写的是“论社会主义保险的经济效益”，大概是这样的题目。当时也挺幼稚的，什么都敢说，好多东西都是自己琢磨、自己研究。当时有一些文章，说保险的效益就是实用效益，能够给大众提供保险，还带点国家的补偿功能、收入再分配功能，不用想赚钱。像我们这些老接触市场经济前沿的人，就觉得肯定还是要讲效益的，不能办成赔钱的事儿。

那时候也没有“可持续”的概念，但是总觉得一个事业长期发展，必须要考虑效益问题。就是这么个观点，也整出来洋洋洒洒好几万字。我的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应该有中央财经大学李继熊、陈继儒，武汉大学张旭初，还有导师李嘉华自己。挺顺利的就通过了。

毕业的时候，我外语比较好，就选了总公司再保部；陈宪平去国外部，魏迎宁去人身险部，王育宪去保险研究所，郑培明回上海，刘渝没干保险。应该说每个人都如愿以偿了吧。

应该是9月份上班，闲来无事，8月份就去报到了，这样就进入了人保再保部。

1985年8月，我到人保总公司再保险部分出处上班。当时处里有沈喜忠处长，还有吴敏、贡智奇、徐韦，徐韦很快就去英国学习了，我就接徐韦那摊工作。

我去之前，再保部分出处出了一个事故：南海石油钻井平台有个跟国外合作的项目，新增风险没有及时做临时分保处理，恰在这节骨眼上摔了架直升飞机，几十万美金的损失都要自己承担。就因为这个事故，把经办的一个女孩儿给辞退了。所以觉得这个工作责任重大。

我主要就是管海上石油勘探，还有财产责任、建工安工及航空等。80年代，外资很多投资中国的海上石油勘探，比如法国的道达尔、美国的阿科、英国的BP，从渤海到南海都有勘探合作，项目比较多。

当时经历的项目，还有云南鲁布革水电站、广东大亚湾核电站，这些没到现场看过，就是一个纸面的东西。了解各行各业的风险管理，跟以前读书时学的理论对照起来看，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1986年，国际航天业流年不利，1月底，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5月底，欧洲的阿丽亚娜火箭也爆炸了。中国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想要向国际市场推销火箭发射服务。

1986年8月，我第一次出国，就是跟着航天工业部副部长鲍克明、长城工业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乌可力带队的代表团出了一趟洋差，这个团里主要都是航天业的人，只有我一个保险界的，去美国、加拿大转了一圈。当时费用紧张，只住得起汽车旅馆。

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是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项目。1985年7月，阿曼德﹒哈默的美国西方石油公司投资的安太堡露天煤矿开工，这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我们大约是1986年年初去的山西。

我们平时的常规工作并不是特别复杂，比如说海洋石油钻井平台，三千万、五千万、八千万的项目，按照以前定好的再保险合约，保额在一亿美金之内，咱们自留10%，超过一亿的部分要临分，一亿以内的都不用问，就是做一些管理工作。

但是安太堡这个项目就不一样。

因为第一，它的金额特别大，总投资额6亿多美金。跟它相比，我们常规的再保险溢额合同只有一亿美金的限额，好比一个脸盆，容不下大个子洗澡，水才淹到脚脖子。而且那一亿里面我们自己的份额是10%，超过的都要分出去，自己就留得比例很少很少了。当时就觉得好像不太对。

第二个，它并不是简单的一个项目，比如说一幢大楼，包括建工、安工，最后造好了是6个亿。安太堡露天煤矿开发，说起来是一个大项目，其实里面包含了很多项目。比如它用的超大型矿山翻斗卡车，是130吨的，轮子有两米七八那么高，人站在那儿只比车轴略高一点，这样的卡车有一百多辆，每一辆价格都是一百多万美金。还有洗煤厂、燃料库、采矿车、外国专家别墅等等，整个是一个特别大的综合项目。

当时拿到这个项目，就觉得不能按传统的模式来做，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我就跟分出处沈喜忠处长说，再向再保部徐文浩总经理汇报，徐文浩又叫上国外部，跟程万铸副总经理（分管国外部和再保部）开会研究这个事。

然后，我跟老徐还有国外部的胡乔立三个人代表总公司去山西平朔现场考察，山西分公司国外业务处陪同我们，到现场一看，才发现这个项目真是复杂。我们就想着怎样做一些具体的风险划分，虽然整个是6亿，但是任何一个风险事件都不可能把它一下全部灭失。

比如：一百辆车不可能一下子全翻车；洗煤厂的项目大概是几千万美金，万一爆炸，会不会波及油库？这些是我们要看的事。最后把风险切成几块，这样单一“最大可能损失”（PML）就小多了。这是我个人经历的人保总公司第一个按照风险划分去处理的项目。

我们有了项目风险拆分方案以后，再请主承保人慕尼黑再保险公司派它最牛的工程险专家来，记得是个一个叫考夫曼的德国老先生。因为慕再是工程险首席承保人，而考夫曼说话是有份量的，他认可的，后面那些再保险人都不会有意见的。

最后他基本认可，认为我们的想法比较合理，这样我们就能往自己兜里多装一点保费，否则的话全给人家了。

我一边上着班，一边已经在计划出国的事儿了。

1985年10月，王育宪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拿到两个考托福的号，就给了我一个。那时候考托福报名要排长队，人家想方设法挤破脑袋还拿不到，我白得了一个号，不考白不考，于是就凑了35美金报了名。最后结果出来，我考了603分，算是比较高的，就动了心思，开始筹划出国的事儿。

1986年6月，由人保承办的第五届第三世界保险大会（TWIC）在北京举行。记得大会开幕式的酒会上，我的研究生导师、保险研究所所长李嘉华陪着一位学者风度、精神矍铄、唇上留着短须的先生，招呼我和王育宪说：“这位先生你们一定听说过，他就是著名的美国天普大学保险学教授段开龄博士，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向他请教。”

段先生很亲热地问我们两位年轻人负责哪方面的工作，听说我们分别做保险研究和再保险工作后，段先生鼓励我们不断钻研。我们也向先生提了几个专业问题，先生都给了扼要的回答。

对于段开龄先生，我以前是听说过的，他是段祺瑞的侄孙，是美国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风险管理与保险系的创始人之一。这次见到了“真人”，机会难得，我赶忙告诉段先生我有意出去读书。

段先生听了很高兴，当即表示支持，并说，他觉得我的基础不错，希望我申请攻读保险专业博士，将来回国后能发挥更大作用。

段先生还要我尽快参加GMAT考试（管理研究生入学考试），以便赶上次年（1987）秋季录取招生（一般在2-3月决定）。还嘱咐我多写信给他，随时告知考试、申请的进展和遇到的问题，以便他及时设法解决。

这样，我的出国计划就开始进入程序：写简历、写personal statement，要申请哪个学校，为什么我想学这个专业，写一大堆这样的东西，此外还有推荐信，投递出去。并不时写信，将进展情况及时告知段先生。在段先生的指导和推荐下，天普大学等学校已表示愿意录取我读博。但是我初次GMAT考试成绩偏低，再考又必须间隔一定时间，我错过了1987年的秋季入学。

随后，再考GMAT，成绩有所提高，有学校给我发了录取通知书，但是没有奖学金。那年代，国内工薪阶层基本一穷二白，一个月工资百十来块，才能换二三十美金，怎么可能在美国生活和学习？

我把情况写信告诉段开龄先生，段先生大力奔走，先是在天普大学管理学院录取委员会为我听证，陈述培养风险管理博士对一个开放的中国之重要，促成委员会作出录取决定（1988年春季入学）；接着又四处游说，最终从CIGNA基金会为我争取到全额奖学金。用今天的话来说，段先生简直是完成了一个不可完成的使命，他是我的贵人。

按照当时的政策，研究生自费出国留学是要经过单位批准的。这时候已经是1987年秋季（大约9月份、10月份的样子），我拿着天普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CIGNA的全奖，向公司领导申请出国。

这事儿李嘉华一开始就知道，他为我写的读博推荐信，但他一直没对外透露。我找了再保部的沈喜忠处长、徐文浩总经理。段先生又委托李嘉华向公司领导说情，希望人保能从长计议，支持我出国留学。

领导们一方面觉得挺可惜的，觉得我各方面都不错，是研究生，1987年刚被评了全公司的优秀党员（六个优秀党员之一），家庭出身也不错，是个培养苗子；另一方面，既然我已经决定要出去继续深造，秦道夫总经理、程万铸副总经理等领导都给了我无保留的支持。

经过党委开会研究，公司批准我出国留学。秦道夫总经理还要人事部拟了一份停职留薪的出国学习协议，这是不多见的，当时一般都是“停薪留职”，而我这个是“停职留薪”。

秦总说，你是中国第一个出去读保险博士的，虽然我们有点舍不得你走，但我还是支持你，这是好事，我们给你按照自费公派模式走。所以我跟人事部签的是四年协议，每个月还给我发工资，四年之内拿了博士还继续回到人保工作。那时候发工资都是现金，陈宪平帮我领了四年工资，扣除代缴有关费用，总共四千多块钱，算下来一个月差不多八九十块钱，只是工资，各种补贴就没有了。

那时候去美国的单程机票是4700元多人民币，我没钱，就得跟公司借。领导写了批条，财务给了张支票，我拿着到民航买了张去美国的单程机票。我的借据后来压在财务部王新棣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一直到1995年我回国后才把这个钱结清。

终于，我怀着感激之情，于1988年1月8日登上飞往纽约的飞机，走上读博之路。

去美国的时候我兜里揣着200美金，这已经算是有钱的了，很多人都只揣着中国银行给换的50美金出国（当时好像规定每人出国给换50美元），到了机场以后，全都指着当地的朋友、留学生、学生会去接，要不然寸步难行。

CIGNA奖学金是一个学期一个学期给的，我第一个学期总额是7000美金，其中生活费差不多3000美金，每个月能拿到手的生活费是582美金，给5个月，假期不给。3000美元以外的4000美元是你的学费和书本费，学费就是你修课要交的钱，学校会计室一看有公司赞助的就直接走帐，不用付现金了；

书本费是给一个限额，在学校书店买教科书不用自己花钱。当时我第一学期修三门课，每个课就按800美金算，得2400美元，还有其他的学校活动费用，类似学校收的管理费等乱七八糟的，7000美金肯定是够的，还有富余。公派生一个月400美金生活费，我每月582，就算发财了。

原先在国内上学，我是算一路顺风，本科、研究生都没觉得费什么力气就读下来了，觉得读博士可能也这样吧。到了美国以后才发现我想简单了，真得出把力气才行，好多东西得从最基础的学起。

比如统计课，做什么题都要自己编程，然后上学校主机把结果搞出来。我在国内都没摸过电脑，得现学计算机语言。这东西也没人帮你，人家说你既然敢来读博士，就应该敢做敢当，只好一边赶紧周围找人请教，一边自己来回摸索。

第二个不适应就是发展程度的差距。比如上管理课，人家讲公司收购兼并，咱们这边连个基本商品市场、股票市场都没有，哪听说过什么收购兼并？人家讲price earnings ratio（市盈率）、price to book ratio（市净率），咱们没有股票市场，连个P（价格）都没有，哪有这些概念？所以讲课过程中傻傻地听，有的如分工理论、信息沟通这些东西在国内看过一些书，还马马虎虎能懂，但有些东西中国没到那地步，完全听不懂。再加上人家的英文也跟咱们在国内学的不太一样，所以前半年的课听着特别费劲。

还有，我们在国内一门课一两本书，你只要是看了，划上道了，就八九不离十，考试能及格了。在美国读博却不是这样，很多课只有参考书，没有指定教科书，通常是先给你一个单子，第一页是书目，后面几页是各种杂志历年的文章，都交给你了，而且下周就要交报告，课堂上就要发言。

中国人还是挺能吃苦的，我第一年没有什么闲暇时间，最大的享乐就是看家信，其他什么看电影、看戏、逛街、shopping一概没有，所有的时间放在学习上。看书看到半夜2点，第二天早上还要去办公室给教授干点儿活，想着赶紧睡四五个小时踏实觉，却睡不着。全身都是绷着的，脑袋都要爆仓了，整个人简直要崩溃了。

读博士每门课都要得B以上，我第一学期管理理论课只得了C，算不及格。这门课我就得自费重修一遍，人家给奖学金时说得清清楚楚，只管第一次修课。自费掏近千美金重修一门课，特心疼，一千美金能买多少大件哪，相当于在国内上班好几年的收入。

关键是中间对信心产生了问题。你高调出国读博士，所有人都知道了，出去前这里请客那里请客的，现在你好意思说读不下来了？就架在那儿了。还真有务实的人就不读了，改个身份，读个计算机课就工作挣钱了。我要面子，觉得人家能读下来我就不能？咬咬牙再试试，后来就凭着这种信念坚持下来。

我宿舍里楼下也住着个中国留学生，据说他出国前是某南方著名开放城市的团委副书记（或是团委委员），事业上已经非常好了，也是办了自费留学。到了美国以后，从他香港亲戚那儿借了一点钱，亲戚又给他做了财务担保，其他全靠自己打工。也是第一学期有一门课没修下来，那亲戚就给他很多脸色，说不好听的话，结果他找了个悬崖跳下去了。我特受刺激，我倒没想跳崖，但是也感到压力巨大。我给徐文浩写信说过这个事儿，老徐回信说，没事儿，人总得经过这些，就算不读了又能怎么样？

后来咬咬牙，逐渐适应了以后，加倍付出努力，也就行了。但确实有几个关口，你不咬牙真过不去。

我是天普大学商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系的博士生，先要通过商学院统一的资格考试，开始是四个科目，后来改为三个科目，考过了才有继续读博士的资格。

接下来有保险的专业课，比如说风险管理、财富管理、健康保险、财产保险、再保险、市场监管、养老金、医疗保险等等，都学完以后，就要进入系里的综合考试。怎么考呢？每一个领域的老师给你一堆书单子，你把这些书看完了，那么你对美国保险业的运营和监管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和解决方案就都了解了。

什么时候你想考了，系里就安排一周，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早上进去，中间可以出来喝咖啡、吃午饭，但不能带教科书进去，时间也不限制，下午五点钟秘书下班之前交卷就行，连考五天。这五天的考试就是对你专业方面的一个检验，然后就进入论文阶段。

论文阶段是先选题，要考虑到建模问题，要有数据，还要有新意。他们不接受咱们国内惯用的文字论述，比如你说“潜力巨大”，不能光是这么一句话，你得有理论、有数据、有模型，做一系列的实证验证。

我做的是不同国家的比较研究，数据至关重要。全靠我的五道口师兄魏本华，他当时是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后来当过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他是IMF的高管，有签字权，他给我发了邮件，把IMF和世界银行的图书馆资料室对我开放，一周之内可以随便使用，复印资料也不要钱。

当时发达国家统计数据都是全的，大的公共图书馆里都能找到，差不多的口径都能对上；但是发展中国家统计都不太成系统，它政府管理没有那么精细，所以没有公开的数据。但是为了从世界银行得到贷款，为了从IMF得到更多的配额，就得满足人家的上报要求，有很多报送都是油印的，特别粗糙的纸，但一年年的数据也是有的。所以就发展中国家的统计资料而言，世行和IMF的图书馆资料室就比任何一个公共图书馆的数据都全，有关的文章也比较多。

我就在这七天之内比别人占据着巨大的优势，大量搜集了有关国别的各种数据。总而言之，这一下就让你的统计分析有了实证研究分析的机会，不仅论文研究能继续下去，而且也能得出跟别人不一样的结论，所以说魏本华帮了大忙。

1993年春，中国保险法起草小组访问美国。左起：傅安平、孟兴国、王恩韶、秦道夫、夏利平、邢炜、王建。

前面讲了，我出国前跟人保签了协议，四年内拿到博士学位后回来工作。我是1988年初走的，1991年底应该到期了。我给总公司人事部和公司领导写信，说现在资格考试已经通过了，准备要做论文，肯定时间不够，希望延期。这个时候秦道夫总经理已经卸任了，徐文浩不在再保部了，分管领导也换人了。

他们回复说人事部不同意，那么从1991年底或1992年初我就跟人保终止了“回来效力”的协议，人保也就不发我工资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因为确实四年很难读下来。

这中间还有财务问题。那个奖学金给到第五学期以后就不再给了，一个是他认为你的课已经修完了，剩下的应该你自己想办法解决；再一个是90年代初美国经济结构在剧烈调整，保险行业也遇到了沉重的打击，CIGNA基金会无力支持更多的学生赞助，砍了很多项目。

像我这样课修完了，做论文没什么学习成本，但是每个学期在学校要交注册费，我记得是800美金，相当于二三个学分的注册费，就可以使用学校的各种设施。

生活来源就得靠我自己打工。给教授打工，主要是整理资料、监考、帮助出题。学校图书馆有给研究生准备的兼职工作，每天去整理图书、做档案，工作几个小时。给教授做工作比较省事，只要你干完了事情，他不在乎你实际用了多少时间，照样给钱；给学校工作是按照小时付费的，你在图书馆做资料整理，就得五个小时坐那儿，往电脑里续卡、查东西，比较占用时间。

有段时间我为了写论文还去做夜间保安。晚上大家都下班了办公楼里得有人值班，到了晚上10点，我就去了，带上笔记本（不是笔记本电脑，那时候我只有台式电脑）、图书资料等等，把门一锁，就开始工作了，通常是整理资料、整理思路，把有关心得、思路写在纸上，第二天白天再找时间输入电脑。夜间保安工作虽然辛苦一点，但就坐那儿不受打扰，挣个生活费没有问题。

我在美国保险公司也实习过，比如CIGNA和Prudential，80年代CIGNA实习工作是一小时十几美金，一个月大约能挣2000美金左右。这个挣钱多，但是基本上干不了别的事情了，如果还想把博士论文做完，必须把工作辞掉。

1993年4月，中国保险法起草小组来美国，人保驻纽约代表处首席代表刘建英找我，说秦总带队访美，希望我能够协助做些工作。这个时候其实我已经跟人保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一听说国内保险代表团来，又是我尊敬的老领导亲自带队，特别兴奋。

我陪他们去了纽约和华盛顿，拜访纽约保险局、华盛顿的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美国保险协会、保险公司。我给他们当翻译也是再合适不过了，一是对中国和美国的情况都熟，二是各种专业术语都熟，翻译起来不打磕巴。

他们谈得非常投入。在纽约保险局，当时的保险监督官是个姓夏的华人，他早早按照你们关注的问题单子，安排好了各个相关部门轮流来谈，但每个部门、每个环节都超时，中午都舍不得出去吃饭，改成快餐了，就在会议室吃。从早到晚，都过了下班时间，外边还有没排上的人在等着呢。到了晚上七八点钟，夏监督官进来看了一眼，说我得来救救你们，要不然你们老完不了。

那一代人真的挺敬业，秦总、夏利平、王恩韶、王建、邢炜、傅安平，就这几个人，都挺好的。

我前前后后陪了不到一个星期，工作都是无偿的。因为国内来人，有当年批我出国的老领导，还有老朋友、老熟人，这又是为国内保险业发展做贡献，而且我将来还要回国工作，肯定应该做这个事。我当时课都已修完，考试也都考过了，就剩下论文还没完成，所以心甘情愿地义务服务了几天。

再后来，论文写完了就找导师，凑答辩委员会，最后在1994年的5月份通过答辩，拿到了博士学位。

然后，回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