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城市里虫鸣鸟叫声渐渐多了，乡村郊野“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的景象也越发常见，长江口几近绝迹的“旗舰物种”江豚又游回来了……
进入新时代，生态保护修复进一步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与重视。通过生态修复将“灰色空间”转化为“绿色空间”，为建设生态文明、提升民生福祉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般来说，生态保护修复的对象是受损的自然生态系统和城乡生态空间，具有复杂的生态结构与功能。有别于一般工程建设项目竣工后可以直接发挥功用，以人工干预为主的生态修复措施虽然能够快速消除外部胁迫、修复受损结构，却难以在短期内恢复生态功能。为此，需要将人工修复与自然恢复更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稳定健康的生态系统，进而有效发挥生态保护修复的赋能作用。
以云南洱海为例，经过近20年的不懈治理与严格保护，水质逐渐由浊变清，保持在国家Ⅲ类水质标准以上。消失多年的珍稀濒危植物海菜花更是回到了洱海。
在浙江温州洞头，当地通过修复退化沙滩还带动了旅游业发展，进一步增加了村民收入。
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一个重要方式是“再野化”。我们在上海金山廊下开展的农林水乡生态保护修复实践中，将池杉和香蒲混种在一起形成林湿复合系统，再将它们留给大自然。虽然野化初期林下空间会被优势物种占据，但接下来就逐渐观察到乡土植物、野生动物回归。对比监测结果显示，鸟类丰富度和物种数量有了明显增加，林湿复合系统成为当地生物资源的保护地和种子库。
从全球实践来看，生态修复“再野化”是提升区域生物多样性的有效方法。不过，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只有人类有所退让才能够实现与野地和谐共生，故“再野化”区域的人类活动往往要受到严格限制。这对于生产生活空间相对紧张的城乡区域特别是高密度超大城市来说，是颇有难度的。
在这方面，中国古人有丰富的生态智慧与探索实践。中国传统文化中谈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除了强调“天人合一”，还有“参赞天地之化育”的观念，提倡辅助天地来化育万物，以求得人类生存之道。这可从苏东坡治理西湖的事功中得以一观。
宋元祐四年，年逾50的苏轼回到杭城担任知州，发现“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 。
唐代以降，西湖一直是杭州的水源地，“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不过，由于泥沙淤积等因素，西湖逐渐面临沼泽化问题，严重影响到城市用水安全。
于是，苏轼上书《乞开杭州西湖状》，以“赐度牒”的方式获得朝廷资金支持，发动杭城父老疏浚湖泊、清除葑草，一举恢复了唐时三十里旧观。
他还讲求化害为利，将积泥葑草堆成长堤，以便利南北两岸交通。同时，在堤内设置孔桥水口，有效疏导了湖西至主湖区水流，消减了雨洪期间不利冲淤的态势。
苏东坡在治湖筑堤过程中，不仅有意识地破解了城市用水和区域交通等民生问题，还专门开辟了湖面供百姓种植菱角，拓展了西湖的功用。反过来，通过种植户主动清淤，也提升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还有不少生动的例子，如太湖溇港、江南圩田、哈尼梯田、桑基鱼塘等。这些久久为功的生态工程有着共同的特点，即基于自然的时空演化特征，寻找可以与之协调的低强度、高效率的人工干预方法，构建形成人与自然共生系统。
在这个古老的生态认知与实践系统中，绿水青山本身就凝聚着人类的智慧和劳动，是人类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包括西湖在内的这些千年生态工程，其成功的奥秘就在于找到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金钥匙，将保护修复转化成自觉行动与社会共识，进而从思维方式上与自然达成和解，形成了牢固的历史文化纽带。正如苏东坡所言：“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
反观现在一些地方的生态修复项目，建成之后不久就因为种种原因难以为继，很快丧失了它的服务功能，或者依赖于高强度人工干预，需要持续投入大量运维养护经费以维持脆弱的系统稳定性。这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
师法自然，参赞天地，化育万物，生生不息。生态保护修复的最佳解决方案可以从古人的生态智慧与实践之中获得启发，那就是基于自然与人文的可持续之道。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 陈雪初）（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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