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伟业》里曾讲述过陈独秀没有去参加一大会议，反而是派遣了一个名为包惠僧的人，在会议上传达他的意思，包惠僧也因此成了一大会议中最特殊的一个代表，他是唯一没有经过共产小组选举，而是被陈独秀指派参加会议的代表。

包惠僧的名气不大，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他的故事，但这并不影响包惠僧人生的精彩。

他是陈独秀的至交好友，是第一批参加共产党的青年，在国共合作期间曾在国民党政府担任高官，后来又因一些原因退出了共产党，不过在建国后包惠僧再次加入了共产党，后面还担任过国务院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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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惠僧于1895年1月15日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东乡包家贩村，根据《包氏总谱》记载，包惠僧的原名其实叫做德芬，号梅生。

不过包惠僧成年后因一些事情和父亲关系闹的非常僵，便赌气下将名字改为了“悔生”，而在与董必武结识后，一次书信来往里董必武笔误将“悔生”写成了“惠僧”，后面他也就将错就错认定了“包惠僧”这个名字。

包惠僧的父母都是农民，没有办法给他太多支持，好在包惠僧头脑足够聪明，加上读书也祖国刻苦，成功考上了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也先后在两所小学里当过老师，但最后都因种种原因被迫离职。

后来一次偶然机会下，包惠僧结识了从事新闻工作的伍力，包惠僧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伍力后，伍力鼓励包惠僧转行当一名记者，包惠僧虽有许多疑虑，但生活所迫下依旧接受了伍力的建议，从此进入了新闻行业。

包惠僧先下几篇心中所感的稿子后，试着将其投给了几个报社，却不想还真得到了几个报社的认可，包括颇有名气的《大公报》、《中西日报》和《汉口日报》等报社，经过几次合作后，包惠僧成了几家报社的特约外勤记者。

作为记者自然不只是闷头在家写文章，包惠僧经常到广州、北京和上海等地出差，实地调查、采访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在这个过程中，包惠僧逐渐认识到中国官场的腐败，军阀的无能，社会存在的诸多黑暗、不公平现象。

这让包惠僧不再单纯把记者当成一份混饭吃的职业，而是以“雷”、“鸣”为笔名发表针对黑暗社会的尖锐文章，试图用雷电轰鸣给死气沉沉的旧社会带来一些改变，在乌云遮天的社会撞出一个缺口。

不过包惠僧的稿子写的非常大胆尖锐，对一些社会黑暗面做出了非常详细的报道和批评，这也导致包惠僧得罪了一个大军阀，几家报社听到消息后，当即取消了包惠僧的记者证。

包惠僧开始还能不断更换笔名，以此发表文章，但随着武汉官僚政府和报社开始互相勾结后，包惠僧的文章是越来越难发出去，后面包惠僧的生活再次变得拮据，被迫回到了黄冈老家。

1920年初，包惠僧又被报人推荐，加入了江汉通讯社担任编辑，这份工作的薪水相当高，但包惠僧工作一个星期后发现，江汉通讯社不过是一帮人竞选议员的工具，包惠僧不愿昧良心写文章，便打算提出辞职。

巧的是，这个时候陈独秀应胡适的邀请来到了武汉，在文华学校、武昌高等师范等学校发表一系列演讲，而正打算辞职的包惠僧接到了采访陈独秀的任务。

包惠僧其实对陈独秀这位大学者已经仰慕许久，他带着崇敬的心情找上了陈独秀，并成功得到了采访许可，包惠僧一共对陈独秀采访了2次，他们谈论了许多东西，包括婚姻自由、五四运动还有汉学文化等。

包惠僧对这两次谈话印象非常深刻：

见面后我告诉他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毕业后因找不到工作当了记者。他说当记者也好，能为社会服务。后来我们谈了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反封建，婚姻自由（当时有很多女学生同我谈论婚姻自由问题）等问题……

这两次采访对包惠僧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促使他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浓厚兴趣，回去后他就找到了报社正式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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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离开武汉后，包惠僧在和省立师范校友陈潭秋的一次见面时，两人谈论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所以当陈潭秋邀请包惠僧加入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时，包惠僧立刻就答应了下来。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首个共产主义早期小组，随后开始给包括武汉在内的各地写信，包惠僧的虔诚和老道给陈独秀留下了非常深的印响，所以陈独秀也给包惠僧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和陈潭秋等人一起在武汉成立共产党早期小组。

1920年秋天，包惠僧、董必武、陈潭秋和刘伯垂等人一起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包惠僧被推举为书记。

1921年1月，包惠僧来到了上海，准备前往苏俄留学深造，但当时上海共产小组代理书记李汉俊执意要求包惠僧留在上海工作，担任共产党教育委员主任的职位，专门负责选派优秀青年前往莫斯科留学的相关事宜。

同年4月，包惠僧选出了包括刘少奇、萧劲光在内的一批优秀青年前往苏俄留学，后面又根据李汉俊的指示来到了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

包惠僧和陈独秀上一次见面不过是一年前，但包惠僧身上却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不再对未来的道路感到迷茫，而是全心全意为共产党早期小组的诸多工作而努力。

在广州，包惠僧和陈独秀一起参加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还负责《群报》的编辑，更重要的是，包惠僧和陈独秀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

“没事就到陈独秀处去谈天”、“几乎天天见面”、“无话不谈”，包惠僧后来回忆说：“我和陈独秀的关系就是在这段时间建立起来的……我是读书人，他好比书箱子，在学问上我受他不少影响，他俨然是我的老师，每次谈话都如同他给我上课，我总是很认真思考他的话。”

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上海，和上海的共产早期组织成员李汉俊、李达商谈，建议尽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共产党，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同意这个提议。

但此时陈独秀在广州担任广东教育行政委员会的职位，正在为大学筹款事宜而奔走，所以并不打算参加一大会议，而是将包惠僧指定为私人代表，让包惠僧代他在会议上发表意见。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李公馆召开，包惠僧为13名代表之一，因会议中途被法国巡捕房打断，又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包惠僧参加了全过程的会议。

7月31日下午，会议其实还发生了一些不小的争执，这是如何看待联合孙中山的问题，包惠僧反对联合孙中山，认为孙中山也是军阀，他是这样说的：“孙中山代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宣言，还能对他表示丝毫妥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