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34岁那年，给当朝的宋神宗写了一封八千多字的《上皇帝书》。

他说：“陛下，你放贷，是与万民争利而使国富，国富民穷则是本末倒置，青苗法的本意虽好，但错在执行的方式上，朝中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大臣们受到打压纷纷离开，甚至有人因此而遭受肉刑，难道你还不清楚何为不公吗？商鞅变法就是因为他不顾人心，虽然国家富强了，却召怨了天下人心，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了天下，也算失去了。……”（此段原话前半段取于央视纪录片《定风波》，后半段取于苏轼原文）

当朝时，臣子们上书的开头，都会将当朝陛下的圣德恩威比作尧舜禹汤，可用历史观来看的话，真的如此吗？宋神宗在宋朝历史上在位18年时间，一直在大力推行主张王安石的变法，重用新党，但他38岁郁郁而终之后，他的母亲高太后毅然废除新法，不得不说，太后高滔滔是一位非常有魄力和能力的女人，在她辅佐年幼的宋哲宗执政期间，算是北宋最后的一个经济繁荣期，政治清明，国富民强。

当然，苏轼这篇《上神宗皇帝书》言辞犀利，肯定是触怒了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新党，新党们罗织罪名，弹劾苏轼，宋神宗爱惜苏轼的才华，便将他由开封府推官调任杭州任通判。

苏轼刚到杭州没多久就到了一年的除夕，但除夕那晚他还在狱中审理案子，他发现监狱里关押的囚犯比往年多了一倍不止，大多是破产的商人和贫苦的农民，还有一个在孤山卖梅花汤饼的老妇人居然也没关了进来。

苏轼在了解了这些人的情况以后才知，他们基本上都是因为负债后还不出钱而进来的。

王安石的新法推行以后，青苗法便在民间大力推行，在春天青黄不接时，国家把钱借给这些农民好让他们度过春荒，到了丰收时再还贷。这些农民就是因为借了钱之后，便在春耕前将钱拿去城里胡乱消费掉了，等到还钱的时候又没钱还。那位卖梅花汤饼的老妇人更是被官吏强推贷款，加息加倍还不出钱，被追保逮捕关进了监狱。

这些人一辈子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因新法推行，突然追着给他们钱，然后从他们身上搜刮成倍的利息，有些干一辈子也还不出那么多钱来，一不小心还成了罪犯。

苏轼看到这些民间疾苦，痛心疾首，他看不惯这世道荒谬，决定放了370多名轻犯回去和家人团聚过除夕，让他们立下字据，待元宵之后再返狱。那些重犯就在狱中供给他们酒食，让他们初一到初五有肉吃，并严禁狱吏鞭打他们。

苏轼被称为儒家“民本”思想里最完美的一个人，眼睛一直向下看。除夕那晚，等放了那些轻犯们离开之后，苏轼在监狱的墙上提笔有感写下了这么一首诗：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

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

虽然苏轼在当时被贬受排挤，无法施展胸中经世之用之学而报效壮志，于个人命运是颠沛流离，于国家是损失，但于历史，终会给出名正言顺的答案，流芳百世，成为后世心中敬仰佩服的人！

若苏轼当年被当朝重用，他会不会像刘伯温一样可以给大宋续命百年？

苏轼反对王安石新法在全国的推行时，在《上神宗皇帝书》中的字字句句读来，依然振聋发聩，使人清醒万分。

如何能叫醒一个泡在蜜缸里沉睡的人？歌功颂德，早已将他捧得白璧无瑕，没有一点儿缺点。

宋神宗叫赵顼，是北宋的第六位皇帝，苏轼苏辙兄弟，是在他父亲宋英宗在世时选中的人才，当宋英宗看到苏轼兄弟俩的文采斐然时，他高兴地对曹皇后说，朕为子孙觅得两位辅佐之才。

宋神宗相貌气宇不凡，从小胸有大志，立志要雪数世之耻，他推崇法家学说，尤其喜欢韩非子，从他父亲宋英宗在世时，他就关注过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因为北宋当时的局面是财政亏空，军费开支庞大，于是王安石的这套方法也就高度契合了宋神宗的意。

苏轼肺腑之八千言，依然撼动不了宋神宗力挺新政施行之决心。苏轼远离庙堂被越贬越远，无奈地看着这大宋江山步步陷入死局，他只能用这66载之躯，一腔无声的热血，在精神上无力地报效祖国大地江山。

下为节选苏轼《上神宗皇帝书》的节选部分：

宋神宗19岁继位，在位18年，在西夏战事的惨败上，宋神宗精神上遭受了重创，最终遗憾地离开了人世，他那9岁的儿子赵煦继位，就是宋哲宗，在位15年，去世时也不过才25岁，还未来得及施展才华便已夭折，宋哲宗在太后高滔滔的辅佐之下治世，此后大宋再无盛世。

苏轼在文中引经据典，一再地向宋神宗说明新法的弊端与施行仁政得民心的重要性，可君心难改，苏轼也从此一生遭逢漂泊无依的浮萍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