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之前，麻烦您点一个“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3年6月新四军内部整顿纪律，陈毅和饶漱石之间发生了矛盾。

这两个人都是新四军的主官，一个管军队，一个管党组织。

而他们之间发生矛盾，一个是性格差异，另一个则是对对方都有意见。

就在1943年10月，他们两人在会上爆发了较大的争执，而这件事也被称为“黄花塘事件”。

很快毛主席得知了这件事，找他们谈了话，把陈毅调走，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没想到两人先后又有了情绪。

后来，主席找到陈毅，跟他说，“想想自己有没有缺点，要多忍耐”。

毛主席为何单独找了陈毅，后来这件事解决了吗？

要想搞清楚陈、饶二人的矛盾，就还得从1943年6月份新四军搞整风审干说起。

产生意见

陈毅和饶漱石产生矛盾，最开始完全是因为两人之间的个体差异，还有一些误会造成的。

1943年6月，新四军内部搞整风审干，这也是部队里常设的活动，大家互相批评指正，以促进队伍发展。

这本来是件好事，这也是为什么党能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有的时候，人们之间常常会有误会，又没找到机会说开，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带着情绪去指责对方。

那时，在新四军内部，陈毅是军长兼任军分会主席，而饶漱石是华中局代书记，兼任部队的政委和政治部主任。

两人各司其职，管着部队两个不同的系统，同时他们的个性也截然不同。

陈毅为人豪放，不拘小节，有什么就说什么，而饶漱石严肃严谨，看待事情常从大的政治原则上面看，不少同志很害怕他。

按理说，这两人共事是互补，是很不错的配置，当初组织上安排恐怕也是基于两人个性考虑的。

然而，这两人互相看对方不顺眼。

饶漱石认为陈毅的作风有问题，不好好打仗，成天吟诗作词，是资产阶级作风。

他认为，陈毅这个毛病不改，迟早要栽跟头，出大问题。

而陈毅对饶漱石颇有怀疑，因为在皖南事变后，饶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党组织联系。

不少朋友应该知道，就是在这次是事变中，项英将军被叛徒杀害。

而前一天晚上，他和同志们还在蜜蜂洞里，点着蜡烛，用树枝做的棋子下棋。

陈毅对项英有很深厚而复杂的感情，他们曾在3年游击战争时期并肩作战过，这段经历他记忆犹新。

另外，饶曾经在会上批判项英时，说话有些重，这也让陈毅对他颇有意见。

矛盾起始，就是这次整风开始的时候，陈毅经历过中央苏区时期，知晓党内斗争的厉害。

于是，他特意提醒同志们，在批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原则，客观对待自己身边的同志。

在这一点上，本就主抓整风工作的饶非常不同意陈的观点。

随后，饶漱石离开军部，到各师巡视，同时也去听了陈毅开的会。

在会上，陈毅对他提了不少意见，而饶在会后又找了不少人谈话，搜集他们对陈的意见。

于是乎，两人的关系就越来越紧张，但因为他们都没有发生大的冲突，这件事也就没有多少人关心。

直到两个月后，饶漱石在黄花塘主持整风会议时，他们的矛盾才正式爆发了。

1943年10月，饶在会上公开批评了陈毅，他指出，陈毅犯的第一个错，就是反对毛主席。

他给出的根据是，在1929年，陈毅主持红四军七大时，选掉了主席的前委书记，并自己坐上了这个位置。

当然，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可是队伍里也有不少不清楚这件事，或者后来才加入的干部。

他们一听这个事可不得了，原来咱们的陈军长是这样的人！

因此，除了像粟裕、黄克诚这样，知道实情的人持反对意见外，大部分干部纷纷支持饶的言论，都站起来批评陈毅。

会议结束后，饶还想向毛主席和刘少奇写了一封长达1500字的电报，其中列举了陈毅的“十大错误”。

在信中，他还明确说明，请中央另寻一位才德兼备的军事干部，来协助红四军发展。

紧接着，红四军中不少领导干部也联名致电中央，指出陈毅的错误。

而新四军中，有不少干部是三年游击战时期的人，可以说，他们都是同陈毅一起历经生死的战友，关系很近。

但在整风之下，大家并没有站在他那一边。不少人以为陈毅犯了天大的错误，不敢同他来往。

在这场会议之后，连平常一起下棋的棋友也不敢登门拜访他了。

很快，毛主席知道了陈、饶二人之间的矛盾，并把他们都叫来谈话。

在那时，主席跟他们说了什么，又是如何快速解决这个问题呢？

找人谈话

毛主席最开头想的办法是，两个主官闹矛盾，只能先调走一个，那应该把谁调走呢？

1943年11月8日，主席给饶漱石和陈毅分别回电，说让陈毅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

陈毅待在延安的这段日子里，就暂时让副军长张云逸代理军长这一职务。

显然，毛主席选择调走陈毅，来缓解两人之间的矛盾。

朋友们不难猜到，陈毅心中是很委屈的，因为事情根本没有说开，只是暂且先把两人调开，避免直接冲突罢了。

临行前，他还写了一首临别诗赠送给主席。

上面曾写到“去去莫复道，松柏耐岁寒”，陈毅与主席都爱写诗，也是诗友。

以“松柏耐寒”自比，可见他已非常克制，并且也理解毛主席的选择。

当然，他也希望抵达延安后，能向毛主席澄清一些批评中指责不当的事情。

1944年3月上旬，陈毅刚到延安，他就向中央申请开会，希望能谈谈自己同饶漱石之间的矛盾。

他本以为毛主席会同意这件事，没想到主席给出的回答出乎他意料。

主席说：“如果你要谈三年游击战的经验，或者谈华中抗战，那很好，我会召集一个会议，谈三天三夜都没问题。

“至于你和小饶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先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那边曾发过一份电报，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看。

“但我看现在的情况，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

陈毅听毛主席这么一说，他也只好说：“好，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暂时不谈。”

毛主席并不是不重视陈、饶二人之间的矛盾，相反，他很关注这个问题。

那时，正值华中抗战，战事吃紧，要循序渐进谈话，解除误会矛盾不现实。

因此，先将两人调开，不直接接触是较为稳妥的选择。

再一个，主席了解陈毅的性格，他一到延安就想谈这个事，其实是不利于解决问题的，反而容易激化矛盾。

陈毅性格爽朗，喜欢“打开天窗说亮话”，但他与饶漱石的问题，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决的，况且还有性格差异上的问题。

不如让陈毅先冷静下来，调整心态，那时候再谈话，要更听得进一些。

陈毅在延安待了十多天后，3月中旬，毛主席找陈毅谈话，询问他与饶之间的关系和矛盾。

就他所说的话，主席给他指出了若干错误，希望他能自我批评。

那个时候，陈毅已冷静下来不少，初步理解了主席的良苦用心，他接受了批评，并向饶漱石和华中局发了一份包含自我批评的电报。

电报中，陈毅大方承认自己在某些认知和处理方式上有问题，遇事容易揣测，重感情，不正面处理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

他认为这些陈腐作风阻碍了两人协同合作，并对这一年在华中工作中，未能发挥自己作用而感到惭愧。

主席读完电报后，对陈毅的态度很满意，随后便向饶漱石还有华中局及新四军军分会的同志致电。

他说，陈、饶两位同志所争论的问题，属于工作关系性质。

主席还特别指出，红四军七大前，陈毅与自己的争论，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这个问题早已解决。

并且他还说，陈毅同志在抗战初期一直执行中央路线，是有功劳的，没有犯路线错误。

最后，主席还补充说，如果有同志对以上两点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请漱石同志解释。

毛主席将陈毅的问题，与路线错误分开，基本上为其定了调，也就是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严重，是小事。

而让饶漱石等领导解释，也是非常高明的一种说法，是一种提醒。

然而，就在毛主席以为这件事已经解决时，漱石同志那边又有了情绪。

这下，毛主席又该怎么妥善处理这件事？

学会忍耐

1944年3月下旬，毛主席办公时，他收到了漱石同志的电报。

这封电报是以个人名义发过来的，其中，他声称，他与陈毅之间的争论，不是重大路线错误，也不是简单的工作关系性质。

饶漱石认为，之所以他们两人会产生矛盾，是陈同志的思想还有组织观念有问题。

电报中还说，陈同志发来的电报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还没有说清楚。

他在电报中特地提起这件事，希望主席能够帮助陈同志。

显然，饶漱石认为主席对陈毅的问题定性定得太轻。

就算不是“重大路线”问题，也不是“工作关系”问题，总归还是有路线问题的，颇有些不依不饶的意思。

饶漱石光明正大，还单独给陈毅发了一封意思差不多的电报。

陈毅一看就生气了，立马写信给主席诉苦。

这个时候，毛主席也不好再致电饶漱石重申态度了。

陈毅调走后，他就是华中局和新四军唯一的主官，不管是再激起他的情绪，还是顺从他的意见，都不太好。

若要解决问题，还是只能从陈毅方面下手解决。

因此，1944年4月9日，毛主席给陈毅回了一封信。

信中，主席说凡事还是要多忍耐，想想自己哪里有缺点，加以改正，照顾大局。

他还说，这件事确实很难做到，但作为一个政治家，需要练习忍耐。

最后，毛主席还关心陈毅的身体情况，说感冒了应当多休息，多吃饭，剩下的事情当面再聊。

可以见得主席相当关怀陈毅，还很在意他的情绪。

回信的第二天，主席就登门拜访开导他，跟他说：“现在你在延安，又回不去，不论怎么说都理不清。

“将来你回去，这件事还能解决，别人对你有误会，这是没办法的事。越解释，误会越大。”

陈毅本来很着急，急于解释自己，毛主席这一说后，他内心的愤懑消解了不少。

之后，他按照主席提出的要求，将全身心都投入到了延安的整风学习过程中去。

他读了主席写的《学习与时局》，其中提到了领导干部在整风后，要放下包袱，醍醐灌顶，当即向主席写信，反省了自己。

1944年12月1日，陈毅再次向主席写信，谈及到了自我修养方面的收获。

他回顾了那几年在华中工作时的情况，他意识到只有自己批评自己，打通思想，才有利于团结，一致对外。

毛主席看后，特别高兴，很快回信，大力鼓励陈毅继续学习，说他的思想是“一通百通”。

在主席眼中，能够坚持整理，改正自己的错误，打通思想上关节，最终实现党内的团结，才是干部们成熟的标志。

“黄花塘事件”以及后续，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不太起眼的小插曲，但它确实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根据。

在这之后，党内涌现出了一大批像陈毅这样能够“打通关节”的成熟的政治家。

本就怀有他意的饶漱石，在后来也被大家发现是有意扰乱人心，意图挑拨后，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陈毅的冤屈终于被洗清，他本人也在这当中收获颇多。

毛主席之所以提出“学习忍耐”，亦可追溯到15年前，红四军七大上，他与朱德、刘安恭、陈毅之间的争执。

那时是真的“硬碰硬”，而他的前委书记也确实被选掉了。但主席也“练习忍耐”，在反思中逐渐进步，才又回来主持工作。

而毛主席是善于教导他人的，他将自己学习到的经验，传授给别人，让大家共同进步。

这是伟人独特的智慧，也正是这一时期的交流和批评，才为后来党的朴素作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