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身居高位者，必须摆正自己的心态，他们每一次的选择都不仅仅关乎个人，还会影响更多人的前程和命运，建国之后也不乏曾经战功赫赫但是被欲望冲昏了头脑的人。

此人不仅曾经是党和军队的领导人，还是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可谓是资历颇深的开国元勋，但是建国后他却多次和政府发生尖锐的矛盾，因为他觉得自己劳苦功高，官职应该更高才对。

1951年，此人写信给毛主席要求让他做中央委员兼河南省委书记，毛主席看完信之后一拍桌子，怒批从此以后永不录用！

此人究竟是谁？为何敢伸手向公正无私的毛主席要官？

戴季英写信要官

1951年，朝鲜战争打响，全国上下人民饱受苦难的时候，还在为奔赴异国战场的志愿军担惊受怕，中央领导也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毛主席更是日理万机。

此时正值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不论是国内的各项建设任务，还是国际上的局势变化，毛主席都要了然于心，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几乎压缩了除了睡觉以外所有的休息时间，但是办工桌上的文件仍然每天都在加厚。

就在这时，开封市委书记戴季英的信一路跋涉从河南送到了毛主席的桌子上，这时毛主席刚开完一个重要的会议，已经连续工作的好几小时连口水都还没来得及喝，刚想抽根烟休息一下，就看到了桌子上厚厚的一摞文件。

毛主席起身来到了办公桌前，看到了这封来自河南开封市委书记的信件，就放下了手里的烟和水杯，想着先将工作处理完，就坐下来打开了这封信。

毛主席原以为这封信是汇报工作的，没想到越往下看越生气，这哪里是汇报工作，分明就是一封要官信，毛主席看完之后将信狠狠的排在了桌子上，大喝这个戴季英简直无法无天了。

戴季英的这封信中，长篇大论的控诉着单位同事们经验不足，不仅不能将他安排的事情妥善办好，甚至出了差错还要在背后抱怨是他的问题，指责之意不能再明显了。

抱怨完同事之后，戴季英又开始细数自己当年的功劳，他这一番“忆往昔峥嵘岁月”只是在给最后一部分内容做铺垫，结尾处他向毛主席说明了自己官职太小，希望能够担任中央委员兼河南省委书记。

毛主席的一生勤政为民，将国家和人民放在首位，始终奉行公正的准则，将大局放在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最厌恶的就是官僚主义作风，结果这个戴季英竟然敢伸手要官，直接就触碰到了毛主席的底线。

要知道，新中国成立之后，多得是想要沾毛主席的光，让中央给他们安排一官半职的各路“亲属”，毛主席一视同仁统统回绝，不仅没有给他们安排工作，还告诫他们不要给群众和国家添麻烦。

就连自己的孩子，毛主席都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他们，教育他们敢吃苦肯受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每当有人认为他对孩子的要求过于严苛时，他就会说谁让他们是毛泽东的孩子呢。

戴季英写信要官之前，毛主席就已经劝说过他，那时的戴季英犯了不小的错误，毛主席希望他能够正确认识到这些错误，并且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继续前行。

但是毛主席没想到，自己以身作则不计得失，而这些曾经能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老干部，居然在生活稳定的时候染上了官僚主义作风，还大张旗鼓的舞到他面前要官来了，毛主席立即对此事做出了批示：

“共产党是不需要像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的，这种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

戴季英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急功近利的，曾经的戴季英也是意气风发，心中怀揣着革命理想，向着国家和人民的大义阔步向前，只不过时过境迁，他也变了。

戴季英此人

戴季英虽然不如朱德、彭德怀那样名震一方，但也是不折不扣的开国元勋，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为早期中央根据地的建立以及红军的武装力量积累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06年，戴季英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与大多数革命者不同的是，戴季英小的时候并没有被生活的苦难束缚，他生活在当地有名的富裕家庭。

黄安县是非常著名的革命圣地，这里诞生了无数的先烈伟人，其中有不少还是开国元勋，建国之后获得将军军衔的百人不止，因此黄安县被后人称为将军县。

戴季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是从小就有一颗报国之心，而他因为家境富裕，从小接受的都是先进科学的教育，在此过程中逐渐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深感其重要。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为了实现自己的报国之志，戴季英经常参与学生组织的爱国行动，20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青团，并且成为了当地学生青年运动的领军人物。

在学生运动中表现出色的戴季英很快就如愿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正式开始了为国家和革命拼搏的生涯，很快他就投入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当中。

但是这次的大革命并没有戴季英想象中的那样顺利，最终因为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因为蒋介石的背叛而草草收尾，年轻气盛的戴季英回到了家乡，想要换一个方式来继续革命事业。

共产党刚刚成立的时候，受到了国民党队伍的疯狂打压，这导致共产党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工作难以开展，只能将重心转移，离开这些大城市，从没有被国民党控制的农村地区开始组建革命队伍。

湖北省的黄安和麻城在1925年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两个共产党的小队，发展到了1927年的时候，这两支小队已经积蓄了足够的新鲜血液，党员的人数接近百人，还有农民自卫队参与其中。

戴季英接受了党的委派，发动并参与黄安县的农民运动，还被任命成为了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几个月之后他就与麻城县委一同发动了“九月暴动”，戴季英在这次的暴动中承担了组织和宣传的任务。

虽然戴季英是初出茅庐，但是这次之后他就有了群众基础，深入底层能更好的为群众组织打基础，两个县的群众和农民自卫团严阵以待，县委就向领导进行了汇报。

没过多久，戴季英就迎来了他人生的高光时刻，1927年11月，中共鄂东特委决定武装夺取黄安，戴季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这次“黄麻起义”的总指挥。

这次起义，戴季英指挥着农民自卫队对黄安城发起了冲击，一同上阵的还有不少支持革命的农民，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只用了6个小时就将黄安收入囊中。

凌晨时分，他们不仅打入了城内，抢占了县政府和警察局，牢牢的将 黄安县控制在手里，还将平常欺压百姓，鱼肉乡里的土财主和豪绅酷吏全部活捉，缴获了大量的物资，成立了黄安县农民政府。

黄麻起义

尽管农民政府是民心所向，但是黄安县农民自卫队的势力与国民党相比差距还是过于悬殊，一些反动势力趁着农民政府刚刚成立根基未稳的时候，勾结了国民党军队攻打黄安县。

尽管起义的领导与平民们奋起反抗，但是一些没有正儿八经打过仗的农民怎么会是训练有素的国民党军队的对手，不敌国军的农民自卫队与黄麻起义的领导人被迫离开了黄安县。

当时黄麻起义拉响了武装夺取政权的号角，并且在大别山建立了红色政权，而戴季英与农民自卫队在此过程中功不可没，因此组织上决定将其改编为红七军，并任命戴季英为红七军的党委委员。

之后戴季英的成长越来越快，他做的许多工作都得到了党组织的认可，曾经认为戴季英年轻、当不得大任的人们也都对他刮目相看，戴季英意气风发，对待工作也更加认真负责。

1933年，只有27岁的戴季英已经搭档徐海东，成为了红25军的政委，更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建立中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红军长征时，戴季英所在的红25军来到了陕西洛南。

戴季英与战士们发动群众，成功建立了鄂陕边区的第一处根据地，他不仅关心百姓的生活，更设身处地的为百姓着想，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制定了一系列的惠民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戴季英接受中央的指派，再次回到了鄂豫皖地区进行抗日活动，并且组织进行敌后根据地的建设，他与高敬亭一同携手组建新四军第4支队。

之后这第四支队就在戴季英的老搭档徐海东的带领下建立敌后场，后来徐海东病重，第四支队的实际指挥权就交到了戴季英的手中，他带领着队伍完成了根据地的建立。

第四支队在整个战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毛主席还亲自表扬了戴季英，肯定了第四支队的成就，河南军区成立之后，戴季英被任命为军区政委。

解放战争时戴季英等人的贡献也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肯定，虽然他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是他并没有其他的将领出名，甚至后人对他的评价大多负面，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曾“靠肃反起家”。

行差踏错

红25军在鄂豫皖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接到了一项任务，上级他们要求对军中的敌特份子进行清除，戴季英义不容辞成为了这次任务的领导者，但是戴季英的调查并不准确，他听信了别人的话，认为军中有不少的敌特，因此大力整治。

这次的行动造成了很多的冤假错案，指挥员被错杀导致25军元气大伤，后来面对国民党的重兵围剿也再难施展往日雄风，不得不北上开始了漫漫长征。

此次事故也常为人诟病，然而戴季英不为所动，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决策与行动有任何问题，尽管搭档徐海东拼了命的阻拦，他仍认为自己是在清理叛徒。

如果说这次的错误是他对清除叛徒太过偏执，那么这件事就是无可辩驳的错误，如果不是被中央红军及时制止，红十五军团的军团长刘志丹同志很可能会被他活埋。

1935年，刘志丹带领的红26与27军建立了西北根据地，而后戴季英就带领25军到达陕北，两支队伍会合之后不久，就根据上级指令改编为红15军团。

但是两军会师之后，戴季英并没有吸取之前的教训，反而将整治叛徒的行动扩大化，还逮捕了官职高于自己的刘志丹、高岗等人，企图将他们也清除。

在此过程中，戴季英颇有一番被当枪使的意味，在红25军到达陕北之前，朱理治、聂洪钧就已经想要抓捕刘志丹，奈何刘志丹位高权重又名声在外，他们不敢轻易动手。

戴季英来了之后，朱理治、聂洪钧他们还观察了一番，毕竟之前的事情让戴季英有了不小的名气，但是与他们又害怕戴季英不敢再出手，没想到观察之后发现戴季英对清理叛徒的态度一如既往。

于是才有了抓捕刘志丹等人的行动，幸好中央红军即使到达，救下了他们，并对戴季英几人进行了严厉的警告，连周总理都生气的批评了几人的行为，但是他们似乎并不认为自己有错。

1944年，戴季英认识到了一些自己的错误，向中央提交了自己写的材料，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在为红军铲除祸害。

建国之后戴季英接受委任成为了市委书记，刚开始的时候还非常兴奋，但是这种兴奋在看到许多老乡成为了开国将领之后就烟消云散，他的内心感到了极度的不平衡。

他并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能力与过往，看到了比他官职高的就眼红，他自己连分内之责都难以承担，只会想着自己曾经做了多少的贡献，应该有更广阔的前途、更高的官职，还多次和政府发生尖锐的矛盾。

1951年，在抗美援朝的关键时候，他写信向毛主席要官，要到北京任职还想升任省委书记，毛主席对这种官僚主义的行为非常生气，后来按照中央的指示，戴季英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

结尾

不可否认，戴季英的前半生曾经为革命事业做出过一些贡献，但是在此过程中他也犯了不小的过错，建国之后中央安排的官职也不低，若他能够一心为民，何愁不能施展抱负。

但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戴季英只记得自己的“丰功伟绩”，不能脚踏实地的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他不满自己的官职，想到的不是努力工作早日晋升，而是伸手去向毛主席要。

无论什么样的干部，在其位就要谋其政，组织没有深究他的错误，还给他安排市委的官职，就已经是照顾他了，但是他却贪得无厌，不仅没有任何的感恩之心，还嫌官职太低，最终被开除也是他咎由自取。

毛主席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和人民殚精竭虑，从未有过哪怕一刻存着为自己和家人的私心，一直以来都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正是因为有像毛主席一样大公无私的领导和干部为国付出，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