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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夏榆/文

林贤治先生熟读鲁迅,尤喜《夜颂》,钟情于“爱夜”者。“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

《巴金:激流一百年》全书五十万字,需要海量资讯研习,更需要沉潜精进地书写,如何在外界频袭的压力之下完成著述,这是我想知道的。林先生答曰:“压力,其实也是动力,就像爱夜者,因为夜能使你紧张,从而意识到力,也即战斗者自身的存在。”

阅读《巴金:激流一百年》,如果沉浸其中,你无法忽视心头的冲击,震撼于身处政治激流中人的命运:那些声名显赫、成就卓著的作家或诗人,他们就像风雪中的寒鸦般在萧瑟的时刻惊悸战栗。他们身心的痛楚与精神的磨难,令你讶异且惊诧。这是我们自己的历史,也是我们自身的命运,因为国家的历史,必然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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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激流一百年》

林贤治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23年5月

巴金有一个已知的公共形象:沉默寡言,然而享有崇高威望。他是当代文学巨匠、文化大师、终身任职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早年的小说“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及《寒夜》,奠定文学事业,晚年写作《随想录》,倡导“说真话”,呼吁“现代政治”,主张“创作自由”,“建立文革博物馆”,对国家公共事务的关注与反思沉痛而深刻,成为良知的象征。

作为《收获》杂志的主编,巴金支持作家大胆探索,省察历史和现实,推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同时鼓励青年作家的文学实验,保护有争议的作家……这一切使其成为杰出人格的典范。

为巴金写作评传的难度在于,老人家的传记多有出版,人物专题或纪录片也广为流传。然而打开《巴金:激流一百年》,让我们看到一位世纪老人更为真切的精神图景,一个鲜为公众所知的巴金:诞生于旧制度的青年反抗者,信仰自由价值,忠诚独立精神;在中年之时沉浮于新中国的政治激流,在其中挣扎、鏖战;为了活下去并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不断自我妥协、长期修正、频繁检讨,在羞辱和罪责中度过一次次劫难,这些瞬间构成巴金的生命历程与思想之旅。

“许多受难者的传记都是根据那些丑陋可怕的标准纸样裁剪出来的。”林贤治写道“命运并非一种神秘的外在力量,而是人的内在储备和时代的基本倾向这两者精确演绎的结果。”“关于巴金,我们不可以相信任何人的结论,包括巴金本人。唯有发掘和累积尽可能多的材料,通过不断地比较、证伪、臆想与反驳,重构巴金及围绕巴金的全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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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

巴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11月

巴金1904年出生,卒于2005年,享年101岁,生命长度贯穿20世纪。他自认为“五四之子”,亲历那个激荡时刻,也继承了它的反叛精神。“无政府主义者”,是青年巴金的思想标签。1949年是一个时代分界,此时的巴金显示出某种迷惘。自我检查,自我批判。这是一代知识分子需要做出的姿态,因为风暴正在降临。

1948年,国民党退守前夕,拟用飞机接载著名作家学人到台湾。其时,巴金、沈从文以及萧乾都拒绝离开大陆,在美国讲学的曹禺和老舍应召回国。此时巴金隐居在家,他最大的希望是能够保持一个安定的生活和写作环境,让他温暖的家庭不至于遭到外力破坏。

随之而来的时局变化出离巴金的想象。一场狂飙般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席卷而来,随着举国统一的政治文化体制的建立,排除、淘汰一批知识分子是不可避免的。文学的派别或营垒正在形成,中国文学分为解放区和国统区两部分。解放区的作家具有“斗争”精神,有一种共同的优越感,相形之下,国统区作家是孤立的、自卑的。

左翼作家郭沫若时任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他掌握着改造作家思想的权力。有读者写信给《人民日报》文艺部,提问道:“如果鲁迅活着,党会如何看待他?编辑收信后转请郭沫若答复。郭沫若回答说:“鲁迅和大家一样,要接受思想改造。”并将沈从文斥为“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在新政权时期,每个人的命运,很大程度取决于此前的社会地位、生活状态和基本立场。对全国作家和文学工作实行统一集中的管理,源自苏联的经验。苏联作家协会是在二十世纪20年代中期成立的“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拉普”具有极端主义、宗派主义的特征,苏俄以外的一些国家也在“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下,将作家统一化、组织化,对作家进行系统的行政管理。

1949年初北京大学教学楼挂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横标,校内以大字报的形式抄贴出郭沫若的名文《斥反动文艺》。此时,沈从文收到一封匿名信,信笺没有称呼,没有署名,只是大大画了一颗子弹。下面有一行字:“算账的日子近了。”沈从文在自述写道:“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高位上。我不毁也会疯去。”1949年3月28日上午,沈从文用剃刀划破颈部和两腕动脉,又喝了一些煤油自杀,抢救过来后被送往一家精神病院疗养。

其时巴金成了旁观者,40年后巴金形容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仿佛就要掉进水里。”巴金回忆自己没有站出来替沈从文讲话时说:“我不敢,我总觉得自己头上有一把达摩克利斯的宝剑。”此时的巴金与那个青年时期的反抗者判若两人,妥协和自保、自我检讨与自我批判贯彻于巴金的日常生活,成了他在残酷政治激流中的求生本能。

1950年3月,沈从文被安排到北京拈花寺的华北大学进行政治学习,不久转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很多时候是在打扫厕所。回忆到这段时光时,沈从文给朋友写信说:“生命的火在沉默里燃烧,慢慢熄灭。国家新生,个人如此萎悴,很离奇。”

“永远被锁在门的里面”。林贤治剖析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境况时写道:“许多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大抵如此。阶级斗争的严酷环境使他们不敢袒露自己。从这时开始,人与人之间确实筑起高墙。巴金到晚年也并没有完全把门打开。打开的只是一道门缝而已。”《巴金:激流一百年》刻画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群像,全书十三章,从“新潮”时期的思想经历开始叙述,横跨革命与烽火,聚焦大时代转折,走近深渊,再到政治新生。“历史是需要想象力的。仅凭21世纪的生存经验,必定无法感受一百年前中国整个社会的氛围,更说不上理解。”林贤治在开篇的感言,应合全书的基调。“他们活着,都需要自我保护。人为的阶级斗争,扭曲一切,粉碎一切。它将逐步消灭真诚的人,正义的人,勇敢的人。”在《巴金:激流一百年》中,万方讲述父亲曹禺的精神困境时如是说。在时代的激流中,作家深陷旋涡,祸患随时临身。作为历史人物的一代文化大师上演着只有他们自己能演出的角色。

林贤治在考察新政权对作家的影响时写道:“在密集的政治运动之上,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和管治体制建立起来。从此,没有单独的所谓个人,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所有社会成员都分别进入单位组织结构,成为单位人、公家人。这是一个带根本意义的变动。”

一代文学巨匠在狂飙般的政治激流中演绎着他们的悲剧般的人生。

权力显赫的文学理论家周扬,作家萧乾称他为“毛主席身边的文艺官僚”,韦君宜曾在回忆录《思痛录》里揭示“多少作家的一生成败都决定在他手里”。红极一时的左派作家丁玲和冯雪峰被当成反右斗争的重大战役来打,批斗人数从几十人扩大到上千人。

老舍在建国之初风光无限,1964年之后“人艺”不再找他写戏,文联组织活动有时也不发通知给他。遭受冷遇的老舍在“文革”中迎来批判的狂潮,最后自沉太平湖。

作家赵树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至死。

历史学家陈寅恪是个异数,1949年他从英国返回清华园,不久离开北京到岭南教书。北京是他青年时代开始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作为迁客,他显然有远避政治旋涡中心之意,然而最终也没能躲避残酷的政治迫害。“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钦定,重现了在政治风暴中知识分子们的行迹。此前丁玲也有规避政治的思想,她以长期从事革命工作的经验告诫胡风说:不要住在北京,也不要做工作。然而胡风没有听进去,他要作别林斯基式或卢卡奇式人物,做时代文学潮流的倡导者和引领者。他需要大舞台,而且需要到舞台的中心。“结果兔子不来,狼却来了。”

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震动全国。有2100人被清查;92人被捕;78人被定性为“胡风分子”;61人被撤销职务,送劳动教养。巴金晚年就他的思想历程总结说:“我的‘改造’可以说是从‘反胡风’运动开始,在反右运动中大有发展,到了‘文革’,我的确‘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给改造成了另一个人,可是就因为这个,我让改造者们送进了地狱。这是历史的惩罚。”“胡风反革命集团”,这起举国轰动的重案,仅仅是浩荡政治激流的前奏。

林贤治评论道:“在一个建基于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体制下生活,一个旧知识分子,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免除恐惧的,所谓‘关山难越’,只能一道关一道关地过。过“政治关”容易产生侥幸心理,人从极度紧张的状态中突然松弛下来,快感随即代替了痛感和耻辱感。”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林贤治在书卷的前页以美国作家托尼·朱特的话语被题记,显示出他写作本书的雄心。只有在更广阔的世界图景之中,才能更清晰,也更客观地认识本民族的历史真相及意义。林贤治作为思想者的旅程可以使他胜任思辨的工作,作为诗人的性情使他具备叙事的诗意,作为历史研究者的严谨使他具备历史感。对公共领域的关注,知识分子精神的研究,使他的思考显示出现代性与普世价值感。

林贤治写作《巴金:激流一百年》,从准备到完成,按照他的说法“不很费时间”(三两年的功夫),因相关的史料、史识都是写前积累的。他是直接写到稿纸上,然后由家人在电脑上誊清。“只需找到一种合适的语言形式即好,或者先自抽掉一根骨头。”此前他已出版过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漂泊者萧红》《守夜者札记》《五四之魂》《时代与文学的肖像》《孤独的异邦人》《时代的忧伤》《平民的信使》《革命寻思录》《呼喊与耳语》等著作,这些写作历程是他整理思想的过程,也是形成见识的过程。

百年历史如同浩荡激越的生命长河,我们只能截取支流以作观察和辨析。

1976年10月5日,“四人帮”被捕。消息延迟14日晚间传到上海。巴金参加社里召开的庆祝大会,会后跟人们一起游行。被压抑了十年的巴金,此时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他上街看大字报,给家人和多位友人发信,报道上海的形势,以及个人的生活。1977年5月23日,巴金开始恢复社会活动。在胡风和右派分子群体还在到处奔走,上访和申告个人境遇的时候,巴金恢复了文革前拥有的一切。从1976年到1979年,《家》一再重印,译作屠格涅夫的《处女地》、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第一、二卷,新著《随想录》陆续出版。

《巴金:激流一百年》以扎实的文献研究、历史考据、个人日志和书信、公开出版物,真实细致叙述了巴金与他所在时代的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境况。“思想整风”、“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在呈现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激流的挣扎时,引入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况的叙述,林贤治将苏联体制与中国制度并置,做比较学研究。他引自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遗孀娜杰日达评述说:“当时所有人在心理上害怕陷入孤独,害怕置身于一致的运动之外,甘愿接受那种可运用于一切生活领域的完整、有机的世界观。”她接着指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些人的内心一无所有,这些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价值观。”

1990年代,巴金几乎都是在上海华东医院与杭州风景区度过。1991年7月他给国际学会研究会写信说:“因为病,我的确服老了,现在我行动更不便,写字很吃力,精力、体力都在不断地衰退,以后我很难发表作品了,但是我不甘心沉默。”

林贤治在评论巴金晚期的写作时写道:“无论如何,《随想录》是1949年以后中国思想界文学界的一部重要著作,它是一个青年无政府主义者在几十年后重拾致力于社会改造旧梦的一次文学实践,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于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忠实记录和严肃的省思。内容涵盖中国政治、文化、道德、和会的多个方面。从书中可以看到,巴金萦怀于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中国的前途,对自由、民主、人权的线状,表达了一种忧思。在劫后的废墟前,他没有逃避个人的责任,在许许多多的冤魂后面,他做出真诚的哀悼和忏悔。”

“在其生命中对自身的检验,”阅读《巴金:激流一百年》时,我也在读汉娜·阿伦特的《卡尔·雅思贝尔斯:一篇赞词》,这是阿伦特在为雅思贝尔斯获“和平奖章”的致辞时的演讲。“他是彻底独立的,不依靠任何群体,包括德国抵抗运动在内。这一立场完全由人格力量来支撑,它的高贵正好在于,即使在极权主义的黑暗中,他也不会去代表任何事物,而只是为自身的生存提供确证。”我以为阿伦特对雅思贝尔的赞词可以映照巴金的生命历程。

“被理性照亮”,这是雅思贝尔斯代表的隐喻。巴金呈现的隐喻是“理性的艰难”,然而巴金熬过了炼狱般的时代。最终这位“五四之子”,以顽强的生命和心灵之旅显现“被理性照亮”的光芒。